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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讀者對三國的了解來自《三國演義》，有少部分的人會去了解《三國志》等正史，再加上許多三國題材的通俗讀物和娛樂產品，這些構成了我們對三國認知的幾乎所有來源。長期以來，我自詡為一個三國愛好者和研究者，但凡所涉獵也不過都是字里行間的英雄往事，它們散落在遙遠不可及的歷史星河里，只能遠觀，并且似乎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沒有什么聯系。

第一次感到三國歷史與自己如此貼近，是源于2018年年初的一趟四川之行。

2018年于劍門關

計劃外的“蜀漢尋蹤”

當時我去成都參加大學舍友的婚禮，看到還有四五天假期，又考慮到多次來川都沒有去過成都以外的城市，于是本著“來都來了”的心態，想試著規劃一下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能在四川走多遠、看多少地方。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旅行理念——以往是選擇好一座城市，然后再去檢索這座城市范圍內的好玩的、好吃的，現在是先設定一個主題，規劃一條線路，然后才確定自己將要去往哪些城市。四川是三國蜀漢政權的核心地帶，也是眾多我們熟悉的三國歷史故事的發生地，故而這趟一個人的旅行，被我命名為“蜀漢尋蹤”。

在開啟這段旅行之前，我唯一熟悉的，也是唯一到訪過的四川三國遺跡就是成都武侯祠，它的確太有名了，是三國迷、蜀漢迷、亮迷（諸葛亮粉絲）必打卡的“圣地”，但它耀眼的光芒某種程度上也讓其他蜀中三國遺跡黯淡了下來。不過，用它作為一個起點卻是再合適不過了，這里是蜀漢開國君臣劉備、諸葛亮的合祀之地，這里同時還存留著劉備長眠的惠陵。

從成都出發，劉備開始了他的東征，并最終飲恨瞿塘峽側的白帝城，諸葛亮開始了他的北伐，并最終扼腕于秋風五丈原。我的路線是，先北上來到毗鄰成都的廣漢、德陽，再循著古蜀道抵達川北重鎮廣元，之后順嘉陵江（古稱西漢水）南下至閬中、南充，最后再回到成都。因為鐵路的便利，這一趟行程基本依靠公共交通就能夠實現，這是現代科技給予訪古愛好者的最好饋贈，不必讓我們生發出“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千古憂思。

彼時是春節前夕，年味已經很濃了，但游客尚不多，旅途上行色匆匆的多是外地返鄉者。往往在景區內走了大半程還是只有我一人，這倒很符合我當時的心境，給我留足了與古人對話的空間。

一路上我到訪了龐統祠墓、劍門關、昭化古城、閬中桓侯祠（張飛祠）、南充萬卷樓等三國遺跡，也捎帶著看了三星堆、皇澤寺等文化遺存。巴蜀大地的文化肌理前所未有地在我眼前清晰了起來，那些三國英雄書寫的歷史，也不再是書中冷冰冰的文字，而是真實出現在我眼前的山川、河流、古道、墳塋……

2020年于蘇州盤門

“館”“保”之旅可“管飽”

歲月的滌蕩讓我們面對歷史時常常有些局促：我們無法與歷史人物對話，無法目擊歷史事件，無法去查證那些困擾后世上千年的歷史真相。歷史畢竟真實地發生過，并留下了一些痕跡。

在龐統墓前我陷入沉思：如果“鳳雛”龐統沒有那么早就折翼于雒城之下，諸葛亮可以留在荊州協助關羽，蜀漢的歷史會不會改寫。在劍門關下，我看到了一個極像人的側臉的山石，追憶起那個試圖挽狂瀾于既倒的“孤勇者”姜維，并試圖去理解他不惜性命也要為蜀漢復國的悲壯行為。這些能夠引起我歷史遐思的地方，被我命名為“歷史現場”。從此之后，歷史現場一直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引著我，讓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放下手中的工作，背起行囊，踏上一段穿梭于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旅行。

我常常將自己的出行戲稱為“館保之旅”，即每到一座城市，則必要參觀當地的博物館和文保單位。博物館收藏陳列有豐富的可移動文物，并以時間與專題為線索勾勒出該地域的歷史全貌。文保單位則散布于城市和郊野，包括古城址、古墓葬、古遺跡、古建筑、祠廟、石窟、碑刻等，其中以“國保”（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最為珍貴，它們是這一地域的歷史底蘊與文化脈絡最為集中的體現。

“館”“保”結合的出行線路，勢必跟常規的旅游不太一樣，避開了喧囂與熱鬧的“熱門景區”，平添了別樣的樂趣。盡管有時候為了節省白天參觀的時間而省略了午飯，但每一次都能得到精神層面的“管飽”。

在三年多的時間內，我克服疫情對出行帶來的層層阻礙，把全國主要的三國遺跡與收藏三國文物的博物館探訪了一遍，其中既有赤壁古戰場、洛陽關林、鎮江北固山等比較成熟的旅游景區，也有如保山諸葛營、岳陽魯肅墓、舒城周瑜城等偏僻難尋、人跡罕至的人文遺跡。在很多陌生城市，我都得到了當地朋友的大力協助，他們或者駕車陪同我去荒郊野嶺里“探墓”，或者幫我尋找互聯網上檢索不到的文物“情報”。

令我最為感動的還是我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文保員，他們大多都是文物古跡所在村的村民，他們沒有多高的學歷水平，卻對文化充滿著熱愛。在洛陽佃莊鎮東大郊村，保存著1700多年前刻立的西晉辟雍碑。文保員李大叔為我介紹了許多這座石碑的歷史典故，他說，正是由于當地村民世世代代的守護，這座石碑即便經歷了特殊歷史時期的風雨，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村里。這里曾是漢、魏、晉時期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的所在地，對文化的尊重在這里早已落地生根。

“倒逼”自己學習考古

正是在以“三國”為主題的旅行途中，《重返：三國現場》一書的結構慢慢成型。但我一開始就明確地告訴自己，不要將這本書做成游記，更不要摻雜入太多個人主觀情緒上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過太多在歷史遺跡前空發議論、沉浸于自我感動的那種文字，它不是一種可以與讀者共情的表達方式，況且今人發懷古之幽思的水平不如古人遠甚。我想做的是更為客觀而冷靜的敘述，我一直認為無論是展柜里的文物，還是郊野里的遺跡，它們自己是有聲音的，會說話的，應當把話筒交給它們，我們只需要提供舞臺、打開音箱即可。

2019年我去日本福岡參觀了中日兩國共同策劃的“三國志”特展，受到很大的啟發。為了這次展覽，策展團隊在中國尋訪了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五十多家文博單位，從中選出了一百六十二件（套）文物。它們用一條清晰的線索，讓文物串聯起了從東漢末年到三國歸晉這百余年風云激蕩的歷史。它們可能是陶器、漆器、青銅器，可能是刀劍、弩機、扎馬釘，可能是印章、帶鉤、簡牘、石楬、瓦罐、畫像石……當它們單獨陳列的時候，也許并不那么耀眼，然而將它們放置在三國這一令人熱血沸騰的主題之下，與我們熟知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相勾連，它們似乎一下“活”了起來，散發著歷史現場的魅力。這些穿越一千八百多年蘇醒在我們面前的文物成了無聲的講述者，為我們逐漸還原了一個真實的三國時代。

我在《重返：三國現場》一書中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整理出一條線索，將那些三國文物、遺跡與歷史進行“匹配”，為讀者呈現一個立體而真實的三國世界。但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僅僅實地探訪是不夠的，還需要涉足大量對我而言完全陌生的知識領域。此前，我自覺對三國歷史還有一些功底，但去寫三國墓葬的規制、三國碑刻的演變、三國瓷器的發展、三國簡牘的內容，凡此種種，幾乎都是從零開始學起，我的書桌上開始堆積起一摞摞的考古報告、文博資料、文物圖錄，寫作“倒逼”著自己學習了不少文物考古知識，在此過程中，我也更深刻地理解王國維先生所說的“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歷史的見證者”浮出地表，讓我們如今獲得了比許多古代史家更多的研究材料和觀察視角，歷史也因此更為生動可信。

一次展覽展出的藏品畢竟是有限的，我試圖在《重返：三國現場》這本書中呈現出一個“紙上博物館”的效果，因此這本書的策劃和寫作更像是一場策展與布展。很多最新的考古成果被我吸納了進來，比如2019年在江蘇南京五佰村發現的三國東吳大將丁奉家族墓，這是為數不多可以證實墓主人身份的三國名人墓地，而且墓中出土的釉陶騎馬鼓吹俑為馬鐙在三國時期的出現提供了最新的佐證。發掘成果公布的時候，我已經快要完稿了，當我意識到這座墓葬對于三國考古的價值后，第一時間通過朋友與發掘單位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系，獲得了一些一手的發掘資料，并有幸得到了官方文物圖片的使用授權。我連忙修改書稿結構，騰出了單獨的一個章節敘述丁奉家族墓的發掘過程和出土文物。書出版后，相關章節也得到了專業考古學者的肯定與鼓勵。

這本書是我對三國文物與遺跡的階段性梳理。如果能讓更多讀者看到，在熟悉的三國故事之外，還有并不太為人所知的三國文物與遺跡，并且能夠激發他們對這些文化遺存進行更深入細致的了解，我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發表于《北京晚報》2024年3月22日17版

成長

• 作家、編劇、文化學者

• 北京作家協會簽約作家

•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

•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 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

• 魯迅文學院第42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

• 中央統戰部第5期自由職業代表人士理論研討班學員。

• 已出版《重返：三國現場》《亂世來鴻：書信里的三國往事》《列族的紛爭：三國豪門世家的政治博弈》《這樣好讀的歷史·三國爭霸》《這樣好讀的歷史·夏商周：文明之源》《群雄逐鹿：彩繪三國演義》等。

• 即將出版《地圖里的三國》《穿越千年的中國奇跡·大運河》《穿越千年的中國奇跡·長城》《季漢最后的三十年》《文保里的北京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