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監督何時能走出病態的怪圈

文：唐山水

輿論監督一直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很多老百姓在遇到困難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法院打官司，或者信訪，而是找媒體幫忙。

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打官司還是上訪，時間都太漫長。如果媒體能夠曝光，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問題往往就會很快解決。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病態的現象？概而言之，是和媒體相關的官員、單位、部分民眾都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今日中國，社會多元、矛盾多發，從大都市的城市病到小鄉村的空心化，從“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到“舌尖上的安全”，從司法不公到生活壓力大產生的焦慮情緒，太多的事情令人擔憂。可哪個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更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能解決的。當這些難題投射到個體生活，就會催生出源源不斷的新聞事件。

在正常情況下，發生新聞事件，記者就要報道，相關單位要承擔應有的責任，如果雙方有分歧，可以通過訴訟等方式解決，讓公檢法部門公平公正解決。如此一來，孰對孰錯，該承擔什么責任，一目了然。

但是，由于涉事單位特別是某些公檢法等權力部門“病了”，事情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有時候，他們執法出現偏差，不但不反思、糾正，反而經常“不處理問題，只處理提出問題的人”。你不批還好,你監督了,反彈反而會更大，給當事人穿小鞋甚或明目張膽地打擊報復的事屢屢出現。

我因為寫文章，幾次被跨省，多次接到各種帶著威脅口氣的電話，就是這種原因。

有些官員也“病了”，所以他們怕媒體、怕記者。為什么這樣呢？根源在于自身經不起媒體監督，在于自身所作所為見不得陽光，一見光就會被揪出問題，一見光就得丟掉烏紗帽。更滑稽的是，很多官員不但害怕負面報道，也很害怕正面報道，因為有可能“拔出蘿卜帶出泥”。

歸根結底，他們害怕公開和透明，不敢把自己置于媒體的放大鏡下接受公眾的監督，經受不住媒體顯微鏡的苛刻審視。很快原形畢露，落到深陷囹圄的境地。遷西縣原縣委書記李貴富落馬，就是這個原因。

民眾也病了，比如我每次推出的文章，都有人支持，有人反駁，有人對號入座。很多人痛斥社會的種種弊端，自身卻容不得半點批評，針砭時弊的文章哪怕跟他（她）扯上一點點關系，都會急眼，甚至罵娘。

有的當事人也很讓人無語，他們經常“遇到問題哭爹喊娘，問題解決立馬翻臉”，這種奇葩事很多媒體同行都遇到過。

在我十多年的媒體經歷中，確實通過自己的采訪報道，解決了一些當事人遇到的問題，但很多時候也無能為力。所以我經常對采訪對象，包括所有向我求助的讀者說，要用法律程序解決問題，不能只依靠媒體。

而且很多時候，當事人的做法確實讓人心寒。有次我寫了一個村干部強拆甚至涉黑事件，文章推出來后效果不錯。不料爆料者很快給我打電話，讓我把文章刪了。說家人都埋怨他，被強拆的又不是自己一家，為什么非要當這個出頭鳥？讓我哭笑不得。

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由于網絡的高度發達，人人都是傳聲筒。想完全杜絕監督幾乎不可能。如果采取高壓方式，很可能“摁下葫蘆起了瓢”，顧此失彼，甚至小事故惹出大麻煩。

于是，輿論監督陷入了一個怪圈——群眾越關心，阻力就越大。具體表現在：送錢送物，設置障礙，請托說情，誣告陷害，有的地方甚至出現暴力抵制監督傾向，有的地方對舉報者打擊報復。

如果媒體不發聲，就無人理會個體遭遇的不公和疾苦，尤其涉及官家，不觸動他們自身的利益，讓他們主動糾錯，簡直與虎謀皮。法治不彰，枉法濫權盛行，難有公平正義。老百姓沒有說理的地方，心中的怨氣就會更大，總有一天會集中爆發。如此周而復始，禍害無窮矣。

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由于這種原因，很多時候一點小事也會鬧出天大的動靜，讓相關各方應接不暇，疲于奔命。

要想走出這病態的怪圈，從上到下都要面對現實。開放媒體，發生重大新聞讓記者們深入、公開報道，讓大家了解真相，而不是謠言滿天飛；民眾也不能太玻璃心，發生矛盾無法調和，就通過訴訟解決，而不是總指望媒體；官員要讓自己更廉潔更干凈，干凈得能經得起最苛刻的監督；記者采訪是“處于公心，出于良心，出于善意”，不是跟誰過不去。

如果不然，這個病態的怪圈還會一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到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