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國民黨要人陳布雷、戴季陶相繼自殺，短短三個月內，接連失去兩位重臣，老蔣聞耗悲痛，終夜唏噓。

眼見敗亡已經無法挽回，人心離散，老蔣緊急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為的是退守臺灣后能夠支撐門面，維系殘局。

1948年12月初，戰局對國民黨愈加不利，老蔣將“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的清單甩給了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的陳雪屏。老蔣指示，此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并經由南京運赴臺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杰出貢獻的知名學者。

陳雪屏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連夜由南京緊急飛往北平，并召集北大、清華校長梅貽琦、胡適等人開會，秘密商討搶救學人的具體實施辦法。與此同時，老蔣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圍城的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識分子卻人各有志，許多人都不愿追隨老蔣南渡臺灣，而是更愿意留在大陸。

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苦苦等候了兩天時間，最后只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的教授登機，其中大部分的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

12月21日，經過一周的動員勸說，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二十幾位教授。

此時的梅貽琦已被國民政府授予教育部長之職，但到了南京沒幾天，他便辭職了。據梅貽琦自稱，是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來，他感到慚愧難當，所以辭去教育部長。

據統計，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最后僅有20多位院士跟隨老蔣逃去了臺灣，剩下60余位院士則選擇繼續留在大陸。

另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已經有2000余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

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之所以愿意放棄歐美舒適的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決然回歸祖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深愛著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二是當時他們看到了希望。

選擇追隨老蔣，南渡臺灣的那一批，胡適是他們中間的代表。

老蔣在爭取胡適的時候，我黨其實也在挽留，當時西山一帶的紅色廣播就曾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保證北平解放后仍讓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與此同時，北大的許多同仁與下屬，也紛紛勸說胡適留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胡適拋出了至今仍被公知分子奉為經典的“面包論”：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胡適選擇南渡追隨，一度讓老蔣感到滿意。12月14日，當胡適一行人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后，國民黨頭面人物王世杰、蔣經國、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專程在機場迎接，轉天中午，老蔣又特意在官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

1948年12月17日，這一天正值北大50周年校慶，同時也是胡適57歲生日，老蔣夫婦不敢怠慢，再次在黃埔路官邸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世人皆知，老蔣平日請客有個習慣，那就是從不備酒，但是在這一天，他卻專程為胡適備酒賀壽，可謂是破格示敬。

胡適對國民黨其實是沒有好感的，但因為核心利益一致，加之一些所謂的歷史情感與歷史責任，最終他們深度捆綁在了一起。

有人說，走掉的如胡適之流，有他們的一份明智，至少他們后來沒有經歷浩劫。其實，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最終命運都挺苦的，胡適之流在臺灣固然沒有經歷浩劫，但最后也都是死于憂困的多，胡適是這樣，傅斯年也是這樣，都是暴死在會場上，算不上善終。

在留守、北歸的那一部分知名學人中，許多人對國家的愛，與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恨，是等同的。

比起胡適之流，他們才是純粹的愛國者。

張伯苓對中國近代教育的貢獻很大，他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愛國者，因為不懂政治，1948年7月張伯苓曾出任國民黨考試院院長，但到了南京只干了一個月，他就看清了國民黨“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黑暗現狀，而后憤慨辭官，回到了天津。

為了爭取張伯苓跟自己走，老蔣曾多次主動登門，再三承諾，結果都吃了閉門羹。

老先生沒有胡適之流的“面包論”，他要堅持留下來的最后的理由非常樸素，我的家在北方，我的三個兒子在北方，我哪兒也不去。

陳寅恪在留守的學人中，算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既不留在北平，也不愿去臺灣、香港乃至海外，最后去了嶺南大學。

沒有留在北平，陳寅恪給出的說法是含蓄的，他說他擔心今后只能吃小米，買不到對他眼中失眠癥至關重要的進口安眠藥；不去臺灣，原因很簡單，他不屑追隨老蔣。

據說，陳寅恪到嶺南大學后，杭立武曾拉著國民黨時任財政部長徐堪前去動員，只要陳寅恪去香港，馬上給10萬港幣及一套新洋房。

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立即回懟過去，你給10萬，那我給15萬，我也蓋新房子給他住。

在陳寅恪身上，你能看到知識分子的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