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 王順然：極高明而道中庸——讀郭齊勇先生《四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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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通識》，郭齊勇著

中華書局，2024年1月

自元仁宗欽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主要教材后，《四書》（《論》《孟》《學》《庸》）無疑是塑造中國人文化心靈的、最重要的傳世文獻。現代人意欲了解傳統文化，最早接觸的往往也是《四書》。因而在傳統典籍中，四書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為參與近四十年中國哲學構建的旗幟性人物，郭齊勇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新著《四書通識》，是“中華經典通識”第三輯的重磅著作。

一

這是一本“能讀懂”的《四書通識》。

雖然市面流行的《四書》讀本不少，但想找到一部既平實規范、又對新手友好的《四書》讀本并不容易。我們這里講郭著《四書通識》是“能讀懂”的《四書》，代表著該書能夠滿足讀者多方面的要求，在這里講兩點：

其一，“能讀懂”的《四書》，基礎在文字的疏通。雖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歷代最權威的《四書》解讀，但此書并不方便接引現代人進入傳統的文化世界。一來是它的文字對現代人而言還有些晦澀，二來它所用的釋讀方式也不方便讀“懂”。比如說，從孟子“不慮而知者”的解釋中，我們還理不清“良知”的意思，那么在釋讀中引一段“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這大概率只會讓讀者更糊涂、在更多概念里兜圈子。而郭著《四書通識》在釋讀過程中，選擇用現代人最平實的話和學界最規范的解釋來講《四書》，這有效地避免了以上兩種問題。比如，在解釋《論語·里仁》“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一句時，郭先生講：

里仁，里是居住，這里講處于何處，里仁即處在仁的境界之中。擇，選擇。處（chǔ），處世之道。知，同“智”，明智，智慧。我們居住在哪里呢？ 居住在仁里面。老漢口有居仁門、居仁里。擇，古人講擇業、擇友、擇鄰。自我選擇、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選擇仁，哪能叫智慧的選擇？

這段解釋，郭先生把“選擇”“仁”“美”“知”等概念在擇業、擇友、擇鄰等這種日常生活的語境中展開為一種生動的心靈歷程，并把選擇“仁”作為立身處世的原則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意識帶給了讀者。

其二，“能讀懂”的《四書》，能浸潤讀者的自我生命。現代人讀《四書》，首要目的還是汲取其中的智慧、浸潤自我的生命，但簡單的文通字順并不能帶來生命的共振，如果不帶著問題來讀，常常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那怎么在《四書》中尋找“智慧”呢？ 我們舉例來講，《論語》記孔子批評宰我“不仁”，宰我竟然能心安理得地在“三年之喪”中“食夫稻、衣夫錦”。故事情節很容易明白，但“通喪”的禮制畢竟和現代人相隔很遠，這里講“仁”“不仁”于我們又有何用？ 那郭先生就講：

“仁”有草根性。筆者做小孩的時候，常聽家中老人講“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將心比心”“秤平斗滿不虧人”等。筆者的雙親時時省吃儉用，顧念一大家人，唯獨克扣自己，真誠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鄰居有難或逃荒討飯的來了，祖父母、父母親都會解囊相助。

聽到這段話就和我們自己的生活近了，現代人也常說“將心比心”，但很少會意識到“將心比心”就是“仁”。“處仁”是一個選擇，是對“愛”的一種推擴，簡單地說，這其中推擴的方式就是“將心比心”。越是平實的文字，越能直接打動人。不需要在理論上論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復雜內涵，按郭先生的講法，就是在“將心比心”的基礎上，更加真誠關照他人，這就是“仁”。儒家講“仁”，從來沒說不要好好照顧自己，但仁愛的推擴，卻帶來了個體生命世界的豐富與擴充，這就是“知”、是“智”。成“仁”的生命世界并不排斥“利”，福報是運命的隨附。我們看此處就是以自我的生命去叩問經典，這其中的對話、思考，就是啟發智慧的場域。用郭先生的話來講，這是“以生命對生命，以心靈對心靈，以真誠對真誠”。

這是一本能反映中國哲學發展進程的《四書通識》。

在關切現代世界、關切現代生活的目光中，“中國哲學”不斷回溯傳統、回溯經典，不斷興起新的“問題意識”。可以說，“問題”的不斷提出與回應，代表著“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形成。郭齊勇先生一直注重將不同的“問題意識”融入對“中國哲學”的解讀，這一立場也體現在《四書通識》的寫作中。

比如，講《論語》就講到“公私觀”“正義論”，講《孟子》就講到“仁政”“民貴君輕”，講《大學》就講到“內圣外王”“治平天下”，這是在政治哲學的范疇中講“四書”，這還包括書中“《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現代意義”一節。又如，講《孟子》也講“心性論”“仁義內在”，講《大學》也講“德本財末”“以義為利”，這是在講中國特質的倫理學。當然，在《論》《孟》《學》《庸》的原意解釋中，郭先生也介紹了中國哲學的“道論”“形上學”。這些“問題”是中國哲學在發展與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標識，“四書”文本對這些問題的回應雖不能稱為全面，卻也是在解答相關問題時不能繞開的內容。帶著“中國哲學”進入“四書”，是現代人能夠恰適地理解傳統的重要途徑。

當然，講“中國哲學”永遠是為往圣繼絕學、為未來留問題。比如，在疏解《大學》“格物致知”時，郭先生通過梳理、比照朱熹與陽明對此的不同理解，展開了作為中國哲學的“道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問題。簡單來講，朱王在“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是朱熹重積累、講“時間一長，就會突然徹悟，自然貫通，無不了解”，而陽明重本心良知、講“克服私意、恢復天理，保證良知得以充塞于內、發用于外”。郭先生通過對照朱王的差異，將中國哲學中“道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這一問題拋出來。這些問題對于中國哲學而言，代表著一種開放性、發展性，它們并不需要確定的答案，而是在探索與追問中體現價值。

三

這是一本保留著“誠敬”“涵養”工夫的《四書通識》。

“哲學”畢竟不是傳統之學，在打破隔膜、進入經典之后，我們也需要得到“四書”的熏習。比如，郭先生在講孔子的“憂樂圓融與生命的意境”時，說到：

孔子有自己的終身之憂和終身之樂：“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他的快樂，是精神的愉悅。他贊揚顏淵窮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同時，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養的意境，游憩于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

這不是在講“概念”，也不是在講“問題”，這是在講“體會”。這種“體會”也不是直接的觀感，而是生命契合的“感通”“感應”。在這個層面上，不是“讀得多”就明白得多，也不是“行得多”就感受得多，能夠將這些文段真切地貫通起來，這其中的浸潤便是真實的。

（王順然：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