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建

偶然遇見一顆酸棗子樹，我凝視著它久久駐足，思緒隨著落葉飄到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不知在何處種下過一棵酸棗子樹，想必現在那棵酸棗子樹也該枝繁葉茂掛果了吧。他姓盧，名曉明，朋友們都稱呼他為盧曉。1958年11月，盧曉明生于桃花江畔的一個普通教師家庭，由于父親是解放初級的領導干部，所以給他起了一個迎合時代氣息的名字——曉明（當時國家處于“大鳴大放”時期，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曉明”諧音小鳴）。

被下放到紅旗山知青點時，盧曉明還不到17歲。雖然年齡偏小、個頭偏愛，但盧曉明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加上穿著時髦、活潑幽默，屬實算得上是紅旗山知青點的帥小伙。記得剛到農村時，盧曉明為了討貧下中農的喜歡，總是殷勤地給老農民發裝著黃金葉的紫煙。有個叫蘇寶子的農民問：“小同志、小同志，這煙從哪頭開始吃（吸）呀？”也不知是吃慣了喇叭筒的艾葉紫煙還是真沒見過這種兩頭圓的紙煙呢？搞得盧曉明哭笑不得。

每年的八、九、十月份是我們知青林場最忙碌的墾復時期，林場每年要把山上的野草枝葉都坎除掉，這樣可以爭取縣林業局的一部分墾復款，好維持我們知青林場職工的基本生活費用。除草不是一件容易事兒，尤其是野草里還夾雜許多荊棘藤刺。當時我們每個知青每天有規定300斤的任務，得肩挑三趟才能完成。有時候為了偷懶，我們不得不“懶人使重擔”，三趟的重量霸蠻作兩次。

雜草捆作兩大捆擺好，用扦擔扦住兩頭，沉甸甸的重量壓在肩膀，勒起血痕是家常便飯；小腿打著顫，三步一歇擔下山區，堆積在柴房里，以便冬天取暖、做飯。記得有次我擔了一百三十多斤的青草，搖搖晃晃走在崎嶇的山間小道上，一不留神絆上了一根樹枝，摔了一趔趄不談，一捆草還滾下山了——天呀！我急得大哭起來……還是一個好心的帥小伙（我現在的先生）下到半山腰把那捆草搬了上來。

比起我們，盧曉明的待遇就強多了。由于他年紀小，知青點上的高新林書記就盡量給他安排輕一點的農活，比如看山啦、打碼子啦、記公分啦、給熟透的花生地守夜班啦，諸如此類。看到我們累得氣喘吁吁，盧曉常常朝我們噓寒問暖，或是講一個舒緩心情的笑話。

當然，她有時候也不忘朝我們炫耀一下自己輕松的工作：“哎呀，我在山上守山可以睡覺的呢，哪像你們累得半死，我睡覺守山經常會被螞蟻咬醒來的呢……”這樣的炫耀常讓我們氣得牙癢癢，但又無可奈何，誰叫盧曉是大家的“開心果”呢？

盧曉明雖然年紀小、個子也小，但干起活來從不偷懶，也沒有思想包袱，總是帶著詩人一般的樂觀主義。后來他和大家一塊回了城、參加了工作，還找了一個不錯的漂亮女孩結了婚、生了子。再后來，他通過自己的勞動成為了知青點上首家發家致富的知識青年，令人無不羨慕，無不敬佩。

往后的好幾次知青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聚會，都沒能看到他，打聽才知道，由于盧曉明發家致富比較早，沒有拓展新的經濟思路，思想沒能與時俱進，成天混跡在社會上，結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沉迷于打牌賭博，甚至染上了毒癮。

我還聽說就在前幾天，盧曉明重病住院，與世長辭。我始終未能和他見上一面，嘆息之余，我不由唏噓，到底是世俗的偏見還是人間的冷漠，讓我們沒有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沒能送他一程？答案已經無關緊要，我只能來回憶他——我們紅旗山知青點上的盧曉明，以此聊表哀思。

為了確認這個噩耗，我再次給知青點的LYJ秘書長打電話。盧曉明是19號上午走的，下午就火化了，沒有開追悼會。他走的時候只有三弟在病榻前陪著，不免凄涼；另外，我還知道了是父母的身體和經濟的壓力拖垮了他；他的前妻已經再婚，現任女人在他重病期間不見了人影；他的兒子為了生計在外奔波，終究沒能趕回來見他最后一面……

聽到這里，我已泣不成聲，真是欲語淚先流。那條眉清目秀、活潑幽默的生命，怎么就會被現代社會物欲橫流的世俗所吞噬呢？

我想起來了，桃花江，三塘街，紅旗山的山頂上有你親手種下的一顆酸棗子樹！

劉東建，女，湖南南縣人，中共黨員，畢業于益陽地委黨校黨政干部專修班，大專學歷。檔案館員，益陽交通運輸管理局正科級退休干部，現任益陽交通老年科協副會長。益陽市作家協會會員，益陽市女子作家協會副主席。

堅持文學創作四十余年，先后在《黃淮文學》《勞動時報》《益陽日報》《遼源日報》《廣西電視報》《遼源日報》《棗莊日報》《營口日報》《當代商報·文旅周刊》等中央及省市報刊及《新湖南》網絡媒體發表散文、詩歌等各類作品60余篇（首）,并多次榮獲年(季)度優秀獎，出版個人作品集《記錄者·生活短章》《記錄者·夕陽之戀》《記錄者·旅居筆記》等三部，近5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