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5日，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布爾漢領導的蘇丹武裝部隊(SAF)與副主席達加洛領導的快速支援部隊(RSF)在首都喀土穆等地爆發武裝沖突。雖然沖突雙方均為官方武裝力量，但性質全然不同。布爾漢代表了蘇丹傳統的軍事和政治精英，來自達爾富爾的達加洛則代表了邊緣地區部落的利益。據聯合國統計，隨著沖突一周年的臨近，軍方內亂已造成約800多萬人流離失所，近2500萬人需要援助，這一數據仍然在持續增長。當前，武裝沖突仍然沒有平息的跡象，蘇丹武裝部隊控制該國東部大部分地區，快速支援部隊控制西部及首都喀土穆大部分地區。伴隨沖突局勢的延宕，蘇丹國內的其他地方武裝力量也選擇進場，投入到新一輪的央地沖突、權力角逐和政治博弈之中。

一、既有“央地沖突”推動快速支援部隊迅猛發展

某種程度上而言，此次軍方內亂可以被視為蘇丹既有央地沖突的延續。自獨立以來，蘇丹便長期面臨嚴重的“央地沖突”問題。針對中央政府的武裝叛亂，在蘇丹的南部、西部及東部等邊緣地區頻發，導致了南方的獨立、西部的達爾富爾危機以及東部問題。此類沖突本質上是央地沖突的集中體現，即：長期受到壓制的邊緣地區，因為政治權利、經濟發展利益長期受到忽視，而選擇挑戰中心地區對國家權力和財富的壟斷現狀。

當前，快速支援部隊以西部的達爾富爾地區為依托，與堅守蘇丹東部的政府軍持續拉鋸戰。作為蘇丹“央地沖突”表現最為激烈的地區，達爾富爾與蘇丹中央地區的央地關系歷史久遠。早在17世紀，富爾人便在達爾富爾地區建立王國，并擁有根深蒂固的獨特文化傳統。20世紀初，富爾國伴隨英埃軍隊入侵走向滅亡，并在外力干涉下并入蘇丹版圖，此后在政治與經濟上長期處于邊緣化地位。殖民統治時期，經濟財富以及工業化與城市化集中在首都喀土穆及北部的尼羅河谷地帶，埋下了“央地關系”中的不和諧因素。

1958年，達爾富爾與蘇丹的南方議員為捍衛獨立時代的地方利益，提議建立中央權力下放的聯邦制政體，遭到烏瑪黨與人民民主黨組建的聯合政府的駁回。最終，獨立后的蘇丹建立起了單一制國家，尼羅河河岸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延續了央地關系中既定的中心與邊緣結構。20世紀80年代，阿拉伯游牧部落與達爾富爾原住民爭奪水源和土地資源，雙方爆發沖突并引發多輪達爾富爾危機。該地區原住民主張分散中央政府權力并實行區域自治，蘇丹政治伊斯蘭政黨——全國伊斯蘭陣線領導人哈桑·圖拉比予以支持。邊緣地區代表逐漸聯合，挑戰河岸精英部落的傳統主導地位，形成地方勢力集團。

1998年，達爾富爾和科爾多凡地區的6個州聯合起來，組建了西蘇丹各州協調大會，其政治影響力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國民議會中不斷上升。2003年，震驚世界的達爾富爾危機爆發。為了遏制愈發壯大的地方勢力，時任蘇丹總統巴希爾扶植達爾富爾地區的阿拉伯部族武裝“金戈威德”，使后者從阿拉伯民兵發展成為準軍事力量，在對抗達爾富爾抵抗組織“正義與平等運動”及“蘇丹解放軍”的過程中充當先鋒力量。

在既有“央地沖突”的背景下，“金戈威德”在蘇丹前總統巴希爾的大力扶植下不斷壯大，充當中央政府鎮壓達爾富爾地區反對派組織的工具。2013年“金戈威德”改組為“快速支援部隊”，并在達加洛的領導下以雇傭兵的身份深度參與也門、利比亞的實戰，甚至得到俄羅斯雇傭兵集團“瓦格納”的支持。在巴希爾“借力打力”的戰略指導下，“快速支援部隊”實力不斷增強，且獨立性愈發明顯，為蘇丹軍方的分裂埋下了禍根。

二、邊緣與河岸阿拉伯部落角力導致軍方分歧公開化

盡管“快速支援部隊”長期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達加洛作為邊緣地區阿拉伯部落利益的代表，依舊受到河岸阿拉伯部落及城鎮地區傳統穆斯林精英的打壓。為謀求上位，達加洛反復調轉忠誠對象，導致雙方齟齬不斷。事實上，快速支援部隊與蘇丹政府軍的沖突早有跡象，直到2023年4月武裝沖突的爆發才廣受關注。

早在2007年10月，達加洛就曾以蘇丹政府拖欠工資為由，率領部族武裝發起反叛行動，威脅要襲擊南達爾富爾州首府尼亞拉。同年11月，達加洛聯合地方反叛組織“蘇丹革命陣線”向蘇丹政府施壓，并帶領70余輛重型武裝車輛叛逃。達加洛將其反叛力量稱為“真理力量承諾”，聲稱在達爾富爾地區作戰的阿拉伯人，不僅沒有得到工資與死難者賠償，而且在醫療、教育及基本生活物資方面缺乏保障，其反叛行動目的在于“為阿拉伯人爭取正義”。

阿拉伯部族內部矛盾的放大，進一步加劇了邊緣與中心地區的對立。2007年，南達爾富爾州的阿拉伯部族武裝發生兵變，并迅速擴散至達爾富爾北部和西部地區。阿拉伯叛軍在扎林蓋地區對政府車隊及安全部隊發動了一系列襲擊，蘇丹政府滿足叛亂分子的經濟訴求之后，雙方的矛盾才暫時得到緩和。2008年初，達加洛向蘇丹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作為換取其“忠誠”的條件。具體包括：政府授予達加洛陸軍中將軍銜，授予其叔父及兄弟相應官職，并向其支付44萬美元的現金。雙方和解后，達加洛手下約3000人被編入政府軍，約200-300人將接受政府方面提供的軍官培訓。

此后，達加洛麾下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在2013年正式改組為“快速支援部隊”后，逐漸在蘇丹安全領域占據重要地位，達加洛本人亦逐步邁向了蘇丹政治權力的中心。2019年4月，達加洛聯手布爾漢與多方反對派力量推翻巴希爾政權，達加洛出任蘇丹主權委員會副主席。2021年，達加洛與布爾漢再次聯手推翻哈姆杜克文官政府。在掌控國家政權后，雙方的合作逐漸讓位于權力斗爭。

為了增強勢力，雙方在對內和對外政策方面不斷角逐。達加洛對內占據達爾富爾地區金礦資源，迅速壯大自身經濟實力，并于2023年初陳兵喀土穆；對外則與阿聯酋及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國家保持密切聯系，出兵參與周邊地區戰事。與此同時，布爾漢對內加速政治過渡進程，力圖在兩年過渡期內收編“快速支援部隊”，整合并掌控蘇丹武裝力量，拉攏達爾富爾地區其他反對派制衡達加洛；對外則與埃及保持密切聯系。某種程度上而言，2023年4月雙方武裝沖突的爆發，是邊緣地區部落改變既定中心-邊緣結構的嘗試，意在挑戰河岸部落及城鎮地區主導國家發展的既有權力格局。

三、地方武裝進場攪動軍方兩派的權力博弈

當前，蘇丹武裝沖突依舊持續，而邊緣地區其他武裝力量亦牽扯其中，為蘇丹未來的局勢走向增加了不確定性。蘇丹獨立至今，歷經持久內戰的考驗以及政府層面的多輪分化和沖擊，達爾富爾地區相關武裝力量實力依舊，典型的代表是達爾富爾地區抵抗組織“正義與平等運動”及“蘇丹解放軍-米納維派”。

2011年南方公投走向獨立之后，西部的達爾富爾地方武裝力量成為對抗中央的重要地方勢力。2020年達成的《朱巴和平協定》，便著力于實現蘇丹政府與達爾富爾反對派的權力分享。根據協定，“正義與平等運動”領導人吉布里爾·易卜拉欣成為蘇丹的財政部長，該組織逐步向蘇丹政府靠攏。2023年11月，“正義與平等運動”“蘇丹解放軍-米納維派”與蘇丹政府軍達成共識，組建三方軍事聯盟共同對“抗快速支援部隊”。

三方軍事聯盟開啟了蘇丹本輪沖突的新階段，地方武裝力量進場并參與到蘇丹軍方兩派的權力博弈之中。各方勢力依據不同的利益考量，推動蘇丹從中央到地方的敵我陣營重新組合。2024年3月21日，“正義與平等運動”參與加達里夫前線政府軍對快速支援部隊的作戰。在軍政府的允許下，“正義與平等運動”在蘇丹東部開展大規模招募活動，極大推動了成員的多元化，擴大了該地方武裝部隊的規模和支持基礎。同年3月24日，“蘇丹解放運動-米納維派領導人明尼?米納維宣布加入政府軍對快速支援部隊的戰斗。

預計，蘇丹地方武裝力量將打破當前蘇丹軍事力量各派的實力平衡，在新一輪的蘇丹武裝沖突背景下，“正義與平等運動”以及“蘇丹解放運動”的軍事實力有望提升。目前，布爾漢已經表示其態度立場，即：希望“正義與平等運動”在戰后編入政府軍。然而，布爾漢動員地方武裝力量對抗“快速支援部隊”的戰略，與巴希爾曾經扶植“金戈威德”以鎮壓抵抗組織的策略并無本質區別。

當下，達爾富爾危機懸而未決且愈演愈烈，設若三方軍事聯盟取得了本輪武裝沖突的勝利，隨后三方是否會復現央地關系中的博弈難題，是否會將蘇丹引向新一輪的權力博弈，蘇丹軍隊是否將會迎來新的內部分化，一切皆有可能。達爾富爾地方武裝和抵抗組織，或將成為下一個“快速支援部隊”。復制巴希爾借力“金戈威德”的戰略，對于當前的蘇丹政府軍而言，結局或可能是“飲鴆止渴”。

四、權力博弈邏輯之下蘇丹武裝沖突前景暗淡

當前，國際社會多元力量嘗試推動蘇丹沖突的解決，美國、英國、阿聯酋及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四方機制”。此外，美國還聯合歐盟對沖突雙方實施金融制裁，但強制實現停火的路徑并未取得成功。阿聯酋因為達加洛盟友的身份，長期對后者提供資金與公共關系支持，已經喪失了蘇丹政府軍的信任。此外，既有的和平方案局限于停火而非實現蘇丹的全面和平，加上交戰雙方不斷公然違反既有的停火協議，蘇丹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的政治局勢實屬難料，短期內轉圜的前景暗淡。

伴隨蘇丹沖突局勢爆發一周年的臨近，2024年3月20日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呼吁蘇丹沖突雙方落實安理會第2724號決議，盡快實現齋月停火，最大限度避免平民傷亡，防止沖突進一步外溢至周邊國家。沖突雙方的當務之急，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停火協議，避免造成更加惡劣的人道主義災難。而沖突的根本解決則有賴于涉事各方達成合理的權力分享方案，改善央地之間、各軍事力量內部及其與地方武裝之間的結構性問題。

文章來源：揚州大學紅海地區研究中心，《紅海地區研究簡報》2024年第1期·總第1期。文章精簡版發表于《世界知識》2024年第9期。

【作者簡介】付海娜，博士，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從事蘇丹與南蘇丹問題、阿拉伯世界政黨、中東國際關系、國際發展援助研究。王以寧，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研究生，主要從事蘇丹政黨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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