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聯想
金新

王灣《次北固山下》有語："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他描繪了一幅多么富有生活哲理的畫面：殘夜未盡，太陽就從海上涌現，帶來一片光明；春天從舊年底便開始，未到新年江南已先有了春意。

看來，萬事萬物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里那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就此意義上來說，似乎又應該是文人墨客一種善意的杞憂。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緩緩過渡。在宇宙的時間與空間王國內，有一座或無形或有形的“飛虹”，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春天來了，欣欣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之中醞釀。

若夫歐陽修《戲答元珍》：“東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桔，凍雷驚筍欲抽芽。”當我們顧慮東風吹不到這天涯來，當我們失望二月山城還見不到春花開放；殘雪壓著的樹枝頭還掛著桔子，解凍時節的雷聲已驚動了竹筍居然要綻出新芽。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默默滋生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它最先接受時代的信息，將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機隱藏在現象之后。
春天來了，欣欣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之中發展。

至若守璋《晚春》：“草深煙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百草豐茂以致茫茫的景象影影綽綽，樹林茂盛以致夕陽的光輝微微淡淡；不下雨而花瓣還是紛紛落下，沒有風而柳絮自會飄散。事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其內部的新質必將否定舊質，事物必然就要起質的變化。

難怪乎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高歌：“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農歷甲辰年龍年之尾，春天在農歷乙巳年蛇年之首！
其實，春天如此，萬事萬物亦然而皆在“相互”之中。

喜歡寫雜文的人一定喜歡思想，喜歡思想的人一定喜歡談論真理，喜歡談論真理的人一定以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日前重讀《呂氏春秋·戎夷》，一種負罪后的羞愧籠罩著全身，感悟到我們有時常常以自欺欺人的真人君子的面目在奢談真理、玷污真理，酷似一位假道學。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后門。與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呼！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其意可直譯為：戎夷離開齊國去魯國，天氣非常寒冷，但是卻在城門關閉后才到。他和一個門生在城外露宿，天更加寒冷了，對門生說：“你給我衣服，我可以活；我給你衣服，你可以活。我是國家有名的學士，為了國家而舍不得死。你是微不足道的小人，不值得愛惜生命。你把你的衣服給我吧。”門生說：“我既然是小人，又怎么可能會給國家有名的學士衣服穿呢？”戎夷嘆息道：“唉！我的學問要失傳了！”脫下衣服給了門生，到半夜就死了。門生于是保全了性命。
面對這個欲揚先抑頗有點悲劇性質的故事的結局，毫無疑問我們會高聲贊揚戎夷而譴責學生；而倘若結局是學生讓出衣服，我們將會怎樣？我們一定也會大聲稱頌學生而譴責戎夷吧！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合理的推論。問題是，君子偉大固然應活，小人平庸亦不該死。

《詩經·大雅·桑柔》語：“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一旦君子貪生成小人，小人義死成君子。孰對孰錯，那真理豈不是河東河西無須十年“風水輪著轉”？看來，這真是一個邏輯上使人處于兩難境地的的話題。
當然，越是兩難的命題，越有思考的價值，事物的多樣性會在兩難中盡顯本色。
春天的聯想，我們該聯想到什么？一言以蔽之，由包含想到包容！
在杭州某名校待的時間長了，慢慢發現一條規律：每當高考一發榜，有些平素望子成龍抑或望女成鳳的家長們，面對自己孩子不小心應試的陰溝里翻船而名落孫山的嚴酷事實，竟然大多會一改以往不可一世的腔調調侃，相同度最高的“精神勝利法”大抵為：“寧要快樂的傻子，不要憂郁的天才！”

記憶中，這兩句話原是廣州購書中心的多年前的暢銷書《我平庸我快樂》封面上的雷人之語。書作者周洪通過一位父親反思女兒成長教育的過程，倡導“人性教育”的理念，提出要讓孩子從“天才”教育的重壓下逃脫出來。

記憶中，四川曾有一個中學生因被美國哈佛大學錄取，記載她成長軌跡的書《哈佛女孩劉亦婷》一時風靡大江南北。而周先生那本家教讀物的走俏，明顯是“反叛”彼時“天才”教育一定程度上的的成功。
其實，由“天才”到“平庸”，是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走極端似乎是我華夏的國粹。這我們只要打開電視，看著那宮廷戲的泛濫成災，過來人就會回想起“文革”中帝王將相劇趕盡殺絕的凄涼。
“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這句曾令多少人人性異化的言語，現在肯定失去了交際的市場。但其邏輯結構仍深深地刻印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張中行先生在世時于《文匯報》撰文對明末名士錢牧齋進行評價，他談到倘若自己生活在那個時代，既不會投降清人，也不會跟著李自成去濫殺無辜。對此，不是有某文化名人跳出來，指摘行公“走第三條道路”，是漢奸汪精衛，是“曲線救國”嗎？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業已成為十年浩劫的笑柄之余，時間與反思過濾或曰改造掉的僅僅是語言這種“思想的外殼”。任何思想，絕不會像人死了裝進棺材埋入地下那樣簡單，那樣一了百了的。
極端是一種對立。“辯證法不知道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線，不知道什么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并且在對立的東西之間起中介作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如是說。事實上，極端是和現實格格不入的；否則，這個世界就只能開一朵紅花抑或黃花。而即便當同一類花兒產生或“淡妝”、或“濃抹”的色彩層次，“死亡”就隨之來臨了。在思想的地平線上，單調往往是以毀滅為代價的。
如果講一唯的“非此即彼”是辯證法的死敵，那么寬容便是辯證法的畏友。房龍的《寬容》飽含深情地引用過先哲的話：“為什么我們異教徒與基督鄰朋不能和平相處呢？我們仰面看到同樣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塊土地上，住在同一蒼天覆蓋之下。每個人自己選擇尋求最終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關系？生存的奧妙玄機莫測，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條。”
不能成為“天才”，強迫是一種誤區；能夠成為“天才”，放任亦是一種誤區。無法成為“天才”而高喊“我平庸我快樂”，更是一種誤區：“我平庸我快樂”，難道不能“我天才我快樂”？“平庸”與“天才”之間并沒有一道明顯的“分水嶺”。溫斯頓·丘吉爾讀書時，一方面在低年級停滯不前，另一方面能一字不漏地背誦麥考利的1200行史詩，并獲得了全校的優勝獎；在幾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時，居然又成功地通過軍隊的征兵考試，結果出人意料，許多名次在先的人都失敗了……就是這樣一位早年學習不佳的學生，后來成了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兩次出任首相，甚至在195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何況，不能做“天才”，未必一定是“平庸”，而這兩者畢竟是少數，還有豐富多彩的社會“中堅”生存狀態。
權威部門有過統計，自《哈佛女孩劉亦婷》2000年9月首次登入非文學排行榜以來，沒有幾年，便總共有16本相似的所謂素質教育性質的圖書84次沖入每月排行榜的前30名，嗣后，這批圖書銷售出現了整體下滑的趨勢；相反，《我平庸我快樂》《何必上哈佛》等一大批反“天才”教育的書，開始受到青睞。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它提醒我們，“反叛”盡管在教育領域，卻意味著極端正試圖改變世界或者說社會的多元，一份深深的無奈的背后是辯正與寬容的式微。
我們期望自由自在的快樂，可應警惕一種自由自在的快樂很有可能扼殺了另一或更多種自由自在的快樂 ！
行文之末，有必要交代一下24年前那個紅透半邊天的哈佛女孩劉亦婷讓人失望的現狀：“根據劉亦婷的國外社交賬號顯示以及校友的證實，劉亦婷畢業后，先后在波士頓咨詢、百事和一家對沖基金公司做過短期的實習，隨后在美國開了一家‘睿識資本’，但是不幸倒閉了，后來又跟別人合伙開了‘慧恩資本’，四年后再次倒閉，她現在是‘秦嶺資本’的合伙人。在婚姻方面，劉亦婷嫁給了自己的校友，一名美國律師。”呵呵，“泯然眾人也”！
至于《我平庸我快樂》之“閨女她媽”“胎教的故事”“沒有教養”“閨女當官”等內容，現在鄙人連交代一下都覺得是一種時間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