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博爾赫斯：一個厭倦的人的烏托邦

烏托邦是個希臘詞，意即沒有這么個地方。
------克維多

沒有兩座小山是相同的，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樣。

我在平原的一條路上行走。

我并不特別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何馬，在得克薩斯，還是在文人們稱之為潘帕草原的地區。

左右兩面都不見一點燈光。

像往常一樣，我悠閑自得地背誦著埃米利奧·奧里韋（奧里韋（1893—1975），烏拉圭醫師、詩人、作家，作品有（從無航跡的海洋》、《象限儀之歌》等。）的詩句：

可怕的平原一望無垠，
接近了巴西邊境。

詩句中平原的形象有增無已，越來越大。

腳下的路坎坷不平。

開始下雨了。

我看見兩三百公尺外一座房屋的燈光。

房屋是長方形的，很矮，四周栽有樹木。

應聲為我開門的是個男人。

身材高得幾乎使我害怕。

他穿著灰色的衣服。

我覺得他是在等人。

門沒有安鎖。

我們走進一個木板墻的長房間。

天花板下掛著一盞發出黃光的燈。

不知什么原因，屋里的那張桌子使我感到奇怪。

桌上有一臺計時的滴漏，除了在銅版畫上見過之外，我是第一次看到實物。

那個男人指點一把椅子讓我坐。

我嘗試了幾種語言，但對方聽不懂。

他開口時說的是拉丁語。

我拼湊早在大學時代學過的拉丁文，同他交談。

“從你的服裝看來，”他對我說，“你是另一個世紀來的。

語言的多樣化帶來了民族以至戰爭的多樣化；

世界已回到拉丁語的時代。

有人擔心它會退化到法語、奧克語或者帕皮亞門托語（奧克語，法國普羅旺斯地區的方言；帕皮亞門托語，西印度洋群島中庫拉索島使用的方言。），不過這種危險不會馬上發生。

此外，我對過去和將來的事都不感興趣。

我沒有答腔，他接著說：

“如果你不討厭看別人吃東西，你陪陪我好嗎？

我明白他注意到我的不安，便說好的。

我們穿過一道有邊門的走廊，到了一個小廚房，里面的器皿全是金屬制的。

我們端了一大盤晚餐回去：

一碗碗的玉米花，一串葡萄，一只不知名的、味道像無花果的水果，一大罐清水。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面包。

主人的臉輪廓分明，眼神有些怪。

那張嚴肅蒼白的臉我此后再也沒有見到，但再也忘不了。

他說話時毫無表情。

我難以用拉丁語表達自己的思想，但終于對他說：

“我突然出現不使你感到驚奇？

“不，”他回說。

“這類訪問每個世紀都有。

逗留的時間不會太長；

你最遲明天就到家了。

他蠻有把握的口氣使我安心。

我覺得應該向他作個自我介紹；

“我是歐多羅·阿塞韋多。

我1897年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已經七十歲了。

我是英美文學教授，還寫幻想故事。

“我看過你寫的兩篇幻想故事，”他說，“印象不壞。

一篇是《勒繆爾·格立佛船長航行記》，許多人認為實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學集成》。

但是我們不談事實。

現在誰都不關心事實。

它們只是虛構和推理的出發點。

學校里教我們懷疑和遺忘的藝術。

尤其是遺忘個人和地方的一切。

我們生活在有連續性的時間內，但我們試圖在永恒的狀態下生活。

過去給我們留下一些名字，但語言卻有把它們遺忘的傾向。

我們回避無用的精確記敘。

沒有年表，歷史，也沒有統計數字。

你說你名叫歐多羅；

我無法告訴你我叫什么，因為人們只稱呼我某人。

“那你父親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都不叫。

我看到一面墻壁上有擱板。

我隨便翻開一本書；

里面的字母是手寫的，筆畫清楚，但是無法理解。

那些剛勁的線條使我想起北歐古老的盧納字母，但盧納字母只用于碑銘。

我想未來的人非但身材比我們高大，并且比我們能干。

我本能地瞅瞅那人細長的手指。

他說：

“現在給你看一件你從未見過的東西。

他小心翼翼地遞給我一本莫爾的《烏托邦》（莫爾（1478—1535），英國政治家、作家，曾任眾議院議長、大法官。他最著名的作品《烏托邦》宣揚了空想社會主義，分上下兩部，上部揭露了英國君主統治下當時社會的黑暗，下部描寫了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美好社會，消滅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以及城鄉對立。原著用拉丁語寫成，1516年出版，1551年出現了拉爾夫·羅賓遜的英譯本。），那是1518年在瑞士巴塞爾印刷的，書中缺一些書頁和插圖。

我不無賣弄地說：

“這是印刷的書。

我家里有兩千多本呢，盡管不如這本古老貴重。

我高聲讀出書名。

對方笑了。

“誰都看不了兩千本書。

我活了四個世紀只看了五六本。

再說，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溫故知新。

印刷這一行業已經取締，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沒有流傳必要的書籍數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繚亂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說，“有一種普遍的迷信，認為從每個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間總要發生許多事情，不了解它們仿佛是不光彩的。

地球上充斥集體的幽靈，加拿大、巴西、比屬剛果和歐洲共同市場。

那些柏拉圖式實體以前的歷史幾乎誰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數家珍地說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會，迫在眉睫的兩國斷交由秘書的秘書起草的、一律謹慎而含混的總統文告。

“這些文件的目的是讓人看了忘掉，因為不出幾小時就有別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把它們抹掉。在各行各業中間，政治家的工作無疑是最顯眼的。大使或者部長仿佛是殘疾人，到東到西都有招搖的長車隊，由摩托車手和隨行人員包圍，有急切的攝影記者等候。我母親常說，這些人像是斷了腿的。印在紙上的圖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實。唯有出版的東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這是我們獨特的世界觀的原則、手段和目的。在我經歷的昨天，人們很天真；制造商說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復，他們便信以為真。搶劫是經常發生的事，盡管誰都知道有了錢并不帶來幸福和安寧。”

“錢？”他接口說。“貧窮是難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現在誰都不受貧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猶太教博士一樣，”我說。

他仿佛沒有明白這句話的意思，自顧自接著說下去。

“城市也沒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蘭卡灣，從那里的廢墟來看，湮沒的東西不多。既沒有財產，遺產也就不存在。一個人活到一百歲，已經成熟時，便準備面對自己，面對孤獨。他已經生了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我問道。

“對，只生一個。鼓勵人類繁殖是不恰當的。有人認為神才具有宇宙意識，但誰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聽說目前在討論全世界的人逐漸或同時自殺的利弊。不過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正題。”

我同意了。

“滿了百歲之后，人就能擺脫愛情和友誼。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對他已不是威脅。他從事一門技藝，研究哲學、數學，或者獨自下棋。他愿意時可以自殺。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當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這是引語嗎？”我問他。

“當然。我們只剩下引語。語言本身就是系統的引語。”

“我那個時代的壯舉，宇宙航行又怎么樣？”我說。

“我們幾世紀前就已放棄了那種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們無從逃避此時此地。”

他微微一笑補充說：

“此外，任何旅行都屬于宇宙范疇。從一個星球到另一個星球，和從這里到對面的農場并沒有不同。你進入這個房間時也是一種宇宙航行。”

“確實如此，”我回說。“人們還談到化學物質和動物。”

那人轉過身去，望著窗外。外面的平原一片白雪，在月光下靜悄悄的。

我鼓起勇氣又問：

“還有博物館和圖書館嗎？”

“沒有。除了寫挽歌以外，我們要忘記昨天。紀念活動，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沒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學文學藝術都得由自己創造。”

“在那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必須成為他自己的蕭伯納、耶穌基督和阿基米德。”

他點頭同意。我又問：

“政府呢？”

“根據傳統，政府逐漸廢棄不用。政府舉行選舉，宣布戰爭，征收稅款，充公財產，下令逮捕，實行新聞檢查，但是世界上誰都不聽它的。新聞界不再發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們不得不尋找誠實的職業；有些成了優秀的丑角演員，有些成了好郎中。當然，現實比我說的要復雜。”

他聲調一變說：

“我蓋了這座房子，同別的房子一模一樣。我制作了這些家具和器皿。我耕種田地，別人我沒有見過，可能種得比我好。我給你看些東西。”

我跟他走進隔壁一個房間。他點燃一盞也是掛在天花板下的燈。角落里有一架只剩幾根弦的豎琴。墻上掛著長方形的畫布，色調以黃為主。

“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說。

我察看那些畫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畫布上的圖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無限深遠。

“你喜歡的話可以拿去，作為一個未來的朋友的紀念，”他平靜地說。

我向他道了謝，但是別的畫布使我覺得別扭。我不能說它們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無幾。

“你用老眼光是看不出上面的顏色的。”

他細長的手指撥弄豎琴琴弦，我幾乎聽不出什么聲音。

那時候傳來了敲門聲。

一個高大的婦女和三四個男人進了屋。可以說他們是兄弟，或者年齡相仿，我的主人先對那婦女說話：

“我料到你今晚準來。你見過尼爾斯沒有？”

“有時見見面。你還老畫畫。”

“但愿比你父親畫得好一些。”

手稿、圖畫、家具、器皿；家里什么都不留下。

那個女人和男人們一起搬運。我沒有氣力，幫不了他們的忙，覺得慚愧。誰都沒有關門，我們搬了東西出去。我發現屋頂是雙坡的。

走了十五分鐘后，我們朝左拐彎。遠處有一座塔形建筑，圓拱頂。

“那是火葬場，”不知誰說道。“里面有死亡室。據說發明者是個慈善家，名字大概是阿道夫·希特勒。”

守門人的身材并不叫我吃驚，他為我們打開鐵柵欄。

我的主人嘟噥了幾句話。他進去之前舉手告別。

“雪還沒有停，”那個婦女說。

我的坐落在墨西哥街的辦公室里保存著那幅幾千年后某個人畫的畫布，畫布和顏料是當今世界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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