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情報史上，有前后“龍潭三杰”之說，可以說，他們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接改變了共產黨的命運。

周恩來是這樣評價的：

在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是前三杰，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便是后三杰。

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他們都是潛伏在“西北王”胡宗南的部隊中，可很少有人知道，在“西北王”的虎穴中，一個平時不穿軍裝、不行軍禮、一副名士派頭、不問政治、只重親情的人，竟然也是紅色特工，而且比“龍潭后三杰”潛伏得更深。

他就是“西北王”長官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兼電訊科科長戴中溶。

• 胡宗南只從交大招募通訊人才

戴中溶曾兩度進入胡宗南的部隊，正是這段經歷，使他有機會書寫了改變中共命運的傳奇故事。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個書香門第。歷史上，嘉定尚學文風經久不衰，明清時期，嘉定就出了 3 個狀元、 134 個進士、979 名舉人。戴中溶的祖父是晚清秀才，學富五車，設私塾授徒是他主要的職業；他的父親也了不得。他敏而好學，開風氣之先，創辦了“清鏡女校”，親自教體操、唱歌等新課程。

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戴中溶和弟弟戴中孚均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妹妹戴中扆則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與后來的科學家錢三強、何澤慧、王大珩等成為同班同學）。

上海交大是一所百年名校，當時大師云集，特別是理化教師，大多都是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如張廷金就是我國無線電學先驅，在中國電信界享有盛譽，他在課堂上教授的知識很多就是他在美國讀書時剛有的，從火花電機開始到電子管、真空管，當時就與國際接軌了。

在大學期間，戴中溶接受了通訊救國的思想，所以，他把全部的的精力都放在了學業上，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當然，能夠進入胡宗南部隊，一方面是他的學習成績，另一方面則是他的性格。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這一點在他的身上體現得非常充分。

當時，胡宗南是蔣介石最親信的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是他學生中第一個當師長的。

胡宗南號稱“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個旅就相當于人家一個師。當時他的師部在地廣人稀的甘肅天水，最初部隊之間通訊用騎兵連，師、團相距幾十里、幾百里，那么大的地域，聯系很不方便。這時，上海交大畢業的陳一伯就幫他初步建立了無線電臺。由于地處“鬼不下蛋”的荒涼大西北，陳一伯沒多久就離開了，但因此胡宗南對交大情有獨鐘，后來直接點名要交大人。

1934年戴中溶畢業時，曾在國外深造無線電技術的魏大名，回國后被物色到軍統，四處推廣無線電通訊技術。胡宗南已經嘗到了甜頭，對此很感興趣，認為這一技術在地廣人稀的大西北很有實際意義，便指派魏大名專門赴上海交大物色人才。

學校推薦了戴中溶，魏大名也看中了他，但他答應只干兩年。

當然，作為一個特殊人才到部隊核心，胡宗南這關也非過不可。戴中溶剛從大學畢業，本人的思想、經歷、背景等都很單純，為人正直講話直率，很少與他人交往，更不喜歡談論政治性問題，這點讓胡宗南很滿意，但最終決定錄取并讓胡宗南放心、放手，絕對信任，卻是因為戴中溶入職提了三個奇葩條件：

“一不加入國民黨；二可以不參加‘總理紀念周’；三平時可以不穿軍裝。”

戴中溶所提的三個條件，充分反映了他不愿參與政治，只愿搞技術的性格特點。

當時很多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可胡宗南聽了后，不但不生氣，反而認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就這樣，他走進了“西北王”的軍營。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戴中溶兩年服務期滿，這兩年他很郁悶，也很煎熬，所以，連假也沒請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淞滬抗戰期間，胡宗南部隊開到上海與日軍作戰，倉促上陣，兩度參戰，兩度失利，損失很大。

蔣介石怕他被打垮，讓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統治地盤不斷擴大，部隊也擴充為34集團軍，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西北王”。

此時，他躊躇滿志，信心爆棚，開始整頓部隊。這期間，他總感到通訊發展不起來，就再次找到戴中溶，一定要他回去，說是要抗戰、要發展，要他去培養無線電人員，于是，戴中溶熱血再次沸騰，抱著一線希望又回來了。

• 妹妹戴中扆助他走上革命道路

可是，干了一段時間后，戴中溶再次萌生了離開胡宗南部隊想法，而且這個想法很強烈，離開后他將去延安。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隊的任務是為其培訓無線電報務員和建立無線電通信網，他建立的無線電通信網，甚至可以到達團、營級別單位。這對胡宗南控制部隊，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胡宗南很開心。

但是，因為要四處奔波，接觸各方面的人員，這也讓戴中溶看到了國民黨軍隊嚴重的腐敗現象，賭博成風，隱蔽的走私很嚴重，妓院跟著隊伍走這些黑暗面。他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離開這里去延安。

其實，早在大學期間，戴中溶的心中就播下了共產主義的種子。戴中溶有兩個好朋友顧德歡和張光斗，他們三個人從小離家在一起讀書，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顧德歡在三人中最聰明，功課年級第一。顧德歡家是小地主，生活還可以，因為憂國憂民，大二時顧德歡就參加了革命，不斷地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還向戴中溶介紹《資本論》，給他看這方面的書。后來顧德歡因為搞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

胡宗南的隊伍在大西北，距離延安較近，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抗日時期，可在胡宗南部，戴中溶沒有看到他們積極抗日，反而同室操戈，這讓他在思想上本能的產生了厭惡。同時，在在譯電室他也能看到共產黨和紅軍的動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令他十分敬佩。

戴中溶第一次離開是因為失望，第二次回來，是因為胡宗南信誓旦旦要整頓隊伍，匯聚力量，共同抗日。他帶著希望回來了，可現實教育了他，一個隊伍搞不清為何打仗、為誰打仗、靠誰打仗這些根本性問題，又怎能救國救民呢！于是，他從失望到希望，最后走向絕望。

他要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就在他苦悶時，1938年底，他妹妹黃葳（原名戴中扆）來他這里。

黃葳讀書時就入黨了，后來與于光遠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華畢業后留校任教，抗戰時清華內遷長沙，接下來就要遷去昆明，她不愿跟隨，想去延安。經過西安時，她就住到他這兒了。戴中溶一見妹妹就說：

“我在這里算是看透了，這軍隊不是抗日救國，而是反對共產黨的。”

他心中苦悶，急于把積壓已久的憤懣向妹妹傾訴，他知道妹妹在清華上學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便直言道：

“我想改名黃甦，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隊伍！”

黃葳到延安后，匯報了他的情況。

胡宗南的部隊與延安直接相鄰，對中共中央首腦機關的威脅最大，他的一舉一動都關乎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中共地下工作的重點對象。中央在聽取了黃葳匯報后，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即通知八路軍辦事處，讓戴中溶不要離開，因為要打進去一個人都非常不容易，何況從外面就算打進去也沒有他這樣好的條件。再有入黨問題，中央認為戴中溶這樣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通知他暫時不要入，但一定要堅持留在這個位置上。就這樣，戴中溶成了不是中共黨員的紅色特工。

• 他比秘書熊向輝享有更多的特權

因為戴中溶不問政治，胡宗南對他很放心，不久就提拔他當了少將機要處副主任。機要處下設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戴中溶分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譯電室是機要重地，規定只有胡宗南和他的參謀長可以進，而戴中溶是例外，他經常可以進到譯電室去，甚至有時還把譯電拿來看看，因此，他能看到譯出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胡部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都能看到。他跟譯電室的人也很熟，他們打牌他也看看，但不與他們瞎混。譯電室在師部的最后一進院落里，戴中溶就住在譯電室隔壁，當時胡宗南、參謀長等人也住在這個院落內。戴中溶不問政治，胡宗南也知道，所以也愿與他講講話，院落中間是個院子，他們有時就在院子里聊天。

所以，戴中溶搞情報，不用偷，東西就在他面前，非常方便。中央給他的主要任務是核對或收集重大的情報，一些情報到他這兒核實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線在收集情報，他的工作還是很簡單的。他不寫任何東西，不得不寫的必須燒掉。關鍵是聽指示，不能妄動。

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機密電報，“由機要室主任送過來，但電報信封兩頭封口，都有用機器打的鏤空的保密條，別人不能拆看”。 因此，有許多機密電報熊向暉是看不到的。中共西安情報系統負責人王石堅也曾經幾次讓熊向暉尋機偷出胡宗南的密碼，都被熊向暉拒絕，熊向暉的理由是這樣太過于冒險，一旦暴露就會前功盡棄。可以說，戴中溶無疑是比熊向暉他們潛伏更深的臥底，在黨的命運處于危機的關鍵時刻，發揮了與熊向暉同樣的作用，甚至更直接更關鍵。

為了傳遞情報方便，當時中央先后派派社會部的羅青長和王石堅到西安做他的聯絡員。王石堅開了家書店，在西安很吃得開。他還按組織要求，找機會把地下黨員王金平錄用到他的機電室，作為自己的副官負責維修工作，其實是幫忙傳遞情報。

在潛伏期間，戴中溶利用職務之便，為延安從上海采購了很多電臺所需要的器材，不僅如此，他還把胡宗南的電臺密碼和頻譜波段都告訴了延安，這樣胡宗南在我軍面前幾乎沒有秘密可言。

從1938年到1947年10月初，戴中溶始終沒有離開過胡宗南的身邊，這期間，他和西安的情報人員一起，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

無怪乎，周恩來說：

“我們在西北戰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

戴中溶干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就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對保衛延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 因電臺案入獄

1947年9月下旬，由于王石堅麻痹大意，北平的中共地下電臺被軍統跟蹤偵測到信號，電臺人員當場被抓，牽連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從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陽、西安、蘭州等地，整個北方系統的中共情報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西安方面，與戴中溶聯系的書店老板和王金平也被捕了。

沒幾天，南京方面懷疑戴中溶有問題，暗地里搜查了戴中溶的住所，因為他平時很注意，沒留下任何痕跡，所以，特務們什么都沒查到，但他們知道延安的妹妹來過，以此為理由，向胡宗南要人。

胡宗南一向認為戴中溶這人不問政治，不相信他有問題，與延安的妹妹正常往來，正說明這一點，所以，他和參謀長都不同意交人。但南京緊追不放，礙于面子，只得派了駕小飛機從外地將戴中溶接回西安，并要戴中溶自己去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接受調查。

當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個處長找戴中溶談話，問他與在延安的妹妹往來情況。

戴中溶都坦然承認。

妹妹兩次到西安，兩次去延安，都住在戴中溶這兒。在1939年的反共高潮中，共產黨身份公開的妹妹大著肚子活動就已被特務盯上了，這時被迫撤回延安。可那時她正要臨盆，無法行動，戴中溶就趕快安排她在一個教會醫院住了下來。戴中溶兄妹情深，從不穿國民黨軍服的戴中溶特意穿上軍裝，佩戴好少將軍銜，天天去看她，特務守在醫院門口，不好下手，只好到胡宗南處告狀。

胡宗南并未生氣，因為他知道，戴中溶不問政治，只重親情，毫不在意。

在這種情況下，妹妹讓他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夜里派車沖出去。戴中溶去了辦事處，辦事處說，朱德和周恩來要回延安，辦事處要派8部車送，你妹妹可夾在中間，戴中溶當時就放心了。因為胡宗南是周恩來的學生，車隊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問此事，他也承認兩次去八路軍辦事處。

軍統拿不出戴中溶“通共”的證據，但也不放人。

電臺案公審后，戴中溶因“通匪”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解放后，戴中溶被安排到通訊部隊工作，從事無線電技術方面的工作。一直渴望科學救國的他，在舊社會沒有完成夙愿，在新社會卻如愿以償。

新中國成立初，他曾完成開國大典電控升旗裝置的研制任務，保證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按下電鈕后，第一面五星紅旗準確無誤地升到旗桿頂端。

1950年，戴中溶如愿以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5年后，被授予中校軍銜。

抗美援朝期間，他在解放軍通信兵部組織改裝日、美遺留下來的電訊器材，裝備志愿軍。

1958年后，戴中溶調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新技術室副主任，參加編訂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十二年規劃，參與了我國半導體事業的開創工作，參與了上海嘉定科學城的建設實施工作。

1972年后，戴中溶回到了中國科學院，主持西安長波授時系統的設計和建設。當時提出衛星上天，時間要準確到微秒級，他被安排到天文臺主持這項工作，在多方協助和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長波授時臺，為此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和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

2007年戴中溶去世，享年98歲。

戴中溶這個名字對國人來說雖然鮮為人知，甚至有些陌生，但他一生無愧于傳奇而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