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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暨非法集資案件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如需轉載，請私信或聯系作者本人獲得授權）

核心爭議：低價售卡是商業行為，還是非法換匯的掩護？

《法治時報》近期公布了一起江蘇連云港發生的充值卡類非法經營案引發關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霍某等人通過低價銷售國際通用禮品卡，涉嫌為境內外客戶提供非法外匯兌換服務，涉案金額高達17億元。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但警方的偵查思路與法律定性已引發廣泛討論。本文結合法律條文與案件細節，探討此類案件的定罪關鍵。

題外話：

首先要提出的的是，該文章的行文存在明顯的未審先罪的入罪主義傾向，比如文章中的對于行為人霍某等人的身份描述為“犯罪分子”，而文章末尾已經明確，本案正在審理中。根據我國刑法規定，行為人是否定罪，最終應該由有管轄權的法院判決確定，因此在國內的刑事案件中，嚴謹的原則是對于行為人的身份描述，統一都是“犯罪嫌疑人”，而非“犯罪分子”，此處是行文的瑕疵，但因為事關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必須首先提出。

一、案件核心：新型“非資金池”換匯模式

傳統的非法換匯案件通常依賴“資金池”——犯罪嫌疑人需在境內外囤積大量人民幣與外匯，通過“對敲”方式完成兌換。例如：客戶A（境內需換匯者）將人民幣支付給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通過境外賬戶將等值外匯轉至客戶A的境外賬戶。

然而，本案中霍某團隊采用了一種更隱蔽的“非資金池模式”，以虛擬禮品卡為媒介，繞開資金池限制：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通過低價出售充值卡的方式，回收人民幣，作為非法兌匯的對敲資金。具體的方式，當地辦案機關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舉例。本文的討論，也是以警方公布的信息為基準，而案件中當事人是否真的構成犯罪，還需要等待最終法院對于法律適用和證據是否充足等問題的充分公正審判后確定。

1.傳統的中轉式對敲換匯犯罪

根據本案的報道，本案是兼具資金池式直接對敲換匯和非資金池式換匯兩種模式。

資金池對敲模式：比如境內有換匯需求的客戶a，其需要將人民幣換成外匯，其將人民幣支付給霍某等人后，霍某等人在境外支付對應的外匯給到客戶a的境外賬戶內，此時，霍某等人的行為直接構成提供非法換匯服務的非法經營罪。該行為是本案定罪的最直觀事實。

這種模式，就是典型的對敲模式，人民幣和外匯沒有物理上的直接聯系，分別在境內和境外發生，在傳統的這類案件模式中，需要犯罪嫌疑人（換匯錢莊，黃牛）有一個充足的人民幣和外匯的資金池，但是近些年由于虛擬貨幣/虛擬充值卡的出現，資金池模式發生了一些改變。

比如本案中，對于客戶a這種需要將人民幣換成外匯的客戶，霍某等就需要有外匯儲備或者便捷的外匯來源，因此，辦案機關舉例中，又提到了一個關鍵角色，客戶b，和關鍵工具——充值卡，從而解決了兩個問題：外匯從哪里來，人民幣從哪里來。

（圖片來自《法制時報》）

2.使用工具的非資金池模式換匯錢莊

對于換匯客戶b，其需要將手中的外匯兌換成人民幣。而犯罪嫌疑人霍某等人，與境外的嫌疑人合謀，從境外有出售外匯需求的人士也就是客戶b手中購買外匯，該外匯支付給境外卡商，卡商交付充值卡給霍某等人，霍某在境內出售充值卡給國內買家，從而收到國內買家支付的人民幣后，霍某再支付對應的人民幣給到客戶b相應人民幣賬戶內。以此方法，霍某等人團隊得以完成人民幣的支付。

可以總結，霍某團隊提供換匯服務的人民幣來源與a類客戶支付的人民幣和充值卡銷售收入，而外匯來源則來自于境外嫌疑人介紹的客戶b類客戶，而使用的外匯價值轉換工具為充值卡，即通過外匯購買充值卡，銷售獲得人民幣，以此實現無資金池模式的換匯服務。此模式中，作為工具的充值卡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其是虛擬數字卡，方便利用互聯網傳輸，第二這是具有全球的流通性。而類似的工具，就是虛擬貨幣，特別是各類認可度高的穩定幣。

二、如何區分霍某到底是普通的卡商還是換匯黃牛？

許多中小卡商因采購渠道受限，可能通過非正規渠道獲取外匯購買禮品卡。此類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筆者看來，這類案件中的一個定罪關鍵點，就在于如何區分犯罪嫌疑人霍某，到底是普通的卡商，還是非法服務的換匯黃牛？

1.是否直接為他人提供換匯服務？普通的卡商，其客戶就只有一種，就是購卡的客戶，而不是換匯的客戶。比如連云港案例中，霍某等人直接為客戶a提供了人民幣-外匯的非法換匯服務，這種行為直接觸犯了非法經營罪的相關規定，屬于非法提供換匯服務。案件證據材料中，如果警方找到客戶a類這種客戶，基本就是可以確定，霍某等人的行為，包括買賣充值卡的行為，都會被高度懷疑為提供換匯服務。

2.營利來源是否來自于卡的銷售？營利模式是否合理？反常的低價出售充值卡，不符合基本的商業邏輯，屬于假借合法外衣手段掩蓋非法換匯目的。在正常的商業邏輯中，如果是普通的卡商，其盈利的模式，就是通過低價收購充值卡，高價出售充值卡，從充值卡的價差中獲利。而如果是以低廉的價格快速出售充值卡，甚至價格出現高買低賣的倒掛利潤現象，此時就可以通過常識判斷，該卡商的目的不在于通過卡盈利，而是希望通過充值卡出售快速的變現，其真正的盈利點在于為A和B這類客戶提供換匯的服務（當然，通過充值卡買賣順便賺一點，也存在這種可能性，但不是目的）。而在案件中的證據中，對于為客戶a和b提供換匯服務收取的利潤或者手續費，對于充值卡的收購和出售價格，都會成為確定其營利目的和營利結果的關鍵性證據。

3.是否主動參與換匯服務？若僅被動采購卡密，無證據表明與換匯需求方合謀，則更可能屬于行政違法；霍某直接與境外的換匯團隊相互勾結。在霍某等人案件中，還有個關鍵角色，就是境外的換匯服務團隊，案件中，客戶B這類群里，就是由境外的換匯服務團隊找到，境外的換匯服務團隊提供的主要就是介紹換匯服務，直接構成非法經營罪。根據警方的描述，霍某等人與境外的換匯服務團隊直接勾結，合謀提供換匯服務，即主觀上存在犯罪故意。普通的卡商在采購充值卡時，往往也會通過一些地下錢莊獲得外匯，比如充值卡業務中比較常見的就是需要獲得奈拉，這種行為，如果不是以提供換匯服務為目的，普通卡商的行為構成非法換匯的行政違法（違反《外匯管理條例》第45條），提供換匯服務的錢莊構成非法經營罪。但是如果卡商與境外團隊直接合謀，形成長期的換匯合作，并且自己也提供A類客戶的換匯服務，此時，行政違法的行為定性，就會變化成非法經營的刑事犯罪，注意，這里并不是簡單的量變導致質變的關系，而是行為模式本身的變化。

正是因為這種“合謀”行為的存在，結合前述的證據，這類卡商其所謂的采購充值卡行為，就異化為一種非法的換匯工具性行為。

4.案件中，即便不存在客戶a這類人員，即如果董某并沒有直接為某些人員提供直接的換匯服務，而是純粹的提供充值卡買賣服務，但是如果其明顯的存在與境外換匯錢莊合謀提供換匯服務的行為，其本質上也會從卡商變化為地下換匯錢莊的人民幣變現獲取通道，從而構成共同犯罪。當然，這種定性的變化，關鍵性的證據，比如其作為變現渠道的非法營利目的，比如直接收取傭金，或者通過價格差獲得利潤等等。

題外話：在本案中，還提到了一個角色，即圖便宜購買充值卡的普通消費者小王，小王在購買充值卡后，就被凍結了賬戶，原因是與涉及洗錢的賬戶有交易記錄。再此也提醒普通公眾，消費行為一定要多加謹慎識別。另外，對于這類付款人的凍卡行為，辦案機關也應該加強識別，單純的與涉案犯罪行為無關的純付款行為，應該謹慎凍卡，慎用全額凍卡，在快速識別后及時解凍，更加體現辦案機關對于普通公民權益的保護。

曾杰：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非法集資金融犯罪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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