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歲允許結婚，釋放生育潛能？

大會尚未召開，提案已然亮相。

全國政協委員、某院院士陳某某提出了一份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提案，建議將法定婚齡調至 18歲，從而提高生育人口基數，釋放生育潛能。

看到這般 “高見 ”，著實好氣又好笑。

好笑的是，這位院士莫非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真空之中？在現實社會里，眾多 30 歲的男性還在 “婚姻市場 ” 中苦苦尋覓伴侶，不少 30 多歲的女性對婚姻卻敬而遠之。降低結婚年齡究竟能解決什么問題？即便部分適婚男女幸運地找到了意中人， 30 歲之前大概率也不愿生育，結婚與生育豈能簡單劃等號？

可氣的是，降低結婚年齡，促使年輕人早早結婚，其目的竟是為國家生育。為何要多生孩子？只因擔憂未來人口數量不足。這背后的潛臺詞，無疑是將年輕人視作生育機器，是典型的把人 “工具化 ”、當作 “手段 ” 的思維。

我向來對一些人口問題專家的觀點和建議不太認同。無論是老一輩的馬寅初，還是新晉的梁建章，他們在探討人口問題時，都存在一種傾向：把人當作手段和工具，而非目的本身。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擔憂人口過多、資源不足時，便會不擇手段地限制生育；當擔憂年輕人數量不足、老齡化嚴重時，又會千方百計地鼓勵生育。這兩種做法，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了工具和手段。

有句話說得好：“發展經濟是為了讓人住更好的房、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醫療，而不是通過住房、教育、醫療來發展經濟。” 前半句體現了以人為本，將人當作目的；后半句則是以發展為本，容易把人當手段。顯然，前半句更具人文關懷。倘若人僅僅是發展經濟的工具，或者僅僅把人口當作一種資源甚至礦井，即便經濟得到了發展，也未必能提升人們的幸福感。

這些院士、人口專家，無疑都是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但我還是建議他們讀一下《知識分子與社會》這本書，反思自己是否陷入了 “知識分子的自負 ”。書中列舉了不少國際知名知識分子的不靠譜言論，他們雖心懷天下，卻因對現實認知不足、知識儲備有限，常常做出離譜的判斷和預測，進而提出適得其反的建議。

關于人口問題，人口專家的預言似乎鮮有準確的時候。

1968 年，美國人口問題專家保羅 ? 埃利希在暢銷 300 萬冊的《人口炸彈》一書中宣稱，如果不控制人口， 70 年代世界將面臨饑荒，上億人會餓死，到 1989 年全球將有 40 億人死于糧食短缺和環境惡化引發的大滅絕。埃利希做出這般預言時，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認知的局限和知識的不足。以 1968 年的人口供養能力，去預測 30 年后的人口困境，這無疑是刻舟求劍。

當然，我相信人口專家建言的初衷是好的，都是為了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未來。但再好的初衷，若不以尊重人為前提，而是把人當成手段和工具，這種 “好意 ” 反而可能導致悲劇或災難。當初推行 “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 ” 政策，出發點同樣是好的，是不是導致了一些悲劇？

再回到 18 歲允許結婚的建議。雖說這是為了 “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 ”，可有沒有想過，倘若真有大量 18 歲的孩子結婚生子，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剛高中畢業的孩子，社會經驗匱乏，生理雖已成熟，但心智尚顯幼稚，此時就讓他們為人父母？我想問提出此建議的人，要是您家有剛滿 18 歲的孩子，您愿意讓他馬上結婚生子嗎？

當然，即便真的把結婚最低年齡改成 18 歲，其實也達不到釋放生育潛能的目的。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法定結婚年齡確實比中國低，日本的法定結婚年齡，曾經是男 18 歲、女 16 歲， 2022 年改為男女均為 18 歲，然而日本卻是著名的老齡化社會。

只要對社會稍有了解，就會明白婚育狀況是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問題，而非單純的年齡問題。制約人們結婚生子的因素，絕不是法定結婚年齡。為了釋放 “生育潛能 ” 而降低法定結婚年齡，不僅無法實現政策初衷，反而暴露出把人當成工具的潛意識。

就算大家不介意把人當作手段和工具，為了達到美好的初衷，為了讓建議更具可行性，也請在提建議前深入了解社會，多觀察人間百態，多體察年輕人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