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商馮某、駱某位于深圳市寶安區的兩棟房子被強拆后，均起訴政府違法強拆。深圳市中院和廣東省高院先后確認系“違法強拆”。

2月28日，馮某網絡發文控訴，“在法院判決確認強拆行為違法后，（政府部門）至今仍拒絕賠償！這嚴重損害了深圳的法治形象……”

據馮某在文章中描述，2008年，他與朋友駱某（彼時，均為廣東人）依法取得深圳市寶安區鳳凰崗股份公司長龍坑的一塊集體土地，并在當時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建造了兩棟房屋。

從上面的圖片看，這疑似兩棟建設豪華的別墅類房屋。法院生效判決中對案涉房屋有更細致的描述。2008年11月，馮某和駱某共同出資與寶安區鳳凰崗股份公司合作建房，有償取得該公司在長龍坑一塊集體土地。這地塊原規劃屬于“二類居住用地”。他們對土地進行了平整，分別在地上建了一棟房。

2009年5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于農村城市化歷史遺留違法建筑的處理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旨在全面清理、甄別處理農村城市化歷史遺留違法建筑。

《決定》提到，市政府應當對全市違法建筑進行全面普查，建立違法建筑臺賬和數據庫，逐項列明建設當事人或者管理人、區位坐標、用地屬性、建筑面積、建設時間、類別和用途等內容。違法建筑建設當事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按要求向違法建筑所在街道辦事處申報。

據馮某描述，2010年，他們向寶安區政府申報了歷史遺留違法建筑處理，并取得了政府受理回執（編號NO.0312676、0312677號），建筑編號501-0901-03001-A、501-0901-03002-A。

法院生效判決中提及，據查，在上述申報過程中，深圳市鳳凰股份合作公司、鳳凰崗社區居委會在申報表蓋章同意申報，寶安區西鄉街道辦亦加蓋了公章。

筆者注意到，馮某、駱某的房屋屬于《決定》中列舉的第五類“違法建筑”——2004年10月28日之后至本決定實施之前所建的除經區政府批準復工或者同意建設外的各類違法建筑。

《決定》提到，經普查記錄的違法建筑，市政府應當區別其違法程度，根據本決定以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計劃的要求，分別采用確認產權、依法拆除或者沒收、臨時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處理。

“按照政策，我們的房屋應處于待確權狀態，在深圳市出臺具體處理文件后再進行確權。”馮某說，2019年12月，在深圳市政府尚未出臺確權處理文件的情況下，寶安區政府未給予任何補償、未履行合法程序，強行拆除了他們的房屋，造成近6000萬元的經濟損失。

馮某、駱某質疑，在法律尚未明確的前提下，某些官員為何急于執行拆除，這樣的行政行為是否符合依法行政？于是，他們便將寶安區土地規劃監察局訴至法院。

據法院審理查明，2012年3月5日，原深圳市寶安區規劃土地監察大隊向駱某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2012]第0010729號），認定其在長龍坑地塊上建的兩棟房屋屬違建，責令30日內自行拆除。

不過，上述行政執法行為卻出現“虎頭蛇尾”現象。此后8年，那兩棟房屋“安然無恙”。

2019年12月18日，被告寶安區土地規劃監察局向駱某作出“催告書”，督促其履行上述“72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以在涉案建筑物張貼的方式送達“催告書”。

十天后，即2019年12月28日，被告作出強制執行決定：自當日起強拆上述的兩棟建筑物。第二天，開始拆除。

深圳市中院審理后認定，根據查明的事實，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告、對強制拆除建筑物進行勘驗并制作勘驗筆錄、對室內財物進行登記造冊等法定程序，此外，執行筆錄和催告書送達回證中均僅有一名工作人員和見證人簽名，不符合筆錄制作和文書送達要求。因此，被告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程序違反了上述規定，未依法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性權利，屬程序違法。

2021年6月11日，深圳中院作出判決，認定寶安區土地規劃監察局對馮某和駱某的房屋“違法強拆”。之后，寶安區土地規劃監察局不服，提出上訴。2023年3月31日，廣東省高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筆者注意到，從廣東省高院終審確定“違法強拆”，至今已近兩年時間，“寶安區政府未給予任何補償”（據當事人控訴），這讓人難免質疑和追問：違法行政不需要擔責嗎？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涉房屋的“違建普查登記”非常清晰，一棟是駱某的、另一棟是馮某的，可寶安區政府部門在上述執法過程中，在前后八年時間里，竟然沒搞清楚執法對象即其中一棟房屋的所有人是誰！他們此前作出的“729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催告書”，均說那兩棟房屋是駱某的。

連執法對象都搞不清楚，這樣的執法是認真負責的、取信于民的依法行政嗎？不論是行政執法，還是刑事司法，每一起案件的辦理，都會影響群眾對法治的信仰和感知。錯誤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行為，就應該嚴肅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