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生育板塊，再迎利好！

昨天上午，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知，決定組織開展2025年人口高質量發展研究揭榜攻關活動，研究梳理與人口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方面，基于多源數據和國內外比較的視角，分析當前我國生育醫療服務、生育假期、生育保險、育兒補貼、托育服務、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實施現狀及存在問題，研究提出進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措施、加強中長期政策儲備的建議。受此影響，二胎三胎、乳業、母嬰等題材個股直線上漲。

其實，近期關于支持生育的政策文件可謂是屢現報端。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發布的《關于促進人口集聚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育兒補貼項目實施細則及服務流程，再到國家衛健委發布的通知，幾乎每次消息都能引發市場熱議，同時也彰顯出高層對于提振居民生育意愿的高度重視與迫切之情。

現象背后究竟有何深意？我們不妨做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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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重視對于生育的提振，首要原因自然是近年來我國人口數量正在經歷持續下滑。

Wind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出生人口數為1786萬人，此后連續7年下滑，至 2023年已下滑至902萬人，較2016年近乎腰斬，反映出當前居民生育意愿的持續低迷；2024年受龍年生肖偏好等因素影響，我國出生人口似乎有初步止跌跡象，比2023年小幅提升至954萬人。而從總人口數量上看，在2021年達到14.126億的峰值后，我國人口總數已是連續3年收縮，2024年為14.08億。

出生人口下滑與人口總數萎縮的另一面，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正在日益加劇。

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如果一個地區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即可認為進入老齡化社會；如果該指標翻番，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4%，那么這個地區便進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

于我國而言，早在本世紀初，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突破了7%的基準線；此后，這一比重始終在攀升，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達到了創新高的15.6%，這一比例標志著我國已經正式邁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有機構預測，到2035年左右，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而到2050年前后，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到峰值。

誠然，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上述人口結構的變化都會對經濟社會發展格局與公共福利制度形成負面影響。就我國而言，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

第一，適齡勞動力供給趨減導致成本增加。

適齡勞動力，即年齡處在15-64歲的勞動力群體。通常情況下，適齡勞動力的供給規模是由總人口中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我國能夠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奇跡，離不開人口紅利的加持，而曾經的適齡勞動力也呈現出“無限供給”的局面。不過近些年隨著人口格局的變化，我國適齡勞動力規模已呈現出縮減甚至短缺之勢，與之相應的是企業用工成本日益提高，以及投資回報率的下降。這些變化暗示著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優勢正在減弱，經濟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滑。

第二，產業升級的步伐恐將延緩。

一般而言，中老年人更習慣于長期居住生活的地區和長期從事工作的單位，并且長期以來逐步養成了較為固定的專業技能，這往往使得他們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較差，也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區居住或改變自己的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此外，老年人的技術開發和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輕人，這可能會造成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受限，并對我國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形成制約。

第三，我國的財政壓力不斷加大。

一方面，我國老年人群規模的快速壯大與平均壽命的大幅度延長，讓達到法定年齡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日趨增多，領取金額急劇增加，而年輕人數量的下滑又會讓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從而加大政府部門對養老金支出的負擔；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會抬高對于各種醫療服務的需求，醫療保險制度和護理制度的成本將會進一步攀升，繼而再度加重財政負擔。

此外，我國當前還面臨著“未富先老”的特殊境況。從數據上看，2024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占比為15.6%，大體相當于日本1997年的水平，而我國2024年人均GDP約為1.34萬美元，日本1997年人均GDP已接近4萬美元，反映出我國正在經歷“未富先老”的局面，這可能會對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帶來更為復雜的挑戰。

正因上述種種，我們才更應該高度重視人口問題，而首當其沖的便是激發出人們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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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當前國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斷降低，年輕人不愛生娃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

盡管國家層面近些年已經在不斷放開生育，“二胎”和“三胎”相關政策都已先后落地，但是歸根結底，當代年輕人不愛生娃的核心癥結還是在于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住房和育兒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時間安排存在沖突等一系列因素，其中經濟壓力堪稱是最大障礙。

很多人都聽過這樣的話：“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鈔機。”道理其實很簡單，從產檢到生產、再從出生到上學，孩子成長的任何階段，父母都要承擔大量的花銷，且不說還有其他諸多方面的經濟支出。因此，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對于激發人們生育意愿顯然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便是我國近期政策端頻頻在育兒補貼方面發力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幾乎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困境，從歐洲的德國、法國、俄羅斯、芬蘭、瑞典、丹麥，到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諸多國家，無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齡化”的泥濘之中，由此也帶來了勞動力短缺、養老體系運行壓力漸增、經濟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問題。

不過也正因為問題的存在，使得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并形成了很多較為成熟的經驗，而“提供經濟支持以減輕父母生育撫養孩子的各種負擔”，同樣是當仁不讓的首選。

例如，部分國家會給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現金獎勵。比如新加坡，對于新生兒的獎勵金額可高達每人4萬元人民幣，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該獎勵金額還會進一步上升至5.5萬元人民幣。

現金獎勵之外，不少國家還給幼兒提供撫育津貼，主要包括對孩子物質消費成本的補償與對孩子教育投入的補償，即養育津貼與教育津貼。

養育津貼方面，瑞典有未滿16歲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請，普通兒童津貼每月大約有700元人民幣，如果該家庭有三個及以上的孩子，則會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幣的附加補貼，費用由政府承擔；在日本，根據2004 年修訂的《兒童補貼法》的規定，一個家庭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可以獲得每月每人約310元人民幣的補貼，如果有三個及以上孩子，則第三個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獲得約650元人民幣的補貼，補貼年限從出生直到小學三年級。

教育津貼方面，法國孩子的托兒費完全由政府報銷，如果是雙胞胎或多胞胎，政府還會出資雇傭保姆去家里照顧；在新加坡，政府會支付高額的托兒費給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沒有工作的婦女也可享有托兒津貼。

與此同時，很多國家還在減稅降費上做文章。例如，德國、意大利、瑞典、丹麥和比利時的生育給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貼都無須繳稅；芬蘭的生育給付、生活津貼、托兒津貼、育兒津貼等都可以進行稅前抵扣；而新加坡稅務減免的人員范圍不僅包括孩子的父母，還包括祖父母甚至幫助照看孩子的女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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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經濟補貼之外，很多國家還在其他幾方面予以發力：

首先，是在住房和育兒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對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為關心的頭等大事。從現實層面看，很多地方由于房價過高，嚴重擠壓了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為此，不少國家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發出居民的生育熱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許有子女的夫婦優先購買政府保障性住房“組屋”，而且年輕夫妻可以分兩次支付新組屋的定金；而韓國的《低生育老齡社會基本計劃》中明確規定，每年提供5萬戶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標是沒有住宅且收入較低的新婚夫婦。

還有很多國家會著力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門會承擔生育困難人群75%的輔助生育技術治療的各項費用，而韓國則會對于孕婦的產前檢查費用予以補貼，對新生兒實施醫療服務援助，且對新生兒的預防接種給予補貼。

此外，不少國家還會基于本國國情，從婚戀等方面入手來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以日本為例，政府部門會將政策范圍擴展到戀愛與婚姻領域的援助，為年輕人組建家庭提供咨詢，并通過大力宣傳來糾正性別分工和職場優先的企業氛圍。

其次，盡力減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

對于那些擔心生育子女而影響自己職業發展的人群，很多國家都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在荷蘭，女性員工可以申請最長6個月的育兒假，足夠她們安心在家撫養孩子，并且無須擔心以后無法重返職場；法國、瑞典、葡萄牙等國家還給予男性帶薪假期，以便父親能夠在照顧嬰兒方面給予妻子支持和幫助。

而在一些產假或育兒假較短的國家，政府會致力于讓照料孩子的父母親在彈性工作制下就業，或者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居家辦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實踐。

最后，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無疑是他們極為關心的一環。為此，不少國家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訂并施行了“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及《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實學齡前兒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實施社區育兒援助等；2007年開始還實施“放學后孩子計劃”，使得孩子們在放學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動場所；不僅如此，日本還通過上學援助、學費減免、發放獎學金等方式來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

再如法國，不僅出臺政策鼓勵雇主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還會對那些投資興建托兒機構的企業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

以上經驗，自然值得我們反復揣摩，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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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雖然全球各國在鼓勵生育方面的做法有所差異，但傳遞出來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尋味的，而這些也是我們需要參考借鑒的地方，比如以下三點：

一則，要全面考慮生命周期各個階段面臨的不同困難。

生娃與否已是廣大年輕人的一種客觀理性的選擇，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除了一些民族風俗或是文化傳統外，經濟實力、時間限制、個人偏好、身體素質等都會左右人們的生育決策。因此，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應從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充分考慮。

具體來說，在制定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時，應先將生育和養育子女的過程進行細分，對每個階段的主要障礙與實際困難做出詳細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決之道。而在政策設計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理念，既要從全局和長遠出發，又要兼顧好具體事情。

二則，要整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既然關系到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每個人勢必都無法獨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會各界的力量來予以支持，僅靠政府出臺政策是不夠的。

例如，很多歐美國家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格外強調企業主也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產婦或其配偶休產假和育兒假期間所獲得的補貼，有相當一部分由企業承擔，有一些育兒設施也由企業興建，等等。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亞洲國家，更提倡構建一個全社會成員相互合作的育兒體系，充分挖掘社區居民互助的潛力與積極性，強調社區在兒童安全保護方面的作用等。

三則，要最大限度地考慮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國家和社會的未來，若想鼓勵生育，勢必要從孩子的切身利益出發來給予相應的支持。雖說補貼、減稅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頭上，但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讓孩子獲得充分的營養、足夠的關愛與陪伴。因此，有關部門應對一個孩子從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長各階段都予以高度關注，并通過提高各種福利待遇來切實解決國民生育的后顧之憂。

此外，我們必須清楚的事實是：一旦人們的生育意愿與行為觀念等因素改變，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若要見效，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來發酵。所以，我們理應做好一切準備，并真正通過各種方式來解決國人面臨的困難與障礙，并將其落實到位。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