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因為強令店鋪門匾改綠色鬧出輿情危機，河北三河市委書記被免職，消息瞬間在社交平臺刷屏。
是免職，不是撤職。盡管如此，不少網民仍難抑興奮，連呼“解氣”，油然生出納稅人的快意。
回顧整個事件歷程，以自媒體為主的輿論力量對真相不斷追問與質疑，三河官方或緘默或閃爍其詞，二者不斷博弈，最終以民意步步為營、當地官方節節敗退而告一段落。
與近些年來掀起網絡風暴的其他輿情事件一樣，三河事件仍沿襲這樣一種路徑：行政作為肇始→問題冒頭→輿情關注→官員被追責。
在這種事件處理模式中，網絡輿情監督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進程，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對于三河事件，網絡輿情強勢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再度讓整個社會意識到“第四種權力”的巨大能量。
網絡媒介工具在監督權力和干預公共事務方面的價值凸顯，這本身不是壞事，但可能強化公眾“媒治比法治靠譜”的認知。
事實上，“媒治”倒逼出來的公權糾錯，往往表現為一種危機管理下的應急處置，而非公平正義的理性回歸。
在“我喜歡什么色就是什么色”的邏輯之下，公共權力在三河展現出的蕩然肆志，作為小概率事件“不幸”進入公共輿論視野，并成為新聞事件。
這說來也是“隔墻扔磚頭，砸中三河市”。
三河事件顯現出的“媒治”表征，凸顯民眾對于自由、平等、公正的深切渴望和深度訴求。而這些價值正是法治的內核所在。
三河事件問題的本質，并不在于法律本身不完善或缺少法律，而是法治不彰。“媒治”本質上只是“權利監督權力”的一種效應，現有法律機能則未得彰顯——否則何須消耗如此之大的輿論注意力資源。
在此過程中，法治權威、權力對權利的尊重、政府公信力均受到重創。
公共事件暴露的問題不由法律制度發力解決，而由網絡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倒逼推動。三河事件也一樣，只要能引發民意強烈反響，才可能被揭開蓋子，甚至促成秩序重組。
這種情況勢必強化一種印象：規模化的網絡輿情是“萬能工具”和唯一可以信賴的對象。
反之，如果沒有得到網絡輿論的充分響應和參與，則再簡單、再離譜的問題也難有進展、不了了之。比如三河市，相反的方向會是“一綠到底”、“無處不綠”、“綠災泛濫”。
“媒治”被認為是最有利于解決問題的方式，會誘導社會對網絡輿論形成進一步的依賴，使得“媒治”發展成為一種治理常態。
必須看到，法律監督是一種剛性監督機制，往往具有威懾力，是社會監督體系的主力；網絡輿情監督作為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是一種柔性監督，它通過形成輿論壓力以迂回和間接方式制約權力濫用。
“媒治”作為一種自發散亂的道德約束力量，雖然可能影響網絡輿情事件的發展走向，但其本身不具有強制性、持久性、確定性等社會治理方式必不可少的常態特性，不足以擔負統領社會治理的重任。
或者說，網絡輿情監督的自發性、偶然性和非強制性等特點，使其注定不能成為社會監督體系的主宰力量。
當民眾的權利保障，都系在“媒治”這根麻繩上時，其權益能有多大的確定性？
“媒治”之于民眾，更多的是聯歡意義和道義功能。避免三河市式問題再度上演，最終要靠法治化的正常治理。
對于三河“綠災”鬧劇，不能因為“媒治”的階段性勝利而畫上休止符。
必須繼續保持追問姿態，展開有效的共同討論，敦促當地相關方面深入解剖這只“麻雀”，在此基礎上依法嚴厲查辦追責。
使大大小小的公職人員，將這一標志性個案引領至“制度性痛覺”的高端，引申出法治層面的治理效能，這才是值得歡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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