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墮落：關稅戰不是主因，壞在擋不住中國的顛覆式創新

我在2021年曾經預言，科技，將從一個被經濟定義的時代，轉向一個被政治定義的時代。然而，我預測的時機太早了，且完全誤判了這一轉變的原因：并不是其它國家關閉了對美國的大門，而是美國自己關閉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這一切的導火索，當然是特朗普災難性的“解放日”關稅。但是，美國其實面臨一個真正的底層問題：美國無法靠自己生產現代戰爭與高科技相關的產品，而導致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則是顛覆：disruption。

一、美國制造業的顛覆

所謂顛覆，disruption，是指一家資源相對匱乏的小型企業，能夠成功挑戰根基穩固的現有巨頭。具體而言，當行業領軍者專注于為最苛刻（通常也是最盈利）的客戶持續改進產品和服務時，便會超出部分細分市場的需求，并忽視另一些細分市場。

此時，具備顛覆潛質的新進入者，往往瞄準這些被忽略的細分市場，以更契合的功能——往往價格更低——快速扎根。現有巨頭正在追逐高端細分市場的高利潤，通常不會作出強烈回應。隨后，新進入者逐漸向高端攀升，既能滿足現有巨頭的主流客戶所需的性能，又保留其早期成功的優勢。

當主流客戶開始大批量采用新進入者的產品時，disruption便完成了。

這幾乎是對制造業發生的事情的完美總結，它從芯片行業開始：1956年，威廉·肖克利創辦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旨在商業化他在貝爾實驗室幫助發明的晶體管。一年后，被稱為“八叛徒”的羅伯特·諾伊斯等人離開，創辦了仙童半導體。

再過六年，仙童在香港設立裝配與測試晶片的工廠。裝配需人工將引線焊接到晶片上，勞動密集且枯燥，用美國當時每小時約?2.50?美元的工資，難以實現成本優勢，而香港工人平均時薪僅為其十分之一。

四年后，德州儀器在臺灣設廠，當地時薪?0.19?美元；又過兩年，仙童在新加坡設立新廠，時薪僅?0.11?美元。

換言之，關于“硅谷神話”的經典敘事，并非完全真實。芯片當然存在邊際成本，而在硅谷誕生后不到十年，這些邊際成本就被轉移到了亞洲。

請注意，當時仍保留在美國本土的，是核心的晶圓制造環節。那里孕育創新，也攫取最高利潤，美國芯片企業自然牢牢把握。

至于繁瑣且勞動密集的組裝與測試，則交由經濟仍然貧乏的亞洲各國政府。

需要強調的是，亞洲制造業所代表的“新市場顛覆new market disruption”，屬于整個顛覆成本結構的技術變革的下游。而對亞洲制造業而言，關鍵變革實際上有三項:

1. 遠程航空：1963?年，波音?707?320B?問世，成為首款能不用經停就能往返美國本土與亞洲的噴氣客機，1970?年，波音?747?更將此變為日常。

2. 洲際通信：1964?年，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首條跨太平洋電話海底電纜竣工，隨后幾年延伸至亞洲各地。

3. 標準化集裝箱：1968?年，ISO?668?統一了集裝箱規格，顯著提升海運效率。

這三大要素相互疊加，首次催生了全新的貿易模式，跨國企業不再僅在本土生產、出口成品，而是“翻轉”自身：在母國設計產品，經由通訊網絡將設計發送至海外工廠生產，再把成品運回本土銷售。

得益于亞洲大幅低于西方的工資水平，這種模式利潤豐厚，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更是優勢劇增。

還有一種被稱為“低端顛覆low-end disruption”的理論，如下圖所示，當競爭壓力沿著“速度—便利—定制化”這條新改進路徑推進，將會迫使產品架構逐步演變。

架構將從“性能不足”的高度耦合且封閉的專有模式proprietary architectures ，轉向“性能過剩”的模塊化架構moodular architectures

模塊化，使企業能在上圖右下象限所強調的維度上展開競爭：公司只需升級單個子系統，便可更快推出新品，無須整體推倒重來。

雖然，標準化接口必然犧牲部分系統性能，但在功能已“性能國盛”的情況下，企業完全可以承受這一點。

模塊化對產業結構具有深遠影響。它允許彼此獨立、未垂直整合的組織，自由買賣并裝配組件與子系統。

而在高度互依的舊模式下，只有自己生產系統里所有關鍵產品要素，才能生產完整產品。

而在模塊世界里，企業可通過外包，或專注供應某一產品要素，而獲得成功。

最終，模塊的接口規格，會慢慢成為為行業標準。一旦如此，公司便能從各領域的最佳供應商處“拼裝”組件，以快速響應客戶的特定需求。

正如圖上圖所示，這些非整合型競爭者，最終會顛覆原先的垂直整合領袖。

這正是個人電腦 等品類發生的情況：一切走向模塊化、商品化，利潤率驟降，而測試與封裝業務也隨之轉移到亞洲。

然而，這里有個討論不足的一點：規模scale。

相較于“讓客戶可用任意芯片”的定制能力，更關鍵的是“大量客戶都傾向采用同一款芯片”。這種規模效應，會貫穿產業鏈上下：既作用于零部件，也作用于組裝廠商。

放到新市場顛覆中，也是如此。技術確實讓外包更容易，但要比“本地生產”更省事，并不簡單，而抵消協調成本的最佳方式，就是擴大規模。

因此，今日的亞洲制造，與美國幾十年前的制造業，截然不同。中國以高度柔性的工廠，承接各種訂單，實現“速度、便利與定制”的優勢，不再是過去那種指對應單一產品的專用工廠。

正因如此，規模化，對科技公司尤為珍貴。軟件，天然可全球擴張，亞洲尤其是中國工廠，亦能等比例擴張，為美國軟件提供硬件互補品。也因此，關稅戰，會傷及所有科技企業，即便是純軟件公司，因為互補品變貴，整體使用量就會下降。

另一個需要規模支撐的，就是芯片。

制程每縮小一代，成本便呈天文數字增長。最經濟的方式，是由一家企業，為所有人代工。

而事實證明，這家企業就是臺積電。如此就不難理解英特爾的困境：它曾是最后的大型整合制造商，幾乎只為它自己造芯片。在錯失移動浪潮后，也不得不轉向代工模式。

英特爾如今雖仍然在努力，但實際上應該在十五年前就開始轉型。公司現在實際上已深陷泥淖，恐怕需要政府出手相助。

二、iPhone 與就業

企業一旦向高端市場邁進，幾乎不可能再回到低端市場。這條規律。同樣適用于國家。

簡言之：“上去之后，就回不來了”。

高端市場的豐厚利潤預期、客戶同步向高端轉移，以及削減成本在低端市場盈利的難度，這三大因素，共同筑起了向下流動的強大壁壘。

在企業內部，每當出現關于新產品資源分配的討論，追求顛覆性技術的提案，往往輸給進軍高端市場的提案。事實上，系統化地篩除可能拉低利潤的新產品開發項目，是任何管理良好的公司的標志之一。

將這一理論置于美國的現實背景中就會發現，在美國的任何一份工作，即便是只賺每小時?7.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都比 iPhone 生產線工人掙得多。更關鍵的是，美國幾乎處于充分就業狀態。

這也讓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的以下言論顯得相當荒誕，《紐約時報》記者瑪吉·哈伯曼詢問：特朗普希望通過關稅在美創造哪些類型的就業？

萊維特回答：“總統希望在美國本土增加制造業崗位，同時也關注先進技術、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新興領域——美國必須在這些快速成長的行業中保持領導地位。崗位將十分多樣：既有傳統制造業，也有先進技術崗位，總統希望它們都能回到美國。”

哈伯曼進一步追問：iPhone 制造，能否算作“此類技術”，遷回美國？萊維特回應：“（特朗普）相信我們擁有足夠的勞動力、技能和資源來做這件事。眾所周知，蘋果已在美國投資了?5000?億美元，如果蘋果不相信美國能勝任，他們大概不會投入如此巨額資金。”

那么，蘋果是否可以通過支付更高工資，來雇傭美國工人？先不論技能是否匹配，先看看工作吸引力的問題：尚未實現自動化的 iPhone 組裝工作，極為枯燥，需要工人整日在流水線上重復精細裝配同一組件。

如果可替代選擇是在農田或環境更惡劣的工廠工作，這份工作算得上體面，然而，它仍遠遜于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幾乎任何其他崗位。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枯燥的最終組裝環節，正是大量零部件的“引力中心a center of gravity”。這些零部件本身價值更高，也更可能通過自動化生產。

蘋果或許比任何企業都更積極地幫助中國提升零部件制造能力，這往往令美國、、韓國、日本等地供應商受損。對蘋果而言，耗費時間與資金扶持中國供應商，可為他們注入競爭壓力，增強自身議價能力。

而從美國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智能手機下游的眾多技術與產能——幾乎涵蓋所有電子產品，包括具有重要軍 事 用途的無人機——將在中國蓬勃發展。

三、超越顛覆

幸運的是，雖然真正的顛覆，常常為一家依賴特定價值主張的企業敲響喪鐘，但它并非不可抗力的自然法則。

顛覆關注的是供給，而在互聯網行業，成功的關鍵卻在于需求，而掌控需求比掌控供給更為重要。

互聯網幾乎將分銷成本和交易成本降到零，從而徹底改寫了獲取新客戶的成本結構。如今，每新增一位客戶的同時，還有零邊際成本和零機會成本。

這帶來深刻影響：在同一市場中，不再是“高端體驗”和“普通產品”各自服務不同客層，而是一家公司就能服務所有人。既然消費者可在“卓越體驗”與“湊合體驗”間二選一，結果自然是前者。

誠然，企業還是需要時間，才能擴張至全市場，但既然最終目標是占領整塊蛋糕，理性做法就不是從低端切入，而恰恰應該從高端起步。

其原因在于，雖然邊際成本可為零，但在互聯網時代，要提供卓越體驗，需要先期投入巨額的固定成本。而當客戶規模尚小時，這些固定成本的攤薄效應有限，因此，應先鎖定愿意支付溢價的高端客戶。

隨著規模擴大，人均成本隨之降低，此時，企業再逐步降價向下滲透的同時，無須承擔顯著的新增邊際成本。

這正是 Uber 的發簪路徑。公司最初花數年時間打磨核心技術，提供遠高于傳統出租車價格的高端服務，隨后，同一套技術被用來推出更低價的服務，覆蓋更廣大客群，而新增客戶帶來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

當然，把這套理論直接套用于制造業，還需謹慎，畢竟實物必然伴隨邊際成本。但是，仍需強調兩點：

1. 許多產品的邊際制造成本，正在下降，因為自動化不斷進步。也正因如此，即便制造業就業人數持續減少，美國仍保持相當大的制造產出。

2. 需求為王的原則，依舊成立。并非“Uber 將成為美國制造業復興模板”，而是：“只要善用需求，就能從根本上重塑供給。”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對此似乎并非不清楚：征收關稅的根本假設，就是全球企業都渴望進入美國市場。這一點完全正確，美國憑借超強購買力與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具備巨大吸引力。

同時，中國供給過剩，因為在債務驅動下建成的產能，需要現金流來維系，即便工廠早已折舊完畢，政府還需要提供就業崗位。因此，中國的談判籌碼，并不像特朗普的強硬批評者想象的那樣牢不可破。

問題在于，這些關稅政策，因規模過大且敵我不分，最終會既壓縮需求，又扼殺替代供給的成長。

若唯一目標只是打擊中國，那么這么做就好比“自斷一足”，然后不再需要向對方買鞋子一樣，這是下策中的下策，而且這對真正的優先事項——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基礎——毫無助益。

顛覆的終局往往是：最初處于低端的位置，卻因新范式的到來，而具備獨一無二的能力，電子產品尤其如此，無人機更是典型。

隨著人工智能崛起，這種能力的重要性將持續上升，并通過機器人落地于現實世界，而機器人又是制造機器人的關鍵。如果美國希望在未來保持競爭力，而不依賴中國，就確實需要改變，但絕不是用現在這種改變方式。

四、更好的方案

更好的方案，不在于掌握供應鏈所有權，而在于以美國目前尚未做到的方式調控供應鏈。

1、全面征稅是錯誤

我能理解加征關稅，過去幾年，中國對美出口額之所以下滑，部分原因在于大量最終組裝環節轉移至越南、泰國、墨西哥等國。理論上，全面關稅可阻止這類遷移。

然而，問題在于，對美國工人來說，最終組裝是價值鏈中最不具吸引力的崗位。如果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引入數百萬外籍勞工——這顯然與其競選基調相悖——美國就必須在可信賴的國家尋找替代性組裝基地。

解決方案應是選擇性關稅selective tariffs，而非一刀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做法就是瑞。

2、以貿易流水衡量和組裝國之間的經濟關系是否健康，荒謬至極

以 iPhone 為例，最終組裝的增值僅區區數美元。蘋果在軟件、營銷、渠道等環節的增值，卻高達數百美元。單純看貿易賬面——將一部進口 iPhone 計作數百美元逆差——完全掩蓋了這一現實。

況且，承擔最終組裝的前提是低工資，這注定他們無法回購與一部 iPhone 等值的美國產品。

盡管如此，最終組裝的戰略價值，仍高于其經濟價值：它對高價值零部件具有引力，而這些零部件才是最大的國家安全隱患。因此，美國可用“手術刀”式的零部件關稅，鼓勵從可信盟友或本土采購組件，或在可信地區新建產能；這確有計劃經濟之嫌，但“引力論”說明：只要把最終組裝遷出中國就是勝利——若一味施行全面關稅，還不如保持現狀。

3、真正決定貿易格局的，是建設工廠及其裝備所需的核心部件

在這輪關稅戰中，最荒唐的莫過于：美國對 CNC 等機床所用鑄件、原材料及零件加征關稅。

理論上，這類關鍵部件的確應在國內生產，但必須循序漸進。現在，原材料在海外反而更便宜，令哈斯 (Haas) 等美國機床企業的外國競爭者大幅降低成本。

即便對方出口到美國要繳稅，其成本仍遠低于哈斯，這完全背離了鼓勵采購美制機床的初衷。

我理解全面關稅的政治誘惑：政治往往是“可行之術”，而完美是“良策之敵”。但關稅戰并非“良策”，反而直接損害美國真正的目標，也忽視了需求的力量。

即便美國的新工廠旨在替代中國，中國仍會為美國工廠供貨，因為供給需要銷路。

這才是超越顛覆：不僅要掌控中國之外的替代選項，也要反過來影響中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