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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懂王發起的萬國關稅戰中，很多人都認為，最先跪的，不是美國的附庸日本、韓國，就是對美貿易依賴程度極高的墨西哥、越南，或者是數典忘祖的臺灣當局，但誰也沒想到，最近一段時間，婆羅多卻如同見到了蜥蜴一般，忽然沖到了前排。

追過猶太、再追猶撒，二猶才是婆羅多的真愛

最近幾天，美國高層頻繁放話，說即將與印度達成關稅協議。

自關稅戰開啟以后，美國就如同祥林嫂一般，一會說與這個達成了協議，一會說與那個達成了協議，但截止目前，也沒見誰真正跟美國妥協。

因此，美國宣稱即將與印度達成協議，很可能還是煙幕彈。

但從婆羅多這邊分析，這事大概率也是真的。

一方面，從短期反應看，對于美國的公開告白，向來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婆羅多，居然羞答答地一直沒做正面回應。

顯然，婆羅多也知道，現在與美國媾和，有損自己的大國形象，必須保持低調。

但在4月28日的金磚國家外長會議上，婆羅多卻將支持印度入常與抨擊美國單邊主義綁定，導致會議聯合聲明流產。

此外，對于俄羅斯組織的衛國戰爭80周年紀念活動，婆羅多也一再降低出席規格，連個外長都舍不得派。

這些動作，顯然就是變相給猶撒國示好。

另一方面，從長期習慣看，這也符合婆羅多一貫的行為邏輯。

還是那句話，過去的時事，就是幾天的歷史，今天的時事，都來自于過去的歷史。尤其是對于印度這種體量巨大的國家，不管他想做什么，都很難擺脫歷史形成的慣性。

讀懂了歷史，也就理解了時事。

下面具體說說，在美印關稅協議這件事上，婆羅多到底受到哪些歷史因素的影響。

首先，跪的概念，并非誰都有

將屈服于美國的關稅條件稱之為跪，并舉起不跪的旗幟，是中國人最先發明的，也是中國的獨創，因為這完美契合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立國精神。

在歷史上，中國從來都是天朝上國，對周邊小國形成了實力與文明的雙重碾壓。

我們可以恥笑滿清對于大航海之后國際格局與工業革命之后世界科技發展的狂妄自大、顢頇愚鈍，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在遭到八國聯軍入侵的毒打之前，滿清依然保持著中原王朝獨有的驕傲。

這幅乾隆接見英國使臣馬嘎爾尼的油畫，充分展示了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國心態

盡管在西方列強的輪番欺辱下，從滿清到民國，國人走過了一條由極度自大到極度自卑的艱難心路歷程，但千古上國賦予我們的大國精神，依然潛伏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

而在最為危險的時刻，通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華文化基因中的大國精神被重新激發，護送我們偉大的民族，再次穿越了生死涅槃的考驗。

從此以后，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提煉出來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變成了我們的立國精神。

只要這種精神不死，中國人就不可能再跪，不管是面對蘇聯的核訛詐還是美國的極限封鎖！

縱觀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文化才是我們最有效的護身符！

但中國不是印度，印度也不是中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將接受美國人的關稅訛詐視為下跪，不代表婆羅多也會這么想。

我們不能用中國人的思維，來揣測婆羅多的行為。

因為對婆羅多來說，什么民族氣節、什么大國精神，從來都是不存在的，自然也就沒有不跪的概念。

比如印度發明、西方推崇的非暴力不合作，其實就是跪服——不過這里的跪服，不止是自己跪服殖民者，也是通過近乎耍賴的下跪讓殖民者無可奈何——打不過你，惡心死你！

中國歷史上，也有忍辱負重的經典事例，比如勾踐的臥薪嘗膽、韓信的胯下之辱，但它們能夠成為正面事例記載下來，是因為最后都有快意恩仇的結果。

類似非暴力不合作這種耍賴換來的茍活，中國人絕對沒臉自吹自擂。

相反，對于印度來說，從來只看結果不看過程。對于向美國下跪，印度人絕對不會有任何心理負擔，因為他打心底就沒有跪的概念。

其次，投機本性發作

婆羅多的行為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一是有大國情結卻沒有大國積淀，二是學到了殖民者的貪婪卻沒學到殖民者的手腕；三是缺乏正常人類的羞恥心與道德底線。

這三個特點，決定了婆羅多最大的國民性格，投機。

所謂非暴力不合作，本質上說，就是投機性格驅使下的機會主義。

只要有利可圖，婆羅多從來不會考慮形象、更不會考慮吃相。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婆羅多的飲食文化上——如果你愿意將其稱之為文化的話。

民以食為天。飲食習慣，乃是塑造文化特性、塑造民族性格最有力的工具。

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從吃飯、拉屎、求偶等日常行為方式上，同樣能夠看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而底蘊就決定了上限。

不管婆羅多自己如何吹噓，這種既不衛生也沒美感的飲食方式，就跟把海灘當貓砂盆的排泄方式、拿蜥蜴當發泄道具的交媾方式一樣，決定了他們的文化上限、國家上限。

一個日常行為模式無限接近于動物本能的民族，不太可能孕育偉大的戰略家。

由于自身文明底蘊不足，婆羅多的戰略思維，完全來自當年的盎撒殖民者。同樣由于自身文明底蘊不足，他們也很難實現對西方文化的去蕪存菁，而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就好比基因雜交。

印度的文化基因太弱，無法與西方文化基因平等融合。

體現在政治層面，就是印度看起來繼承了西式民主制度，實際卻與印度的國情、民情脫節，導致內部矛盾始終無法得到有效解決，而只能是問題越積越多。

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外交層面。

從戰后印度的外交政策變化就能看出，除了建國之初的不結盟運動，還帶著幾分大國獨立自主精神，后面的印度外交，已經完全被短期的利益所綁架，一邊在美蘇之間來回騎墻、一邊對周邊小國大肆霸凌，既談不上大國風度，也談不上戰略視野。

相反，中國文化基因很強，不僅能夠吸納外來基因，而且能夠保證自身基因占據主導地位。

依托中華傳統文化，不管是晚清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現在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都是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完美實現了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與升華。

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博古等一大批中共高級領導人都留過學，為什么最后卻是土生土長的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就是因為，對于中華文化精髓、中國社會現狀的掌握，毛澤東遠遠超出了他們。

也正是在毛澤東的指揮調度之下，中印之間，曾經有過一場宿命的對決——對印自衛反擊戰。

在《回看對印自衛反擊戰：嘆為觀止的神仙仗，現代指揮藝術的巔峰之作》一文中，校尉曾經說過，對印自衛反擊戰最大的歷史意義，一是確保我們掌握了完整的青藏高原地理屏障，掌握了中印博弈的地理優勢，二是打斷了印度的大國精神脊梁，確立了中印博弈的長期優勢。

文中還說過，從此以后，在大國博弈層面，印度永遠不再是中國勢均力敵的對手。

而這場宿命對決的提前爆發，就是因為尼赫魯在處理中印邊境問題時，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心理。

如果沒有這次針對中國的軍事冒險、政治投機，憑借開國期間積累的威望，尼赫魯還有幾分可能完成對印度的內部整合，構建強有力的中央政權，進而成為中國長期的戰略競爭對手。

但隨著軍事上的潰敗，尼赫魯羞憤而亡，后面的印度領導人，也就永遠失去了這個歷史機遇。

從此以后，婆羅多正式變成縫合怪，在大國競爭的舞臺上，永遠只是配角。而婆羅多之所以變成縫合怪，最根本的內因，依然是缺乏文化層面的統一。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的輝煌，正是因為吸納了無數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完成了民族融合。

現在莫迪對印度的整合，是在挑動民粹、打壓少數族裔、激化內部矛盾的基礎上進行的，非但不能彌合印度內部錯綜復雜的宗教、民族、文化、語言分歧，反而加大了內部裂痕。

這種操作，與美國現在的惡性黨爭非常類似。為了短期的選舉利益，政客都在拼命搞政治投機，根本無暇顧及長遠發展。

正因印度政客缺乏戰略視野，如果婆羅多率先與美國達成關稅協議，校尉真是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在校尉看來，現在印度選擇美國，跟尼赫魯上世紀中期處理中印關系的行為邏輯完全一致，都是自我催眠之中的機會主義、冒險主義。

缺乏戰略視野最大的體現，就是經常在重大戰略決策中選錯邊、站錯隊。

今天的莫迪，不過是在重復當年尼赫魯的錯誤。

第三，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要說歷史上對印度人的傷害，西方殖民者不知超過中國多少倍。

有意思的是，印度從來不恨曾經殖民統治印度近兩百年、造成1.65億印度人超額死亡、掠奪了64.82萬億美元的英國，卻恨極了只在邊境有過短暫軍事沖突并主動回撤的中國。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大饑荒

這種反常識的現象，其實符合人性，以及塑造人性的底層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馴化。

狼被馴化為狗后，就會將人類視為主人、將自己視為準人類，卻將野外的狼群視為最大的敵人、最低劣的種族。

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的馴化，就是PUA，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已經被西方殖民者馴化的婆羅多，從來都把自己歸為最文明、最先進的西方國家陣營，反而看不起身邊的東方各國。

而被自己最看不起的國家暴揍一頓，更是婆羅多的奇恥大辱。

正因如此，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中，婆羅多天然就有倒向美國的本能沖動。

這一點，其他帶有皈依者狂熱的國家，比如韓國、立陶宛等，與印度如出一轍。

第四，產業鏈的生態位競爭

除了民族性格、歷史恩怨方面的原因，在現實利益層面，中印之間，也存在結構性矛盾，那就是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生態位競爭。

簡單劃分，國際產業鏈可以分為資源、生產、消費三個環節。生產環節，又可以分為低端、中端、高端三個層次。

在原來的國際產業鏈中，美歐霸占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產業，低端產業和部分利潤較低的中端產業則向東亞、東南亞、東歐等地轉移。

不過隨著東亞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目前的國際產業鏈，是東亞、美歐競爭中高端產業鏈，東南亞、南亞、拉美則正在由低端向中端發起沖擊。

也就是說，我們在向美歐的高端產業發起進攻的同時，印度也正在向我們的中、低端產業發起進攻。

在國際產業鏈中，競爭到處都存在，問題在于，就跟中國的崛起必然影響美歐的地位一樣，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同樣屬于結構性矛盾。

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核心利益沖突。

在國際產業鏈中，最大的核心利益沖突、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就是對國際產業鏈控制權的爭奪。

一戰也罷、二戰也罷、冷戰也罷，看起來是為了爭奪殖民地、爭奪勢力范圍，實際都是為了爭奪對國際產業鏈的控制權。

當今世界，就體量而言，有可能掌握國際產業鏈控制權的單一國家，也就中美印三國。

可以想象，對于東南亞小國、拉美小國乃至日本、韓國來說，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主導國際產業鏈，他們都能找到足夠的生存空間。

因為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可能獨自為全世界提供工業產品。

因此，美國控制國際產業鏈時，中低端產業會向日韓等國轉移，中國崛起之后，同樣會有產業溢出效應。

當前階段，日本、韓國之所以更愿意站在美國一邊，是因為他們已經融入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產業鏈。如果轉向中國，就必須經歷一番痛苦的轉型，并且很可能還會迎來產業降級，必須與東南亞等國競爭中端甚至是低端產業。

同理，東南亞國家之所以更加偏向中國，是因為他們與中國的產業鏈融合程度更高。但在美國主導的產業鏈中，他們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被固化在產業鏈低端，很難實現產業升級。

這是小國的天然優勢，他們的體量小，需要的生存空間小，不必與大國正面抗爭。像烏克蘭、菲律賓這樣頭鐵、非要在大國面前撞得頭破血流的小國，其實并不多見。

但對于中美印這種體量的國家來說，只要不放棄發展，就必然會迎頭相撞。

而不管是中美競爭還是中印競爭，失敗的一方，都很難融入對方主導的產業鏈。當年中國能夠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產業鏈，是因為中國太過貧窮、弱小。

更重要的是，美國需要拉攏中國對付蘇聯，就跟今天需要拉攏印度對付中國一樣。

因此，盡管我們眼里沒有印度，甚至連美國都沒有，因為我們只想做最好的自己、構建全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在印度眼中，中國就是最大的敵人。

因為印度想要取代的，就是中國的產業鏈地位。

對于中印關系，就跟中美關系一樣，校尉也從來都不看好。

結語：

兩次世界大戰，利用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美國成功彎道超車。

冷戰時期，利用美蘇矛盾，中國也得到了寶貴的發展機遇。

今天的婆羅多，無非就是想利用中美博弈的機會，一舉超越中美兩國，至少也要超越他從來都看不起的中國。

因此，我們眼中的跪，看在印度眼中，也許就是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

對于這點，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