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傳說為什么經久不衰？

1959年，理查德·多森（Richard M. Dorson）首次在《美國民間傳說》中引入了 “都市傳說”這一概念。至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以印第安納大學為中心的都市傳說研究中心。因此當人們談論都市傳說研究時，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美國。然而在歐洲，同樣存在著富有特色的學術探索。與美國學者更側重于當代社會心理和流行文化不同，歐洲悠久的歷史與文學傳統使得學者們更關注隱含的文化身份、歷史延續和地域差異。

1991年，當代傳說國際研究協會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成立，隨后創辦了多個學術期刊與國際研討會，如《當代傳說研究視角》與《當代傳說通訊》。這些學術平臺標志著歐洲學者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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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個體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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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民俗學家吉莉安·貝內特（Gillian Bennett, 1939—2023）是當代傳說國際研究協會的聯合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初，她在曼徹斯特地區開展了一項關于英國“鬼故事”的民族志田野調查。她的父親在當地經營一家足病診所，憑借其在社區中的良好聲譽，貝內特得以對前來就診的病人展開為期五個月的訪談，圍繞“超自然信仰與個人經歷”進行深入交流。參與者共87人，大多為曼徹斯特地區的中產階級老年女性。

1987年，貝內特將這次田野調查的成果結集出版。1999年，在她的女兒、心理學家凱特·貝內特的協助下，她重新審視并擴展了原始調查資料，納入了來自萊斯特地區的新材料，同時弱化了先前的性別視角，最終完成了《唉，可憐的鬼魂：故事與話語中的信仰傳統》（Alas, Poor Ghost: Traditions of Belief in Story and Discourse）一書。在每次訪談中，貝內特都會問的一個問題是，“你是否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出乎意料，“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相信與死者存在某種形式的接觸”。貝內特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當代英格蘭民間的超自然信仰中，鬼魂并非一種恐怖和不祥的象征，而是充滿了親切與撫慰的內涵。

與一般意義上的都市傳說不同，這些訪談者講述的并非來自“朋友的朋友”，而是被他們聲稱為親身經歷。正因如此，貝內特將這類故事命名為“親歷敘事”。然而在她看來，親歷敘事同樣屬于現代都市傳說的一種形式，只不過更加個人化、地方化。

在體裁上，親歷敘事融合了傳統寓言、傳說、流言與個人經驗，沒有英雄與眾神，取而代之的是我、我的鄰居、朋友等人物。與都市傳說一樣，親歷敘事也遵循相似的敘事結構，包括摘要、背景介紹、情節發展、評價、結局與尾聲。貝內特指出，現代傳說之所以“現代”，并不在于其內容或主題的與時俱進——這些主題往往是古老寓言和傳說的當代表達——而在于它們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中，以個人經驗的方式被講述和理解。這正是現代傳說區別于傳統傳說的關鍵所在。

貝內特提出了“在場感”的概念。當某人去世后，在世的親屬仍能感受到死者在他們生活中的存在；這種存在通常是感官上的體驗，最常發生的是聽到逝者的聲音。比如萊斯特地區的Q女士在她的丈夫去世后常聽到丈夫在給她建議，幫她找東西以及對房間布置的變化給出評價。這種在場感還會涉及嗅覺，曼徹斯特的伊迪女士說她在父親去世后很久的某個下午突然在父親生前的臥室里聞到了他抽煙的味道。甚至是觸覺，某位溺亡孩子的母親感到孩子歸來時把他抱在懷里的真實觸感。

從弗洛伊德開始，歷代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對在場感提出過不同的科學解釋，將這些歸結為喪親創傷引發的神經科學上的幻覺，并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通常在兩年之后）。然而在貝內特的訪談對象中，只有極少數人接受這樣的解釋。

在貝內特看來，理性主義和超自然主義既是兩種文化選擇，也是兩種互相競爭的話語體系。自啟蒙主義時代以來，尤其是西歐大部分地區，理性主義的壓倒性話語不斷削弱死者被賦予的社會角色。然而，貝內特認為，并沒有真正的證據支持理性主義是文明進化的終點。在當代社會，將悲痛僅僅局限在臨床關注的問題已不再可行。 在一個高度原子化和個體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失去親人的悲痛，科學解釋并不能帶來情感上的真正慰藉，而確信與講述這些故事，卻成為人們不愿意放棄愛的唯一方式。

位于英格蘭北部的 城約克流傳著很多鬼故事，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來“尋鬼”。每位游客都可以帶回一個“ 約克幽靈”，這種由橡木雕刻而成的小紀念品，據說可以抵御邪惡。

都市傳說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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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西歐的啟蒙主義理性不僅影響了此后幾個世紀的全球化秩序，更在與超自然信仰的話語競爭中塑造了當代英國的都市傳說景觀；那么在歐洲另一端的圣彼得堡，都市傳說則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成為地方身份的象征與傳承載體。

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的開篇，瑪麗·雪萊將他的主人公羅伯特·沃爾頓置于圣彼得堡，以這座城市作為冒險的起點，即將啟程前往北極。民俗學研究者朱莉·巴克勒（Julie Buckler）認為這絕非偶然。在她看來，圣彼得堡本身就是一座“傳說之城”。那里凜冽的北風和傳說的氛圍奠定了整部作品詭異荒涼的基調。朱莉·巴克勒在《勾勒圣彼得堡：帝國文本與城市景觀》（Mapping St. Petersburg: The Imperial Texts and City Shape）中，用整個章節追溯了圣彼得堡的都市傳說傳統。

在巴克勒看來，都市傳說如同圣彼得堡縱橫交錯的運河，深深嵌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之中。首先，從空間和隱喻層面看，這座城市本身就誕生于一個創世般的傳說之中——作為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工程，圣彼得堡建造在成千上萬農奴的集體墳墓之上。18世紀初，芬蘭灣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肆虐的疾病導致大量勞工在建城過程中死亡。死亡如同幽靈般纏繞著這座城市，并構成了獨特而陰郁的文化基因。

蘇聯畫家描繪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建造現場的畫作。

比起歐洲歷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圣彼得堡僅僅三百年的歷史顯得單薄而貧乏。符號學家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的觀點被后來許多學者引用——圣彼得堡歷史的匱乏催生了大量的神話傳說，從而填補了這座城市最初文化符號上的空白。洛特曼認為，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獨具特色，其魅力源于“謠言的特殊作用”以及市民間口口相傳的“異常事件”。

相傳，策劃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索菲亞·佩洛夫斯卡婭被處決后，其游魂常在附近的橋上徘徊。

所以，在圣彼得堡，都市傳說作為一種口頭文類，并非只在底層民眾中流傳，它突破縱向的社會等級，向各個階層延伸，為整座城市形成特殊的文化紐帶。這一現象尤其體現在俄國文學和詩歌中。巴克勒發現，與圣彼得堡有關的文學作品常出現都市傳說的影子。比如19世紀30年代有過一個著名的傳說：宮廷侍從長官的辦公室里，桌椅等家具開始自己跳舞；長官請來神父驅魔，但桌椅依舊不安分；這引起了官方重視，但最后也沒能查出真相。這一傳說首先在民眾中流傳，然后出現在普希金1833年的日記中，又出現在屠格涅夫1834年的通信中，最后出現在果戈理1836年著名的短篇小說《鼻子》中。此外，萊蒙托夫的《沙托斯》，普希金的敘事長詩《青銅騎士》和果戈理的另一著名短篇《外套》均是來自不同時期的彼得堡都市傳說。

“建筑和人一樣，都有自己的名聲。”這句話出自19世紀彼得堡小說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小說《工程師城堡的幽靈》，這部以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的宮廷政變和幽靈傳說為題材的小說，揭示了一個現象：這座城市的許多傳說都深深植根于具體的地理空間——特定的街區、紀念碑、橋梁或建筑。例如，瓦西里耶夫斯基島上流傳的建筑師上吊與夜間游蕩骷髏的傳說，至今仍影響著當地的房地產行情；而維堡區陰森的氛圍，則源于舊軍事學院恐怖實驗的傳言——這些傳說甚至讓出租車司機都避諱深夜經過。即便是今天，作為著名旅游景點的滴血大教堂和格里博耶多夫運河堤岸，還可見裝扮成游魂的表演者，這已成為當地獨具特色的文化景觀。相傳，策劃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索菲亞·佩洛夫斯卡婭被處決后，其游魂常在附近的橋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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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留聲機

在波蘭民俗學家狄奧尼修斯·楚巴拉（Dionizjusz Czubala）的定義中，都市傳說則是一種簡短的、單一主題的散文，講述當代生活中那些不尋常的事件，表達了對自身命運擁有發言權的需求。另一位波蘭民俗學家哈伊杜克 - 尼亞科夫斯卡（Hajduk-Nijakowska）則強調，這些都市傳說背后的推動力是焦慮、恐懼和對危險的感知。

“大屠殺與復仇”是波蘭都市傳說的重要主題。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占領了克拉科夫市，關于瑞姆公墓的傳說在坊間流傳，鼓舞了絕境中的人們。瑞姆公墓建于1535至1551年間，是波蘭現存最古老的猶太人公墓之一。該公墓以16世紀拉比——摩西·伊瑟雷斯的名字命名（其縮寫為Remah）。納粹分子破壞了該墓地，推倒圍墻，甚至把墓碑運走，用作集中營的鋪路石。只有少數幾塊墓地未遭破壞，其中就包括摩西·伊瑟雷斯拉比及其家人的墓碑。傳說，當納粹企圖搗毀他的墓碑時，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震懾了他們，有人說墓碑噴出火焰，也有人說拉比早已對這些納粹發出了詛咒。

20世紀70年代，作為蘇聯的衛星國，波蘭的都市傳說深刻反映了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間的對立心理，以及對“鐵幕”另一側世界的復雜想象。其中“黑色伏爾加轎車”的傳說尤為典型——據說有人偽裝成神父或修女，誘騙兒童進入一輛黑色或紅色的大型伏爾加轎車，目的是抽取他們的血液，為西方富人治療疾病。而物資極度匱乏的現實困境催生了大量圍繞貨物和排隊展開的傳言。例如，有傳言稱商品被故意藏匿在倉庫中，以圖讓國家陷入混亂；也傳說有人因誤收來自西方的包裹而一夜暴富。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波蘭進入“野蠻資本主義”時期。 財富問題成了不同社會群體間爭論的焦點，關于政府官員的腐敗傳說和奢靡生活的故事為當時的傳說提供了素材，比如總統兒子開著豪車兜風。同時，隨著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社會文化也從保守轉向開放，致使波蘭人對于艾滋病病毒的恐懼超過了其他任何事物，也由此催生了各種關于毒品、性和艾滋病的傳說。比如，感染病毒的牙醫和男士修面師將病毒傳染給了他們的顧客；神秘女郎故意通過性和毒品傳播病毒等等。波蘭民俗學家瑪爾塔·沃伊奇卡（Marta Wójcicka）認為這一時期的都市傳說展現了普通人的世界觀——一個在當代文明的罪惡中弱小且迷失的人的世界。

歐洲學者的文化研究揭示了如此事實：都市傳說絕非只是街頭巷尾的流言蜚語或茶余飯后的詭異獵奇。它作為一種獨特的故事形態，跨越時間、地域、種族、階級， 維系生者與逝者的聯結，拼湊地方身份的碎片，保存民族集體記憶。都市傳說，因其持久強大的生命力，正在互聯網時代演繹出新的活力。

責任編輯|常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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