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2018年的秋天，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正式上映，編劇是曾經寫過《逃避可恥但有用》、《非自然死亡》的野木亞紀子，講述了一位30歲職場女性，在東京這座都市叢林中的生存困境。

不同于日本影視作品中常見的溫情或勵志的敘事，這部劇既沒有職場逆襲的熱血橋段，也沒有浪漫的愛情救贖，而是用近乎冷靜的視角，呈現了當代日本年輕人日益疏離的人際關系。

劇中的一個細節(jié)令人印象深刻：女主深海晶每天早晨都會在通勤路上完成一次「表情管理」——前一秒還疲憊不堪的臉，在踏入公司電梯的瞬間，立刻掛上標準的職業(yè)微笑。

這個細微的動作，實際上也反映了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年輕人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飽受困頓，連表達真實情緒都成了一種奢侈。人們不得不戴上社交面具，傳統(tǒng)的穩(wěn)固人際關系悄然瓦解。

根據日本總務省2022年發(fā)布的《社會生活基本調查》，20-34歲的人群中，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幾乎沒有可以傾訴煩惱的朋友」。這一比例相較十年前，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這種人際關系的疏離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經濟增長停滯所引發(fā)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

經濟長期低迷不僅影響著人們的財務狀況與消費觀，還迫使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代際間的「厭老」與「嫌孩」情緒快速蔓延，傳統(tǒng)的家庭紐帶日漸松散；職場中「社畜」文化遭遇「無聲離職」的反抗，同事之間的關系愈發(fā)功利；親密關系上，「單身寄生」成為常態(tài)，「無緣社會」現象不斷擴大。

|01 代際對立的加劇

「討厭老人」第一次被寫進日本內閣府白皮書，是2014年。當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約為26%，而15–29歲人群中，有41%的人認為「老年人是社會的負擔」。

數據的背后，是日本社會撫養(yǎng)比的幾何級變化： 從1990年的每5.8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yǎng)1位老人，減少到2022年的2.1人 ，預計等到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1.3人。

2023年，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一次專訪中，將這種現象稱作是「期待落差」：

上一代在終身雇傭制里積累了年金和房產，而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一入職就面對「非正式雇傭」，他們看不到自己60歲時的現金流，自然也就不相信代際契約。

這種情緒在日本的諸多影視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比如 《小偷家族》里柴田治就說過這樣一句臺詞：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為母親了嗎？那不過是器官在起作用。

電影 上映的次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2018年新生兒數92.1萬，是明治以來最低；而30-34歲的女性終身未婚率達到27.4%，比20年前翻了一番。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2022年的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達到了29.1%，創(chuàng)歷史新高，而總和生育率僅為1.3，遠低于人口替代水平。這種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使得代際資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顯。

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會》中分析指出，經濟停滯導致年輕人的職業(yè)前景黯淡，社會保障支出繼續(xù)向老年群體傾斜，這種現象進一步加劇了代際之間的對立。

而這種情緒在現實中的表現之一，是社交網絡上「老害」

（指占用社會資源的老年人）

在小說《便利店人生》中，村田沙耶香同樣描繪的是一位對傳統(tǒng)家庭生活毫無興趣的年輕女性，這個角色也反映了不少當代日本年輕人對生育和家庭責任的疏離態(tài)度。

|02 職場關系的淡漠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工廠里「以廠為家」的標語隨處可見。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將曾把這種「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理論化，稱之為「內部勞動力市場」。

這套理論在2001年迎來拐點。當年，索尼率先引入美式績效薪酬體系，隨后富士通、松下等公司紛紛跟進。日本經濟產業(yè)省2021年的調查顯示：正式員工比例從1990年的81%下降到了2021年的63%；同一時期，非正式員工中20-34歲年齡段的比例從17%上升到了36%。

當「一輩子一家公司」變成了「幾年一份的合同」，同事之間的關系就很難像以往那樣緊密，大家下班即路人。

NHK紀錄片《無緣社會》記錄了一位名為鈴木的派遣工的故事，她 在電子廠工作了十年，但合同和工位始終都是臨時的。 因為擔心被取代，即使生病也不敢請假，但最終在震災裁員時，一條短信通知收回了她的門禁權限，儲物柜隔天就貼上了新人的名字，沒有人關心她的離開。

日劇《重啟人生》將這種淡漠寫得頗具喜劇色彩：女主角在死后才想起來，自己連公司同期生的真名都沒記住。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離開公司就再無交集。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說：終身雇傭制的崩潰使得年輕人不再將公司視為歸宿，職場關系變得更加工具化。

《我，到點下班》中女主東山結衣對加班文化的抵制，也正是這種心態(tài)轉變的一個縮影。

現實工作中，隨著員工在一家公司平均任職時間的不斷縮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無聲離職」

（只完成基本工作職責，不參與額外職場社交）。

這種普遍的疏離與自我保護，映射出了職場歸屬感與忠誠度的日漸消退。

|03 親密關系的瓦解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每五年就會做一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最新一次

（2022）

這種現象的原因被歸結為三類：金錢、時間、情緒成本。

談一場戀愛，等于多打一份工。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就有點像是「關系通脹」。當收入停滯而生活成本還在上升時，親密關系的價值就需要被重新評估。

于是，市場上就出現了兩條產業(yè)分流：一是需求端的「微縮化」，比如一人食、單人鍋、單人卡拉OK等單人消費品的爆火；二是供給端的「服務化」，比如虛擬戀人、陪聊App、AI 聊天軟件 Replika 日語版上線 3 個月下載量就有幾十萬。

在電影《花束般的戀愛》里，男女主在咖啡館里背對背各自看手機，隱喻了愛情的最小化。影片在大陸上映的2022年，日本家庭平均消費支出中，「單人消費品」份額首次超過35%，被野村證券寫入了「下行期黃金賽道」報告。

此外，日本內閣府2023年發(fā)布的《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顯示，20-39歲人群中，約有65%的未婚男性和73%的未婚女性處于無戀愛關系狀態(tài)。NHK特別節(jié)目《無緣社會》還揭示，日本每年約有3萬人「孤獨死」，其中不少人生前就已經和社會完全失去聯系。

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的老后》中說，經濟壓力使得年輕人不得不延長「單身寄生」

（與父母同住）

|04 孤獨是被動的選擇

從《小偷家族》里共享一碗烏冬面的「臨時家庭」，到《怪物》中因孩子一聲哭鬧就報警的鄰里關系，影視作品記錄了日本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敏感與疏離。

社會學家本田由紀曾指出，經濟停滯會重塑人際關系的形態(tài)。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從家庭到職場，從戀愛到養(yǎng)老，社會都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關系重構。

但這種變化不應該簡單地歸咎于個體的冷漠，而是一個社會在長期低增長下的自然調適。

孤獨不是選擇，是時代強加給每個人的生存策略。當經濟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感時，人們會本能地退回到自己的殼中。

而如何在這種收縮中保持基本的社會連接，才是日本，以及許多面臨相似挑戰(zhàn)的社會需要思考的長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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