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平等是性別平等的前提

中國古代最早誕生女權主義的城市是蘇州，早在明清時代，蘇州就有很多追求人格獨立的女子，她們像男人一樣去學習琴棋書畫，并大量閱讀詩賦和文章。在擇偶方面，部分蘇州女性擁有一定自主權，不必過度順從父兄的意愿。

在更南方的珠三角，也逐漸誕生了一群逃避封建婚俗的女性，她們被稱作“自梳女”。所謂自梳女，就是自行盤起頭發，以示終身不嫁。因為在明清時期，封建禮法對女性的束縛可謂是罄竹難書，清朝規定女子必須在14歲以前出嫁，否則就要重罰。很多年輕貌美的女子，在嫁人方面沒有自主權，完全任由父兄做主，幸運點的，嫁給又老又丑的地主，好歹還能當個姨太太；悲慘點的，可能會被許配給生理有缺陷的窮苦人家，淪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正是因為這種殘酷的婚嫁制度，珠三角地區的很多未婚女性聯合起來，組成了“自梳女”群體，她們拒絕依附于男人，與眾姐妹共同居住，生活上互相扶持，并約定共同養老。

終身不嫁的自梳女：

為什么蘇州和珠三角能在明清時期誕生女權主義思想呢？根本原因在于經濟。

明朝時期中國誕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長三角和珠三角出現了大量紡織產業。女性雖然體力不如男性，但比男性更加心靈手巧，因此對于紡織業這種需要耐心與細心的工作，女性反而更加勝任，伴隨紡織業的崛起大量女紡織工登上歷史舞臺。如果按照西方標準，明清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開啟城市化進程，一部分人脫離了農業生產，專門從事手工業。

在農業社會，由于耕種是最重要的生產方式，因此女性的生產效率完全不如男性，因為男女天生存在體力差距，耕種則需要耗費大量體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宗法社會，村民之間經常因為土地和水源爆發械斗，男性更擅長暴力，因此很多農村家庭都希望生男孩。一方面是因為男丁更多的家庭種地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男丁多的家庭更不容易被欺負。因此古代的農村，有些家庭會選擇性地溺殺女嬰，以增加男性占比，這種行為不能完全被解讀為愚昧，而是鄉村社會的理性選擇，只有更多的男丁，才有機會占更多的田地，擴大家族勢力。

根據歷史，生育率與生產資料占有形式存在關聯。在奴隸制社會，由于農作物收成歸奴隸主所有，奴隸們對生孩子缺乏積極性。羅馬帝國后期很多奴隸拒絕繁衍后代，大量莊園因此荒廢，奴隸制經濟走向瓦解。作為對比，唐朝中后期均田制崩潰，之后的王朝逐漸放開耕地買賣，生產資料允許私人占有。由于交通和信息閉塞，農村地區時常出現耕地強買強賣的現象，很多家庭被迫卷入生男孩的“軍備競賽”，防止老了以后被其它村民“吃絕戶”。

但在蘇州和珠三角則是另一種情形。蘇州是明清時期中國最繁華的城市，珠三角則是明清時期制造業基地，這兩個區域擁有大量從事第二產業甚至第三產業的人群，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女性。通過紡織業，部分女性可以靠合法勞動賺取收入，不必像在農村那樣依附于男人，能夠脫離宗族獨自生活。雖然收入無法支撐大富大貴，但相比于嫁給對自己不好的男人，淪為只會干家務的生育機器，很多理性的女子寧可選擇終身不嫁，倒也過得自在。

但在古代的農村地區，一個普通女子，想終身不嫁，基本是無法實現的幻想。這不僅僅是觀念和文化的問題，更多也是經濟的問題。如果一個農村女子打算獨居，她會面臨溫飽問題。因為單靠自己一個人去耕地，以古代的糧食畝產很難養活自己。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古代一個精壯的男子，即便面朝黃土背朝天地種地，也僅能勉強維生，更不用說力氣較小的女子。因此在古代的農村地區，結婚對女性來說，不僅是倫理的問題，更是生存的問題。反抗世俗事小，餓肚子事大。

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在遠古時代，人類還是母系社會，那時候女性的地位普遍比男性高。因為女性更多擔任采集野果、縫制衣物、照顧老幼等職責，男性更多承擔打獵、捕魚、戰爭等職責。從生產力來看，通過采集野果獲取食物的效率更高、來源更穩定；狩獵和捕魚則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面臨有上頓沒下頓的問題，如遇大型猛獸，甚至有傷亡風險。因此生產力更高的女性，比男性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族長通常是女性，孩子也隨母不隨男。

那么母系社會是什么時候瓦解的呢？是農業革命誕生之后。隨著耕種技術被發明，人類可以不再依靠狩獵來獲取食物，耕種成為穩定的糧食來源。耕種屬于體力活，因此體力更占優勢的男性獲得了更高的經濟效率，也逐漸掌控了話語權。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等農耕文明，古代的女性地位普遍比男性更低。

哪怕到了現代，經濟依然是社會地位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在大多數家庭，誰掌握了經濟大權，誰就更有話語權。很多女性悲劇的誕生，往往是從失去經濟權開始的。有些女性，年輕的時候接受了“男人負責賺錢養家，女人負責貌美如花”的觀念，早早辭掉工作成為家庭婦女。等人老珠黃后，有可能被丈夫嫌棄。一個沒有收入來源的中年婦女，在面對丈夫嘲諷的時候，要么為了生存忍氣吞聲，捏著鼻子過日子，哪怕丈夫出軌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要么選擇離婚，但離婚后仍可能面臨缺錢的問題。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失去經濟能力的中年婦女，在離婚后往往選擇再嫁，如果一直沒能找到對自己好又能掙錢的男人，那只能在結婚—離婚—結婚—離婚的輪回中不斷徘徊，悲劇而無奈。

相反，如果女性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那就有了對抗世俗的勇氣，既可以選擇不結婚，也可以在婚姻不順的時候主動離婚。一份穩定的事業，是最可靠的威懾武器，能保證自己不必過度依賴別人。這不僅對夫妻關系適用，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也適用。

如果沿用唯物主義的視角，可以發現：

1、農業經濟占比越高的地區，婦女地位往往就越低，比如印度、非洲；

2、服務業占比越高的地區，婦女地位越高，比如西歐、北美；

3、制造業占比高的國家，婦女地位比農業國高，但比服務業國家低。

不難理解這種原因，因為在農業領域，男女生產效率差距非常大；在制造業領域，男女生產效率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服務業領域，男女幾乎不存在生產效率差距。無論是辦公室白領還是餐廳服務業，男女干活效率沒有顯著差別。生產效率的提升是女性地位改善的根本原因，很多西方國家的女性在一戰或二戰時期獲得投票權，因為當時男人都被征集到前線打仗，后方需要女性參與武器彈藥生產，職責范圍的擴大帶來了權力的提升。

這也能理解為什么東亞國家的生育率很低，因為生育不僅會影響婦女的身材，也會損耗婦女的經濟效率。如果一個女性大量生育，那勢必會對其職業生涯造成不可挽回的沖擊。大多數人職業發展最重要的10年是25-35歲，如果這10年大部分時間都拿來生育，之后再想把事業干起來會很難。由于不愿意在經濟上落后男性太多，東亞社會很多女性選擇少生甚至不生，甚至可以說，不生孩子，被部分女性當作對舊秩序的反抗。

參考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平民撤離運動”，羅馬貴族之所以愿意讓渡權力，設立保民官制度，是因為需要平民參軍打仗，統戰價值是倒逼出來的。一部分女權主義者篤定：“當越來越多女性選擇不婚不育時，一定會出更多政策保障婦女權益，性別不平等問題也能得到緩解。”

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中國女權意識加速崛起，然而女性的實際地位并沒有顯著提升，在企業招聘時所面臨的隱性歧視絲毫不減。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要明確的是，光靠吵架并不能解決問題。近幾年網絡上男女對立的情緒越來越重，甚至從語言上升到行動。然而煽動男女對立并不能讓女性地位真正提高，性別矛盾的最終受益者是資本和媒體，男性和女性吵得越激烈，它們賺的錢就越多。

不僅如此，就算能在輿論場上獲得優勢，但這種優勢也不可持續。一個負面的例子是伊朗的女權運動，伊朗曾被世俗政府統治，伴隨經濟高速增長，伊朗女權主義逐漸崛起。為向西方看齊，女士優先一度成為伊朗“政治正確”。然而伊斯蘭革命爆發后，宗教政府成為伊朗新的統治者，保守勢力迅速反撲，對女權主義實施清算，從女權運動高漲到女權被徹底摧毀只是一夜之間的事情。其根源就在于：女權雖然占據道德制高點，但并不掌握暴力機器，因此想推廣女權主義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想消滅女權主義只需要幾十天。

除了這些問題外，女權主義內部也出現路線分歧。

一部分女性更看重機會平等，特別是高學歷女白領，她們大多自食其力，對男性的經濟依賴比較低，因此更在意就業公平，對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深惡痛絕，希望在求職時擁有和男性相同的起跑線。

另一部分女性更重視結果平等。由于對自身收入不滿意，亦或是其它原因，她們在談婚論嫁時較為務實，要求男方提供豐厚彩禮，亦或是全款買房。站在理性人的角度，彩禮和婚房能帶更高的安全感，這些物質條件如果不在婚前談好，婚后再談可就太難了。

作為龐大的群體，女性內部也存在階級劃分，各群體面臨利益不一致的問題。富婆通常不關心女權的問題，因為她們在現實中能獲得足夠尊重。另一方面，更看重機會平等的女性往往追求人格獨立+經濟獨立，她們中的很多人并不把婚育當作人生必選項。然而對于更看重結果平等的女性，她們傾向于在結婚前爭取更多經濟利益，試圖在婚后和男方實現對等，因此會提出較高的物質要求。

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并不一樣：

追求機會平等的女性和追求結果平等的女性不僅存在觀念分歧，甚至會產生利益沖突。后者要求更高的結婚費用、更多的生育補貼、更高的女權標準，可能會損害后者的求職競爭力。企業會更加慎重考慮招聘女性，以避免增加人力成本。也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女性，利用性別優勢，對男同事或男上司進行敲詐勒索，如果男方不就范，就誣告男方性騷擾，讓對方社死。如果類似事件經常發生，那企業可能會大幅縮減對女性的招聘，最終受害的是所有女性。

如果從唯物論的角度出發，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前提是經濟平等，只有經濟效率平等了，男女的社會地位才會最終平等。理性的女權運動，應該將輿論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從源頭和制度上解決問題，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就業平等機會，并擴大適用于女性的就業崗位，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男女平等的問題。

比較合理的政策包括：

1、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因為在服務業領域男女經濟效率差距最小，服務業占GDP比重越高，女性就業崗位越多。

2、當女性因為生育而帶薪休假時，政府可以承擔一部分產假成本。因為女性生育對社會存在正貢獻（延緩老齡化），但對企業卻有負面影響（增加用人成本），企業會因為生育問題縮減對女性的招聘。因此政策可以考慮將女性產假成本由企業支付改為財政支付，這樣既體現了公平，又能促進生育率。

要解決性別對立的問題任重而道遠，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制造業比服務業更受重視，這在客觀上抬高了女性的就業門檻。另一方面，隨著去地產化的推進，買房雖然不再成為指定選項，但對彩禮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加重了年輕男性的負擔，代際矛盾日益加劇。正如之前所說的，大部分問題背后都是經濟問題，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要考慮對不同群體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