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某油市的一起校園霸凌事件再次將“未成年人暴力”話題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名14歲少女被同齡人誘騙至廢棄樓房內遭辱罵、毆打，并被拍攝視頻傳播。事件曝光后，官方處理的“姍姍來遲和輕描淡寫”引發大規模群體抗議，不少民眾憤怒質疑：“法律到底保護的是誰？為什么惡性少年犯罪頻頻出現卻始終難以杜絕？”

這不是個例。近年來，少年施暴、青少年殺人、校園圍毆、未成年人侮辱錄像等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暴力手段日益殘酷、施暴群體日趨低齡。曾經我們以為“孩子只是犯了錯”，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他們是明確知錯、有計劃、無敬畏地實施暴力。

是什么讓稚子歧路？從某油案件出發，回望過去幾年在全國各地不斷上演的“校園失控”，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個時代的孩子在發育、信息、權力和法律之間，已經遠遠走到了過去的教養體系之外。

01

暴力越來越多，孩子越來越“懂事”：

少年犯罪暴增的暗流

從2020年至2025年，全國多地相繼發生嚴重未成年人暴力事件：

這些案件有著高度相似的特征：

犯罪人普遍年幼（12-15歲）；

施暴方式殘忍，手段模仿網絡影視內容；

作案前有預謀、實施中無懼怕、案后炫耀傳播。

據《刑事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統計：

2024年，中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人，同比上升4.3%；

盜竊罪、詐騙罪、聚眾斗毆罪、強奸罪、搶劫罪等五類犯罪受理審查起訴人數合計占69.5%，其中盜竊犯罪人數最多，占33%；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數量上升，犯罪類型較為集中。越來越多低齡孩子表現出驚人的攻擊性和冷漠。

這些數據背后，不只是“法律空白”或“學校失職”這么簡單，更是整個時代背景下，青少年成長生態的系統性潰敗。

02

傳統規訓退場：

家庭教育的“管不住”與“管不起”

在過去，家庭、鄰里與宗族共同承擔了對兒童的“規訓”職責。父母嚴厲、長輩威嚴、兄弟姊妹互為監督者，“孩子不能做壞事”的羞恥與敬畏根深蒂固。

而在當今中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少子化的加速，家庭教育出現如下變化：

獨生子女普遍化，孩子“金貴”，不能打、不能說、不敢管；

父母長期工作在外，孩子交由老人照看，隔代教育失效、管理脫節；

家校關系緊張，學校怕投訴，老師束手束腳；

社會監督斷裂，鄰里關系稀薄，“別人家的孩子”不再是共同教育對象。

孩子成了“家庭中的權力中心”，缺乏邊界意識與敬畏心，“說不得、罵不得、碰不得”，導致他們自我意識膨脹，抗壓能力低下，一旦遭遇人際挫折，極易通過暴力釋放。

03

食品與環境：

孩子身體大了，心智卻還沒跟上

過去的孩子“慢養”，發育晚、成長緩，有更長的心理過渡期。而今天，孩子的身體成長速度大幅提前，心理成熟卻未能同步：

激素食品泛濫、工廠化飼養肉類廣泛進入兒童飲食，造成第二性征提前；

11歲女生生理期成為常態，10歲男孩聲變也不再罕見；

兒童體格上“看起來像大人”，實際上心智判斷力仍在小學階段。

當一個13歲少年擁有成年人的身體力量，卻沒有同等的道德標準和法律責任感，就很容易成為潛在的“危險源”。

04

網絡催生一代：

信息唾手可得，道德尚未成型

互聯網徹底打破了兒童成長的“信息分級”機制。

小學生刷抖音、看暴力游戲、模仿社會人言行；

網絡視頻傳播霸凌、辱罵、侮辱他人的內容，反被點贊和模仿；

孩子在游戲世界里“殺人不犯法”，在社交網絡里“挑釁不羞恥”。

與此同時：

父母不懂引導，只能一味屏蔽或縱容；

老師無從干預，學校對網絡行為約束力幾乎為零；

媒體“邊界感”缺失，暴力內容正不斷侵蝕未成年人的認知底線。

更嚴重的是：在信息提前的同時，我們迎來了情感延后與責任失語的青少年群體。他們早早知道什么是性、什么是暴力、什么是“黑社會”，但卻從未接受系統的責任教育與道德訓練。

05

法無威懾：

12歲殺人不坐牢，法律底線還要讓到哪兒？

2021年修改《刑法》時，將部分惡性暴力行為的刑責年齡下調至12歲，當時被視為重要突破。

但現實中——

案件需“情節惡劣”，檢察機關“核準追訴”，適用極其有限；

大部分校園霸凌、故意傷害致輕傷仍處于“刑責豁免區”；

13歲“殺人不負刑責”的現實仍時常出現。

與此同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多次重申“教育、感化、挽救為主”，強調不得標簽化、不得體罰……最終結果是：

施暴者無所畏懼，知道“打了也沒事”；

受害者無處伸冤，學校擔責不清、司法救濟有限；

家長怒火中燒，群體性事件頻發，社會信任瀕臨崩塌。

法律，原本是文明社會的最后一道底線。如果底線被無限下探，“小惡”就可能不斷醞釀成“大惡”。

06

破局之路：

在“保護”與“規訓”之間找到新的教育體系

面對越來越多失控的青少年暴力問題，我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系統性改革：

法律層面：

推動刑責年齡彈性調整，建立“中間責任區”（如12-14歲針對嚴重暴力案件可依法追責）；

引入“未成年行為矯治中心”，配合心理矯治與教育懲戒；

強化學校與家長法律責任，尤其在隱瞞、縱容未成年人暴力行為時。

家庭層面：

強化家庭教育責任追究，真正落實《家庭教育促進法》；

重建“軟規訓”：邊界教育、情緒教育、羞恥教育回歸家庭日常；

推動親職培訓，尤其針對留守家庭與隔代撫養家庭。

學校與社會層面：

將“社會情緒學習（SEL）”、“法律意識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

建立校園霸凌預警與報告機制，及時介入；

降低教師管理風險，明確合法教育權與懲戒邊界。

文化層面：

推動主流文化強化“恥感教育”、“責任文化”，替代當下流行的“炫暴文化”、“無責快感”；

打造“新型傳統教育”：提煉儒家教育中可適配現代社會的價值內容，如敬老、守禮、自省等。

尾聲：

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復雜性的時代：兒童早熟，家庭退位，學校失能，網絡催熟，法律遲緩。

少年人行走在充滿歧路的成長之中，曾經的那套“家門口的教育”、“教室里的紅線”、“父親的一記巴掌”都已悄然消失。可他們依然是孩子，是最容易被環境塑形的一代。

正因如此，全社會更需要在愛與規矩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法與教之間重建邊界，在技術與人性之間守住底線。

否則，“稚人歧路”所引發的愁，不只是“誰家”的，而是全社會的。

作者 | 吳必虎 ChatGPT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