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國式ESG——一個政治經濟學視角》（頁碼：1-11）作者手記。論文由中國人民大學聶輝華教授完成，發表于《當代會計評論》，2025年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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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上海交通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夏立軍跟我說，他參與組織的“中國會計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與學術期刊論壇——暨《當代會計評論》創刊發布會”，將于2025年1月11日在北京舉行，地點就在離中國人民大學很近的北京友誼賓館。他問我，是否可以做一個主題演講？雖然我不研究會計學，但是我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和中國政治經濟學能夠為研究政府和企業行為的學者提供一些制度層面的分析，因此我答應了。何況，夏教授是我多年前認識的好朋友。然后，夏教授請我提供一個演講主題，以便提供給會議組織者、廈門大學會計學系劉峰教授。我當即回復：《》。夏教授表示很吃驚：你居然敢講這個題目？我也表示很吃驚：為什么這個題目不能講？它也不敏感啊。他回復：你不知道“四大名著”嗎？我回復：我當然知道啊，但我又不是講文學，有什么關系呢？他笑了：在經濟管理學界，高鐵開通、數字經濟、ESG和CEO臉寬，被認為是最無聊的四個主題。原來如此。很不幸的是，這“四大名著”中居然有兩個（數字經濟和ESG）跟我近幾年的研究相關。更不幸的是，這次我居然要在會計學界的一次盛會上談ESG研究。不過沒關系，我的很多研究都有點“特立獨行”，如同我在性格方面留給大家的印象。

挑戰

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政企關系以及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幾年前，在政企關系的研究過程中，我發現環境管制是政企互動的重要場景，同時體現了不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因此建議團隊關注環境政治經濟學。后來進一步發現，環境問題屬于ESG（環境、社會和治理），于是我們團隊開始關注ESG研究。等我們進入了這個領域才發現，ESG加上CSR（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獻可謂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完全是一片“紅海”，要實現理論創新太難了，這是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此，我們團隊決定發揮比較優勢，劍走偏鋒。我自己總結的研究套路是：用組織經濟學（契約理論）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聶輝華、林佳妮，2020）。雖然ESG是企業的非財務活動，但是實際上中國企業做這些事情，都跟政府有關系。于是，我們團隊近年來發表和寫作的幾篇ESG論文，都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企業參與ESG活動的驅動因素和實際效果。在今年1月11日舉行的這次會計學盛會上，我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式ESG”這個想法。但是，究竟中國式ESG和西方ESG有多少差異，這些差異能否持續存在，仍然需要更深入和更嚴謹的分析。我演講的主要任務，就是拋磚引玉。

貢獻

那天的演講效果不錯。在茶歇時，好幾位會計學界的青年學者跟我說，沒想到ESG研究也蠻有意思！言外之意是，原來有不少經濟管理學界的學者并不喜歡ESG，但是一旦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待企業ESG，就會發現它不是一種口號或者時尚。會后，劉峰教授囑咐我將演講稿整理成一篇論文，投給《當代會計評論》。為此，他還熱心地安排了一位研究生，根據我的會議演講整理出初稿。我不得不說，這極大地增強了我寫作此文的激勵。

拙作的主要貢獻是，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總結了中國企業參與ESG的本質和特征。首先，我認為ESG本質上是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種關系契約，這個關系契約的主要內容是企業要在重復博弈過程中提供難以證實的、親社會的產品或服務，而政府是這個關系契約的核心簽約人之一。其次，我概括了中國式ESG的五個特征：一是政府驅動，而非市場驅動；二是強調扶貧和黨建；三是主角是大企業；四是ESG市場不完善；五是市場中介作用不充分。這些特征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企業參與ESG的動機和效果。比如，為什么很多國企成為ESG參與的主角？為什么很多民營企業在地方政府換屆時特別熱衷于慈善捐贈？于我而言，如果拙作能夠讓更多人重視ESG，讓更多學者了解政治經濟學視角，吾愿足矣。

參考文獻：

聶輝華、林佳妮，2020，《》，《學術月刊》，第6期。

文 | 聶輝華

責編 | 楊穎瑜

審核 | 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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