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使用的公歷，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當時的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啟用名為「格里歷」的新歷法取代自公元前1世紀以來一直使用的儒略歷。作為改歷的其中一項內容，1582年10月4日之后不是10月5日，而是10月15日，這意味著教皇刪減了日歷中的10天，此舉是為了抵消儒略歷在千余年中累積的誤差，從而讓春分回到3月21日。

相信不少人在了解到教皇改歷的具體內容時都會心生疑問：

既然儒略歷有誤差，為何會沿用千余年不修訂，是西方人不想改嗎？

表面上看儒略歷確實是在歐洲使用了超過1600年后才迎來變革，但如果仔細考察這段前后跨越17個世紀的歷史，就會發現這一時期的西方世界并非沒有關于歷法的討論。

4世紀

基督教的歷法訴求

聊中世紀的歐洲歷法，尤其是儒略歷時，基督教在其中的影響不可忽略。基督徒有著自身獨特的歷法訴求，那就是計算紀念耶穌基督復活的復活節日期。追根溯源，復活節脫胎于猶太教的逾越節，逾越節從猶太歷1月「尼散月」（Nisan，相當于陽歷3~4月）的14日晚起算，持續約七天。相傳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正是尼散月14日白天，而耶穌復活時對應周日，于是逾越節的開始以及逾越節后的周日均演變成了紀念耶穌基督的節日。此后為與猶太教劃清界限，同時統一不同地區教會制定的復活節日期，在公元325年召開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上，前來與會的各地教會代表達成共識，規定以儒略歷的3月21日為春分，復活節為春分后第一次滿月之后的第一個周日。

描繪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場景的壁畫

基督教將3月21日作為春分日期有其科學性，因為公元4世紀初太陽過春分點的時間的確是在儒略歷每年3月20日前后。而在凱撒改歷時的公元前1世紀，春分會落在儒略歷每年的3月23日前后，公元1世紀時老普林尼則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春分在3月25日。這3天上下的日期偏差在隨后數個世紀演變中形成了有關春分的兩個傳統——以3月25日為準的拉丁傳統和以3月21日為準的希臘傳統。

公元4世紀初太陽在儒略歷每年3月20日前后過春分點︱Stellarium模擬

8世紀

春分的「希臘傳統」與「拉丁傳統」

現在我們知道，上述的春分日期差異本質上是儒略歷歷年與真實回歸年不吻合引起的，儒略歷歷年平均長365.25天，大于回歸年的365.2422天，這使得每約130年儒略歷的累計天數就會比真實回歸年多出整整1天，體現為春分日期提前1天。從凱撒改歷的公元前45年到公元325年，這種誤差帶來的日期偏差達到了3天，基本對應了春分日拉丁傳統與希臘傳統的差異。

不過對古代晚期與中世紀早期的基督徒來說，他們對于真正的回歸年長度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但春分日只會有一個，很顯然拉丁傳統和希臘傳統有一個是錯誤的。活躍于公元8世紀的比德（Bede）通過實際觀測證明希臘傳統比拉丁傳統更貼合實際天象[1]。8世紀時的真實春分已經來到了3月17日前后，盡管希臘傳統與之相比也有了3天左右的誤差，但拉丁傳統的誤差是前者的兩倍，兩者的區別不難察覺。

12世紀抄本中的比德畫像

12~13世紀

培根的教皇「哥們兒」

西歐的拉丁學者明確意識到分至日漂移的原因大概要等到他們接觸到阿拉伯天文學，也就是11世紀前后，此時隨著基督徒從伊斯蘭教徒手中逐步奪回伊比利亞半島，星盤，積尺[2]等阿拉伯天文學的先進成果陸續進入了西歐拉丁學者的視野。

阿方索六世征服托萊多（1085年）的壁畫。托萊多圖書館的大量文獻是拉丁學者了解阿拉伯天文學的重要渠道

目前已知最早在拉丁世界討論儒略歷誤差的是12世紀的一位不知名學者彼得（Peter），他在一部著作中專門探討了這一困擾拉丁世界多個世紀的問題：「為何夏至、冬至與春分、秋分的日期不再與古時完全吻合」？彼得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是儒略歷歷年比回歸年要多出12分鐘，當這種偏差長期存在時，就會導致儒略歷月份最終與季節徹底脫鉤。彼得還指出，如果要解決偏差持續擴大的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每經歷29次閏日后取消第30次閏日，即每120年中只有29次而不是30次閏年。按照彼得的修正方案，修正后的歷法歷年長度約為365.2417天，略短于回歸年，已經和現代公歷的誤差相距不遠。

13世紀著名哲學家羅杰·培根（Roger Bacon）也注意到了儒略歷的誤差，甚至一度找到了推動歷法改革的鑰匙——他與教皇克萊門特四世（Clement IV）私交甚好。克萊門特四世在當選教皇以前已對培根獨特的哲學思想有所了解，他希望培根能夠將相關內容整理成書以便進一步探討。1266年克萊門特四世以教皇的身份正式詔令培根提交作品，《大著作》（Opus majus）、《小著作》（Opus minus）、《第三著作》（Opus Tertium）等作品正是培根在這一時期寫就的。

1750版《大著作》封面

在《大著作》和《第三著作》中培根重復討論了有關歷法的問題，他指出歷法錯誤將導致宗教節日尤其是復活節日期的混亂，如不及時修正，不僅會嚴重損害教會的權威，甚至可能對基督教的正統地位造成威脅。可惜的是培根的上書并未得到教皇的積極回應，一個主要原因是克萊門特四世在1268年年末猝然離世，這也不禁讓人懷疑教皇是否有足夠時間消化培根的歷法改革提議。

克萊門特四世畫像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13世紀時拉丁學術圈內有關如何修正儒略歷的討論已經遍地開花：除了培根提議每125年減少1個閏日[3]，與培根同時代的薩克羅博斯科的約翰（John of Sacrobosco）也提出每288年減少1閏日的方案，1276年成書的一篇文獻中更是有一個從日歷中刪減16天的激進方案。

14~16世紀

「屢戰屢敗」的改歷嘗試

如果說13世紀時教會對歷法改革的態度還不夠明朗，那么進入14世紀以后，「歷法需要改革」的思想正在教會高層中生根發芽。不過教會的知情不意味著改歷進程就是一片坦途，在1582年靴子正式落地之前的兩個多世紀中，有數次針對歷法的改革嘗試，但結果顯而易見——都沒有成功。如果進一步分析改歷為何頻頻受阻，相關原因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科學因素。當11世紀彼得首次在拉丁世界指出儒略歷與回歸年之間的差異時，他同時表示要謹慎行事，因為刪減日期能否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相關的操作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原有歷法體系分崩離析。彼得的謹慎不無道理，天文學界雖然很早就有「儒略歷存在誤差」的共識，但誤差的具體數值究竟多少，則是經過數個世紀隨著觀測技術水平提升才逐漸達成一致。另外盡管儒略歷本身是陽歷，但由于教會需要基于儒略歷計算復活節日期，相當于引入了陰歷（月球運動）成分[4]，改歷時也需一并考慮。科學因素對改歷活動的影響簡單概括起來就是「有誤差說明需要改正，但誤差的具體大小還有待確認」。

哥白尼在《天球運行論》前言中提到利奧十世在位期間的一次改歷，他認為改歷未成功僅僅是天文方面的原因︱《天球運行論》

第二類是技術因素，這主要涉及改歷方案的具體設計。例如是一次性刪減儒略歷帶來的天數誤差，還是通過取消一段時間內的閏日讓春分日期逐漸歸位？春分日期是以3月21日的希臘傳統為準，還是以3月25日的拉丁傳統為準？改歷后原有的復活節日期計算方式能否沿用？改歷后新歷法如何確保不再出現同樣的誤差問題？如何處理由改歷引發的法律問題？等等。不難發現這些爭議并非孤立，而是一環扣一環，這使得技術原因一直是歷次歷法改革中爭論的焦點之一。即便是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改歷后，部分爭議仍在繼續。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改歷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天文學家克拉維烏斯于1588年出版《新羅馬歷法申辯》（Novi calendarii romani apologia）一書回應各方對新歷法的質疑

第三類是政治/宗教因素，最為典型的就是羅馬教會內部的派系斗爭。1582年以前的改歷嘗試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發生在1437年，此時正值巴塞爾大公會議[5]期間，一份歷法改革提案已經被納入官方法令草案，離宣布成為正式法令就差臨門一腳，甚至有學者已經提前獲知這一有關歷法改革的新法令內容，準備著手編撰基于新法令的1440年歷書。而就在同一時期（1438~1439），由于大公會議與時任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IV）的矛盾漸趨白熱化，導致后者遭大公會議暫停教皇職務，稍后更是被貶為異端。

教皇尤金四世肖像

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下強行通過改歷方案無疑是節外生枝，比如出現其中一方的追隨者遵循新方案但另一方出于立場原因維持原狀。于是原定于1439年5月實施的歷法改革決議被屢次擱置討論，直至1440年12月12日時，根據指導委員會的建議，議會代表們投票決定「鑒于當前形勢，暫不就歷法改革作出任何決議」。此次幾乎要成功的歷法改革就此淪為教會分裂的犧牲品。

另一種容易導致改歷方案流產的聲音則是「教會永遠不會犯錯」。例如16世紀初教皇利奧十世（Leo X）在任期間（1513~1521）討論如何改歷時，多明我會神學家奇普里亞諾·貝內特（Cipriano Benet）反對改歷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改歷，就等于承認教會在歷法問題上曾經犯錯，這將是對教會嚴重的大不敬。

教皇利奧十世

最后一類原因是很難預料的不可抗力。如上文提及有意聽取培根意見的教皇克萊門特四世的突然離世；又如14世紀改歷議程進行時遭遇到肆虐整個歐洲的黑死病疫情；再如教皇西斯篤四世（Sixtus IV）曾于1475年邀請學者雷吉奧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主持歷法改革工作，但后者赴羅馬上任不久便離世。

教皇西斯篤六世

16世紀末

格列高利十三世成功了......嗎？

當16世紀下半葉格列高利十三世再次決定改革歷法時，他是否需要繼續面對以上種種不利因素呢？科學方面，西歐天文學家在1550年以后對回歸年與朔望月的具體周期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格里歷最終使用的是365.2425天的歷年長度，與真實回歸年僅有0.0003天誤差。技術上格里歷選擇了一次性刪減10天，在儒略歷規則的基礎上添加新的置閏規則（逢百年不閏，逢四百年閏），啟用新復活節算法取代原有黃金數算法的方案。這一次的改歷方案依舊沒能讓所有人滿意，但在最終審議時，羅馬教會內部并沒有太多反對聲音。這或許是經歷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運動后，仍然保持天主教信仰的國家與信徒進一步加深了對羅馬教會的認同。至于不可抗力，應該說格列高利十三世是幸運的。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以羅馬教會的視角來看，1582年的改歷也許并沒有達到原本的目的。教皇原想借助新歷法彌合日益割裂的基督教，但格里歷如同一管酸堿指示劑，明白無誤地揭示了有些地方已不在羅馬的控制之下——在格里歷頒發的當年，只有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及附屬地區響應了羅馬教會改用新歷法。至于在科學層面上，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改歷無疑是成功的，當拋開新歷法中的宗教元素，不難發現格里歷在與儒略歷基本同樣簡潔易懂的前提下做到了準確性更勝一籌，這大概是接下來數個世紀不同民族、信仰各異的國家陸續接受格里歷，使其最終成為全球通行歷法的一大原因。

參考&拓展

[1]Nothaft C P E. Bede’s horologium: Observational Astronom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Equinox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c. 700–1100)[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015, 130(546): 1079-1101.

[2]一類包含一系列天文表的天文手冊

[3]培根的方案隨時間推移有所改變，最初是130年減少1天，中期改為125年減少1天，后期提高到120年減少1天

[4]復活節日期本質上是由太陽和月球的運動，以及星期循環共同決定，計算時相當于要同時考慮三個變量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Fl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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