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企業被吉林龍井“跨省”，當地僅兩名涉案用戶消費不到兩百

近日，知名津云新聞作出深度報道：吉林省龍井市公安機關跨省抓捕蘇州一家科技企業負責人，扣押1800多萬元資金。

津云新聞報道后，案件引發社會關注。該案不僅涉及涉案資金的處置爭議，更將管轄權問題擺在了臺前。

管轄，直接關系到程序正義。從刑事訴訟地域管轄的基本原則審視此案，該案的管轄權基礎顯得薄弱。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結果發生地。本案中，蘇州閃淘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冊地、經營地、服務器所在地、主要經營活動實施地、以及員工和負責人的居住地均在江蘇省蘇州市，其開發的三款助貸APP面向全國用戶，并無證據表明其業務活動有針對性地指向吉林省龍井市一地。

津云新聞的報道指出，吉林龍井警方最初以詐騙罪立案，但能與龍井市這一“犯罪地”產生聯系的，僅是兩名當地用戶合計不足200元的會員費消費。

且不論該金額遠未達到詐騙罪的刑事立案追訴標準，即便考慮到網絡犯罪犯罪地認定的廣泛性（如被害人所在地可視為犯罪結果地），以如此微弱的連接點來主張對一家遠在數千公里之外、運營規模達數百萬用戶的企業及其主要人員進行刑事管轄，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亦明顯存疑。

司法實踐中，特別是經濟犯罪偵查領域，管轄制度可能存在被異化為“案件爭奪”工具的風險。當某個地區的司法機關基于各種原因意圖介入某起跨地域經濟糾紛時，尋找一個甚至多個本地“被害人”以建立管轄權連接點，成為一種技術性操作。

根據津云新聞報道，本案立案初期詢問的用戶均非龍井戶籍，且不在龍井居住，直至立案當日才找到兩名本地用戶。而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一旦憑借薄弱的連接點成功立案，便獲得了采取一系列強制性偵查措施的權力（如跨省抓人、查封、扣押、凍結），從而事實上控制了案件和涉案人員、財產，后續即便最初的罪名無法成立，也可能像本案一樣，退而求其次來維持程序的延續。這違背了刑事訴訟的謙抑性原則和程序正當理念，使管轄不再是中立的技術性規則。

管轄權的爭議與強制措施及財產處置的合法性緊密相連。根據津云新聞報道，本案中，龍井市司法機關在管轄權基礎存疑的前提下，實施了資金扣押與劃轉行為。根據公安部《關于進一步依法嚴格規范開展辦案協作的通知》第十四條的明確規定，對于涉案人員、企業金融賬戶內的財產，僅可依法凍結，嚴禁以劃轉、轉賬等方式變相扣押。違法扣押的，應予退回。然而，津云新聞的報道指出，龍井市公安局不僅凍結了資金，更將企業賬戶內1600余萬元及取保候審繳納的200多萬元“違規扣押并劃轉”至當地財政賬戶。

這種做法，即便在最終判決有罪的情況下，其程序的合法性也是存疑的，更遑論在案件仍在審理、罪名是否成立尚無定論之時。

當管轄不再基于中立、客觀、便利的法律原則，而可能服務于地方性的、甚至是經濟性的目的時，它便從權利保障的護欄，異化為權力的工具。這不僅直接侵害了涉案企業和個人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營商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更從長遠來看，侵蝕了司法公信力。唯有將權力的運行牢牢約束在法律的軌道內，才能讓每一個司法案件都真正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