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監(jiān)獄里異常安靜，戴中溶從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醒來，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習慣性地環(huán)顧四周，卻發(fā)現(xiàn)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詭異的寂靜。

圖|戴中溶

他皺了皺眉，監(jiān)獄里往日的喧囂——看守的吆喝、鐵門碰撞的刺耳聲響、犯人們的低語——全都不見了，仿佛整個世界在一夜之間被抽空了。

戴中溶的心猛地一緊，幾十年的隱蔽戰(zhàn)線生涯讓他對任何異常都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屏住呼吸，探頭往外看，走廊里空無一人，只有幾縷晨光從高處的鐵窗灑進來，照得灰塵在空氣中飄浮。

01

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龍?zhí)度埽苌儆腥酥馈昂簖執(zhí)度堋薄?/p>

所謂“后龍?zhí)度堋保傅氖切芟驎煛㈥愔医?jīng)、申健。根據(jù)熊向暉晚年所著《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他們“后龍?zhí)度堋钡姆Q呼，是周恩來給的。

他們?nèi)硕际菨摲诤谀仙磉叺模渲行芟驎熚恢米钪匾呛谀系氖虖母惫倜貢杲∈秦撠熽兾魅鄨F的特務和情報組織，陳忠經(jīng)原來也是陜西三青團支團書記，后來進了陜西省黨部任執(zhí)行委員。

盡管三人都發(fā)揮了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但還是有部分情報他們接觸不到。

熊向暉三人是隸屬于王石堅的情報系統(tǒng)，然而當時王石堅在西安的情報系統(tǒng)中，還有另外一支，就是潛伏在胡宗南機要室任副主任的戴中溶。

熊向暉與戴中溶雖然都是為黨工作，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這也符合黨的情報工作的紀律的要求。

應該指出的是，戴中溶最初并不是地下黨員，他后來能為黨工作，完全是受到感召所致。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一個普通的家庭，家里不算富裕，但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交通大學附屬小學。小學畢業(yè)后，他又順利升入交大中學，又考進了交大電機工程學院，整整十二年的交大生涯，奠定了他扎實的學術(shù)基礎(chǔ)。

大學里的老師們讓他大開眼界，尤其是張廷金教授，那位中國電信界的先驅(qū)，課堂上講到火花電機、電子管、真空管時，總是眉飛色舞，眼中閃著對科學無限熱愛的光芒。

“這些技術(shù)，是未來的希望！”張廷金曾拍著課桌，激動地說，“你們這一代，要讓中國跟上世界的步伐！”

戴中溶被這些話深深感染，他埋頭苦讀，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恨不得把老師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

上大學時，戴中溶和顧德歡、張光斗關(guān)系特別好。多年之后戴中溶還記得，顧德歡尤其聰明，功課總是年級第一，課堂上目不轉(zhuǎn)睛，課后卻活潑得像個孩子，組織活動、參加童子軍，樣樣拿手。

與戴中溶對技術(shù)鉆研不同，顧德歡因為生病休學，接觸了共產(chǎn)主義思想，回來后開始宣傳革命理念，還給戴中溶塞了一本《資本論》。

圖|1934年7月，電機工程學院畢業(yè)生合影（第二排右三為戴中溶）

戴中溶后來回憶起這位老同學，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顧德歡生病時我去看過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還可以，他參加革命真正是憂國憂民。后來他到浙江譚震林部隊去了。解放后，征求他意見，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寧愿到北京搞技術(shù)，以后做過科學院黨組成員。20世紀50年代十二年規(guī)劃提出后，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電子所、自動控制所、計算機所、半導體所等研究機構(gòu)，他是電子所所長，搞波導傳輸。”

戴中溶看著好友漸行漸遠，心里既佩服又有些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會在不久后被徹底改變。

02

1934年，戴中溶從交大電機工程學院畢業(yè)，正趕上“通訊救國”的熱潮，學校推薦他去西北的胡宗南部隊擔任電訊技術(shù)人員。

戴中溶初到部隊時，完全是個技術(shù)宅，對政治一竅不通，只想著把無線電臺建好。他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胡宗南的情景，那是個身材不高卻氣勢逼人的男人，眼神銳利，講話鏗鏘有力。

“戴先生，通訊是軍隊的命脈，你放手干，錢不是問題！”胡宗南拍著他的肩膀，語氣里滿是信任。

戴中溶確實沒讓胡宗南失望，他利用在交大學到的知識，從團部到師部再到軍部，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無線電通信網(wǎng)。他常常跑到上海諾曼底公寓下面的三極電力公司采購器材，那是他的老師張廷金開的店，專為海岸電臺和船舶提供設(shè)備。

在部隊里，戴中溶的日子過得順風順水，月工資130元，比普通士兵高出十倍，同事們對他也格外尊重。

他還記得有一次調(diào)試電臺，信號從幾百里外的團部傳過來，清晰得像在耳邊說話，周圍的士兵都看呆了，嘖嘖稱奇。

戴中溶笑笑，心里卻有些復雜，他開始注意到部隊里的腐敗現(xiàn)象——賭博成風、走私猖獗，甚至還有妓院跟著部隊跑。這些黑暗面像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頭，讓他越來越覺得，這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戴中溶的兩年服務期滿了，他沒請一天假，直接回了嘉定老家。可萬萬沒想到，命運再次將他拉回了胡宗南的部隊。

1937年淞滬抗戰(zhàn)，胡宗南的部隊在上海吃了敗仗，蔣介石怕他全軍覆沒，命令他回西北整頓。

胡宗南找到戴中溶，苦口婆心地勸他回去：“老戴，抗戰(zhàn)需要你，通訊不能斷，你得幫我培養(yǎng)一批電訊人才！”

戴中溶猶豫再三，還是回到了部隊，這一回去，就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不久之后，戴中溶出任胡宗南部機要室副主任，機要處下設(shè)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戴中溶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

譯電室是一個要緊所在，胡宗南規(guī)定，只有他和參謀長可以進去，但是唯獨戴中溶例外。

根據(jù)戴中溶回憶，他那時就經(jīng)常到譯電室去，甚至又是還把譯電拿起來看，上面都是胡部隊作戰(zhàn)計劃、部隊調(diào)動等來去電文。

不僅如此，戴中溶還能接觸到密碼本，無論是專用還是通用的，他都能看得到。

對于這種情況，胡部譯電室的工作人員也都習以為常。

胡宗南知道戴中溶從不過問政治，所以對他的行為也并不加以控制，有時還主動找他聊天，胡宗南對待戴中溶宛如親信一般。

03

改變戴中溶的是一次偶然。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黃葳來到甘肅找他，她已經(jīng)是中共地下黨員，帶著滿腔的革命熱情。

黃葳在戴中溶的住處住了幾天，夜深人靜時，兄妹倆促膝長談，她講起了延安的見聞，講起了共產(chǎn)主義理想。

“哥哥，你看到國民黨這些腐敗了吧？跟著他們沒出路，加入我們吧，為國家和人民做點真事！”黃葳的眼神熾熱，像是要點燃什么。

戴中溶沉默了許久，他回想起顧德歡塞給他的《資本論》，回想起部隊里的種種黑暗，內(nèi)心開始動搖。

“我不想在這兒干了，我想去延安，入黨！”他終于開口，聲音低沉卻堅定。

圖|黃葳在陜北

黃葳后來專門將此事匯報給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然而八路軍辦事處的領(lǐng)導卻不同意戴中溶去延安。給出的理由也很實際。

“組你現(xiàn)在的崗位太重要了，外面的人想打進去都難，你得留下來！”

戴中溶愣住了，他沒想到，自己會被要求留在敵人內(nèi)部，多年之后他才明白組織上的深意，即便是從外面打入敵人內(nèi)部，位置上也不一定會有他那么好。

至于戴中溶所提到的入黨的問題，組織上考慮再三，出于對他安全的擔憂，決定他暫時不入黨。

從那以后，戴中溶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表面上是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掌管無線電通訊；暗地里，他成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

他的工作并不復雜，因為身份特殊，他能直接接觸到譯電室里的機密電文，包括胡宗南的作戰(zhàn)計劃、部隊調(diào)動等核心情報。

“我不用偷，東西就在我面前。”多年后，他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語氣平靜卻帶著一絲自豪。

戴中溶與西安的一個書店老板單線聯(lián)系，那人表面上吃喝玩樂，與胡宗南的情報系統(tǒng)毫無交集，實則是中共的聯(lián)絡員。

后來，組織又派了一個叫王金平的年輕人做他的副官，名義上是老鄉(xiāng)，實際上是徐州人，專門負責傳遞情報。

戴中溶的工作小心翼翼，他從不留下任何書面記錄，需要寫的東西看完就燒掉，腦子里卻像臺精密的機器，記下了無數(shù)關(guān)鍵信息。

1947年2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但實際上，消息已經(jīng)多個不同的渠道傳到了延安。僅是王石堅負責的情報系統(tǒng)，就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熊向暉，一個就是戴中溶。

戴中溶晚年回憶：

“我干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對保衛(wèi)延安發(fā)揮了作用，中央曾發(fā)電給予嘉獎。”

不過，戴中溶自己也沒有想到，也就是在這一年，他突然被捕。

戴中溶被捕，源于王石堅情報系統(tǒng)的暴露。

1947年9月下旬，北平順天府東街的中共地下電臺被國民黨軍統(tǒng)偵測到信號，報務員李政宣當場被捕，旋即叛變。這場突如其來的打擊像一顆炸彈，炸毀了中共北方情報系統(tǒng)的半壁江山。

不久之后，王石堅也被捕。

當然，有關(guān)王石堅被捕后是否叛變，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具體的資料可以證實，但可以清楚的是，從王石堅被捕以后，從北平到保定、沈陽、西安、蘭州，情報網(wǎng)絡接連暴露，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chǎn)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許多人遭到嚴刑拷打，被判徒刑。

就連熊向暉、申健、陳忠經(jīng)也差點被捕。

與此同時的是，與戴中溶有聯(lián)系的西安的書店老板和王金平也被捕。

戴中溶得知消息時，心如刀絞，但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仔細分析局勢。

“書店老板和王金平都是硬骨頭，他們不會輕易招供。”他安慰自己，決定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沒過幾天，胡宗南派了一架小飛機把他從甘肅接回西安，參謀長一臉嚴肅地告訴他：“南京要人，我們不同意，但面子上過不去，你得去一趟。”

戴中溶心里一沉，但他表面上不動聲色，跟著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審訊室里，軍統(tǒng)的處長盯著他，語氣陰冷：“我們知道你的妹妹在延安，你跟她往來密切吧？”

“是，她來過兩次，一次是生孩子，我去醫(yī)院看過她。”

戴中溶坦然回答，沒有一絲慌亂。他知道，自己的住處早就被搜查過，但多年來，他從未留下任何證據(jù)，軍統(tǒng)拿他沒辦法。

胡宗南也不相信他有問題，甚至還幫他說話：“老戴不問政治，跟妹妹往來很正常。”

可軍統(tǒng)還是不肯放人，年底，電臺案的十七八名地下黨成員被轉(zhuǎn)押到南京軍統(tǒng)看守所，戴中溶也在其中。公審后，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謝士炎、丁行之、朱建國、趙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壯烈捐軀的，被槍斃在雨花臺，他們因為留下了電臺或書面證據(jù)，成了軍統(tǒng)的靶子。

戴中溶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是全案中最輕的，但他心里清楚，這判決只是個幌子，隨時可能被處決。

04

南京的監(jiān)獄生活像一場無休止的噩夢，每天清晨，槍聲都會準時響起，一批批政治犯被拉出去槍決。

戴中溶和獄友們每天都在數(shù)著日子，猜測下一個會是誰。

1949年初，南京吃緊，監(jiān)獄里的犯人被轉(zhuǎn)移到杭州，情況變得更加兇險。杭州監(jiān)獄里，政治犯一批批被槍斃，甚至連判無期徒刑的都不放過。

戴中溶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自己的十年徒刑只是個笑話，死亡隨時可能降臨。

到最后，監(jiān)獄里只剩下十個人，都是電臺案的軍人犯，偌大的監(jiān)獄空蕩蕩的，只有九個看守和他們相依為命。

戴中溶默默地盯著牢房的墻壁，腦海里閃過這些年的點點滴滴——交大的青春歲月、部隊里的電臺搭建、隱蔽戰(zhàn)線上的驚心動魄，還有妹妹黃葳那句“為國家和人民做真事”。他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心里暗暗發(fā)誓：只要有一線生機，他就絕不放棄。

圖|1979年《數(shù)學年刊》編委第一次會議（前排左五為戴中溶）

1949年5月1日早晨，監(jiān)獄看守送來早飯，出奇的是，在送飯以后，看守連監(jiān)獄門也沒鎖，眾人吃完了飯，也沒見看守來收碗筷。

戴中溶心里感覺很奇怪，但卻也意識到了一件事，外面很有可能發(fā)生了情況，他們大著膽子推開大門，看到解放軍的隊伍，戴中溶的心終于落了地。

“我們自由了！”他低聲說，聲音里帶著難以抑制的激動。

戴中溶等十名同志請求保護，但是解放軍野戰(zhàn)軍繼續(xù)追擊，無法停留保護他們，戴中溶和獄友們決定留在監(jiān)獄里等待進駐部隊。

第二天，部隊來到杭州監(jiān)獄駐扎，戴中溶這才安心了不少。

第三天，地下黨終于找到他們，他們還埋怨為什么不早點派人來保護，領(lǐng)導笑著說：

“忙得暈頭轉(zhuǎn)向，知道你們有部隊保護，放心得很！”

戴中溶苦笑了一下，心里卻暖暖的，他知道，這場漫長的隱蔽戰(zhàn)線斗爭，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在杭州，他偶然在《解放日報》上看到杭州市軍管會成員名單，顧德歡的名字赫然在列。

“戴中溶激動地寫了一封信，第二天，顧德歡派警衛(wèi)員來接他，兩人重逢時，抱在一起熱淚盈眶。

05

1949年5月，戴中溶從杭州回到了嘉定老家。

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一封來自北京的信打破了他的寧靜。

信是羅青長寄來的，這位當年在西安與他單線聯(lián)系的地下黨負責人，如今已是新中國通訊部隊的重要人物。

“老戴，國家需要你，收拾行李，來北京吧！”信上的字跡簡潔有力，像是一道命令，又像是一聲召喚。

戴中溶沒有猶豫，他知道，自己的使命遠未結(jié)束，革命的勝利只是一個新的起點。

到了北京，羅青長在簡陋的辦公室里迎接了他，兩人的重逢沒有太多寒暄，只有革命同志間才有的默契。

“老戴，你的電訊技術(shù)，國家現(xiàn)在急需，你得繼續(xù)干老本行！”羅青長拍著桌子，語氣里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

戴中溶點點頭，眼中閃過一絲光芒：“只要國家需要，我隨時上！”

從此，他徹底告別了隱蔽戰(zhàn)線，脫下那身無形的“偽裝”，以一個新中國技術(shù)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建設(shè)祖國的熱潮中。

1949年9月，戴中溶接到了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為即將到來的開國大典設(shè)計電控升旗裝置。

這不僅是一項技術(shù)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使命：要確保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第一面五星紅旗能在毛主席按下電鈕時，伴隨著國歌精準升到旗桿頂端。

當時北京找不到一根合適的旗桿，22.5米的高度要求讓所有人都犯了難。戴中溶帶著團隊跑遍了北京的工廠，最終在一家自來水廠找到四根不同直徑的水管，他們將水管一根套一根焊接起來，硬是拼出了一根符合要求的旗桿。

9月30日中午，旗桿安裝完成，第一次調(diào)試一切順利，團隊成員們松了一口氣，臉上終于露出了笑容。

10月1日，開國大典如期舉行，當毛主席按下電鈕，五星紅旗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冉冉升起，戴中溶站在廣場一角，淚水模糊了雙眼。

據(jù)戴中溶之子戴經(jīng)安回憶，開國大典結(jié)束后，戴中溶向他講述了研制電控升旗裝置的故事，但后來報紙上刊登的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背后的研發(fā)人員名單中并沒有父親的名字。

戴中溶對此事并不在意，仍舊保持著從事隱蔽戰(zhàn)線工作時留下的默默做事不張揚的工作作風。

抗美援朝戰(zhàn)爭爆發(fā)后，戴中溶再次被委以重任，負責改裝日本和美國遺留下來的電訊器材，為志愿軍提供可靠的通訊保障。

他帶領(lǐng)團隊日夜奮戰(zhàn)，將老舊的電臺拆解、修復、改裝，確保每一臺設(shè)備都能在朝鮮戰(zhàn)場的惡劣環(huán)境下正常運行。

有一次，一批美制電臺因為電路老化，信號時斷時續(xù)，戴中溶親自上手，拿著烙鐵和萬用表，熬了幾個通宵，終于找到問題所在。

1955年，他因在抗美援朝中的突出貢獻，被授予中校軍銜，1958年，戴中溶調(diào)任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新技術(shù)室副主任，參與制定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shù)十二年規(guī)劃。

1972年，已經(jīng)63歲的戴中溶接下了主持長波授時系統(tǒng)建設(shè)的重任，這是一個技術(shù)難度極高的工程，旨在將中國的授時精度從毫秒級提升到微秒級。

長波授時系統(tǒng)對航天、國防、通信等領(lǐng)域至關(guān)重要，但當時中國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完全靠自力更生。

戴中溶帶領(lǐng)團隊在陜西蒲城扎下根，地下四層的發(fā)播機房、宏大的天線系統(tǒng)，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充滿了挑戰(zhàn)。

工程中，他既是技術(shù)負責人，又是協(xié)調(diào)者，經(jīng)常跑去海軍、空軍協(xié)調(diào)資源，憑借當年的戰(zhàn)友情，解決了不少難題。

1983年，長波授時臺終于建成，1984年國慶35周年游行時，授時臺的彩車上寫著“同步精度百萬分之一秒”，戴中溶站在人群中，看著彩車緩緩駛過，眼中滿是驕傲。

1988年，這項工程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戴中溶的名字位列第二，但他卻從不居功。

“這是大家的功勞，我只是做了點小事。”他總是這樣說，笑容謙和，語氣真誠。

2007年5月11日，戴中溶在北京去世，享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