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種孤獨》是短篇小說集，十一個故事講述“孤獨”。

孤獨，莫過于作者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1992），他被《泰晤士報》稱為“被遺忘的最優秀的美國作家”。“酗酒、抽煙、疾病、貧窮、潦倒、懷才不遇，生前未曾大紅大紫，死后迅速被人遺忘，他的一生正合了文人常有的命運。”

耶茨忠實記錄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主流生活，首部長篇小說《革命之路》1962年出版，一炮而紅，2008年還被改編成電影（電影很好看，推薦一下）。借電影東風，他的作品再次引起關注，但已經與他無關了。

孤獨的人寫孤獨的書，耶茨的文字簡樸直白，寫普通人的生活、失落、絕望。他認為小說與“思想”無關，在采訪中提到：“我想我對成功的人士不太感興趣，我想我對失敗更感興趣。”

也許因為他的書總是認真“揭傷疤”，太過寫實，他的書從來不是暢銷書，沒有一本書的精裝本銷量超過12000冊。

他生前倍受褒揚，但作品從不暢銷，他沒因寫作而富裕，生命的最后光陰在極其簡陋的小房間里凄清寫作，窮困潦倒。

耶茨的童年生活激蕩，三歲父母離婚，他經歷大蕭條時代，沒有讀大學，“二戰”參軍不幸染上肺炎，退役后回到紐約結婚。1951年，他帶著軍隊發給他的肺炎補償金舉家遷到歐洲，醉心于寫作。寫作沒干出大成就，婚姻也破滅了，1959年他正式離婚，兩個女兒的撫養權歸妻子。

耶茨在媒體工作過，去好萊塢寫過劇本、在大學教過課，為了生存替人代筆……他孤獨過著簡陋的生活，從未停止寫作，但酗酒、抽煙讓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了。

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狀況惡化，由于肺結核，他不停地咳嗽、氣喘，但也沒戒煙、戒酒，還因精神崩潰進過幾次精神病院，仿佛想盡快透支完自己的身體。1992年，他死于肺氣腫及并發癥，年僅六十六歲。

有人形容耶茨的小說就像“冰冷的旅行”，他近乎白描，展示人物的失意和失算。你可以從他的故事里認出他的影子，但他不愿為人物增添喜劇色彩和圓滿結局。他知道屈辱很可怕，但無奈生活還在繼續，面對最壞的結局也絕不逃避。

十一個故事之中，我最喜歡其中兩個都和寫作有關，挑出來說說。

鈑金工的“新聞理想”

在《與鯊魚搏斗》里，大家在報刊《勞工領袖》工作，誰也沒當一回事。

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雙周刊小報，印刷質量低劣，頁張很容易從你手中散落，卻很難再按順序把它們理好；方針上，它自稱為“忠于工會運動精神的獨立報紙”，可它真正的定位卻是為工會頭頭們辦的一種行業期刊，反正頭頭們從工會經費中出錢訂閱，他們肯定是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這份報紙給予他們任何些許的支持。

編輯部人員流動十分頻繁，很多人想找份更好的工作而來，但索貝爾不是。他原來是鈑金工，放棄了一份幾乎是《勞工領袖》的兩倍薪金的工作來應聘。

“人們覺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條鯊魚，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鯊魚活生生地把你吃掉——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而我，我是那種會走出去，與鯊魚搏斗的人。為什么？我不知道為什么。這是不是瘋了？好吧。”
“等等，”我說。我試著解釋，我壓根不反對他為社會正義斗爭，如果他腦子里有這種想法的話；只是我覺得《勞工領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適合他的事業之處。

索貝爾自稱寫過九本書，但從未出版，因為他的書“說的全是真相”。在報社里，他用心追求“理想”，努力學習寫作。

奧利里是城市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編輯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現在你經常能在某份晚報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著頂帽子，是那種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賣的帽子。
這帽子并沒什么特別時髦之處——實際上，它松軟下垂，奧利里戴上它臉顯得更小——可是，索貝爾心里一定對這頂帽子羨慕不已，把它看作記者身份的象征，或者灑脫不羈的象征，因為一天清晨，他戴著頂一模一樣的帽子來上班，只不過是全新的。

索貝爾熱愛他的工作，和其他同事的狀態完全不同。

二月，執行主編芬尼要他寫專欄，主要負責收集信息、簡單組織一下，寫這個專欄沒有署名也沒有加錢。

索貝爾認為機會來了，他直接和老板叫板，要開他署名的專欄，“努力洞察人性本質之謎”。

他們在辦公室里吵了起來，老板直接炒了索貝爾。

芬尼等不及要告訴我們里面發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聲地說：“那家伙瘋了！他對克拉姆說，‘要么你接受這個專欄，要么我辭職’——就是那樣說的。克拉姆只是看著他，說道，‘辭職？給我滾出去，你給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還能說別的嗎？”

出租車司機的“小說夢”

在《建筑工人》里，耶茨寫了作家代筆的故事。

作家也要吃飯，代筆多是生活所迫。故事開頭他還調侃：“眾所周知，作家寫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

一天，鮑勃看到報紙上的一則廣告，伯納德找“槍手”代筆寫故事。

伯納德?西維爾也是個出租車司機。他干這行已經二十二年了，跟我的歲數一樣大，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想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說呢，這小說難道不是一筆財富嗎？
“我想你看看這個，”他說，這次，他從壁櫥里拿出了一個干凈的小盒子，三英寸寬五英寸長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訴我里面記錄了幾百條不同的經歷；還讓我明白它們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他向我保證，至少每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真的。
我能想象真正優秀的捉刀人會如何對待這樣豐富的素材嗎？或者說我能想象這樣的作家將能從雜志銷量、作品版稅和隨之而來的電影版權中賺取多么豐厚的回報嗎？

伯納德告訴鮑勃他的計劃。

這是他的建議：他用這些卡片給我提供思路；我則把它變成伯尼?西維爾以第一人稱寫的短篇小說，長度大概一兩千字，他保證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歡我寫的，將會給我更多東西寫——如果我能應付得過來，就一周一篇——當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錢之外，這些故事還會帶來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獲得相當大比例的分成。

伯納德展示了他的二十五美元支票，鮑勃答應了。

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作家寫幾千字掙二十五美元也不錯了，有些作家混得比這差多了呢。二十五美元幾乎是我在國內公司債券、償債基金債券上耗去的四十個悲慘小時所掙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歡這第一篇的話，如果我可以每周給他寫一篇的話，就意味著收入將增加百分之五十。

伯納德對鮑勃的測試是先寫一篇他在出租車挽救一個婚姻的故事，卡片是這樣寫的：

（在帕克大道）有錢人和妻子在車里開始爭吵，情緒十分沮喪，女士開始叫著要離婚。我從后視鏡里看著他們，我說了幾句，不久我們都笑了。關于婚姻的小說等。

鮑勃就像建房子一樣，把故事編出來。

我編完了那個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個坑，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著，我搬來木材，砰，砰、砰——墻砌起來了，屋頂也搭好了，可愛的小煙囪也豎在頂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戶——大大的、方正的窗戶——光線可以照進來，沒有一絲陰影，陽光下的伯尼?西維爾是最聰明、最溫柔、最勇敢和最可愛的人，是那種老是說“伙計們”的人。

果然，伯納德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他給了鮑勃五元現金，還說之前說好是五篇二十五美元。鮑勃不禁自嘲，怎么可能一個出租車司機給得起一篇二十五美元的價格呢？

之后，他們合作了一段時間，經歷過一些不愉快就沒聯系了。

鮑勃換了幾份工作后生活逐漸好轉，又蠢蠢欲動了，他雄心勃勃想寫一部小說。

一天，他忽然接到伯納德的電話。伯納德說找到一個“連環漫畫藝術家”，那個年輕人很有才華，但需要一個作家“寫對話和情節”，鮑勃拒絕了伯納德。

我發誓，你們可能到現在也猜不出他打電話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別一小時后才突然想到：這次伯尼壓根就不是讓我幫他寫東西。他只是以為我還在合眾國際社工作，因此以為我跟這個辛迪加連環漫畫企業的核心部門關系密切，想利用我的這層關系。

《衛報》評論：“耶茨是一位最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自然地繼承了海明威樸實無華的風格以及卡佛的極簡約主義。然而，耶茨給我們的不只是這些，他的作品有一種透明感。這種透明源于菲茨杰拉德，這位他心目中偉大的文學英雄。”

《十一種孤獨》寫的都是美國五六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主角都是生活不如意的“局外人”，都有想進入卻總是被拒絕的世界。他們屢屢受創，內心充滿迷惘和苦悶。他們的處境令人沮喪，和成功總是失之交臂，但是，他們都是“戰斗中的小人物”。命運不曾改變，他們朝著既定路軌來到絕路，停在那里。

耶茨的筆下沒有奇思妙想，沒有詭異離奇，有的只是如實描寫、不嘲諷、不粉飾，沒有幸運，沒有巧合，沒有“理解萬歲”、“合作愉快”，人生充滿宿命，失敗本來就遠比成功普遍。

耶茨曾說：“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題的話，我想只有簡單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沒有人逃脫得了，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本文文字原創。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