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開頭咱們就不插科打諢講段子了，直接上干貨。

2025年第17期《國家治理》雜志上刊發了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的署名文章——

《穩步提升新型城鎮化建設質效》。

文章里的主要章節依次談到“適應新的人口環境和條件”、“把握住房需求和機動化出行趨勢”、“抓住能源資源利用和碳排放拐點”、“保持城市獨特歷史文脈和城鎮風貌”以及“系統提升城市風險防控能力和韌性水平”等內容。

在論述“適應新的人口環境合條件”章節時，老部長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觀點——

“探索公務人員與常住人口比例式削減的安排，將財政資源更多用于民生保障”。

具體截圖在下面，大伙兒可以自行查看。

這個話說得相當直白，不僅對指出了公務人員的財政供養比例問題，更指出了未來財政資源的優化應用。

咱們可以把這個觀點拆分一下理解——

公務人員規模合服務模式必須動態適配于其服務的人口結構。

在舊范式中，公務人員編制往往具有一定剛性，用大白話說就是：一旦確定編制數量，難以隨人口流入流出而動態調整；

而文章提到的新范式，則很可能觸發動態調整機制，使得地方公務人員于人口動態變化掛鉤，核心在于動態優化人員配置。

上述探討，不僅與當前的城市化與地方財政兩個層面的動態現狀是高度契合的，更與高層強調過的“嚴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高度契合。

從社會發展階段和后續增長模式來看，也確實到了將更多財政資源用于民生保障的歷史階段。

不少老鐵聽到這兒，可能就在想了：退休老干部寫寫文章嘛，再正常不過了。

你要這么看問題，那是純屬嘮沒長牙的嗑兒。

筆者仇保興，早年長期在浙江省工作，不少杭州本地的朋友至今習慣稱呼他“老市長”；

退休前長期擔任住建部副部長、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多年。

而刊發這篇文章的《國家治理》雜志，是人民日報社主管、人民論壇雜志社主辦的權威理論學術期刊。

刊發內容聚焦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文章觀點、調查報告以及相關研究成果——

為有關部門提供重要決策支撐，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實踐參考。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含金量這一塊絕對到位了！

雖然《國家治理》雜志并非政策公告渠道，但刊發文章相當嚴謹且審慎。

像原住建部長仇保興這樣的重量級專家，觀點既體現頂層設計視野，又具備地方實操經驗。

本次在重量級雜志上撰寫的文章，更像是通過權威渠道進行的思路探討或政策倡議。

老領導提出這樣的觀點，背后是有著充分的現實考量的。

以下，我們就從財政端、人口端和技術端三個方面來剖析這一可能到來的大勢所趨。

最顯而易見的是當前面臨的地方財政現狀，這也是最直接、最緊迫的動因。

根據財政部發布的《關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19663.57億元，其中，本級收入119266.41億元，增長1.7%，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收入100397.16億元。

加上從地方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資金及使用結轉結余17028.5億元，收入總量為236692.07億元。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43892.07億元，增長3.2%，占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85.7%。

收支總量相抵，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與預算持平。

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土地出讓金收入為48699億元，較2023年下滑16%；

2025年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進一步萎縮至14271億元，同比下滑6.5%。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土地出讓金收入恐怕很難再回到2021年的巔峰時刻。

這就意味著，在財政端“節流”務必早做布局和打算。

根據財政部與人社部聯合發布的《2024年財政供養人員統計報告》顯示：

2024年我國財政供養系數為7.4%，已明顯低于多數發達國家，但仍具可優化空間。

三四線城市中，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顯著大于當年一般公共預算，且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的不在少數。

這里面包含相當一部分經濟體量在5000-6000億、且人均GDP明顯高于全國均值的城市。

經濟體量、財政收入以及人均GDP都在全國均值以下的城市，在削減開支這方面，就更加值得探討了。

第二是人口結構的變遷直接導致服務對象發生變化，這是最根本、最長期的動因。

根據全國各地發布的最新統計公報顯示：

在內地31個省份中，只有8省份人口正增長、2省零增長，超過2/3的省份都呈人口負增長狀態。

這一人口變動直接導致當地公共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人員編制隨人口變動情況而調整既在情理之中，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否則不僅對財政收支來說是項負擔，還更加容易形成某種意義上的人浮于事。

這當然是和當前高層三令五申提及的“嚴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相違背。

事實上，在一些中西部地區，已經有不少省市在干這個事兒了——

譬如湖南郴州，通過開發區改革精簡機構，將原15個管理單位合并為11個，內設部門從80個縮減至41個，編制人數從815人減至680人； 譬如山西省河曲縣，將36個機構精簡為22個、135名領導職數精簡為114名、186個涉改事業單位整合為40個、1964名事業編制核減為659名； 譬如河南省在省直單位層面明確了“531”的精簡比例，即事業機構精簡不低于50%，事業編制精簡不低于30%，其中財政撥款事業編制精簡比例更是達到了10%…

這些省市在精簡機構方面采取行動，一方面積極響應高層“嚴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從自身財政與人口流動的實際情況出發。

隨著時間的推移，前沿產業與青壯年人口加速向大城市聚集，今后采取類似行動的省市大概率越來越多。

第三是技術賦能與效能革命，導致公共服務手段發生變化。

這一項，并非精簡機構或削減公務人員的直接動因，但很可能是其重要的外部催化劑。

過去咱們一說“精簡機構”、“削減人員編制”，馬上就能聯想到過程難免陣痛，甚至可能影響公共服務質量。

但現如今的技術的進步，正在提供更優解：

通過智能化辦公賦能，大大提升人力個體的工作效率，為實現人員優化配置打下了絕佳基礎。

在可見的未來，技術革新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技術支持，很可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AI和自動化技術能夠大規模替代標準化的咨詢與辦理業務；

其二，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或將顯著提升審批效率、降低內部協調成本；

其三，規劃與管理層面，智能化辦公導入有利于使得治理從“經驗驅動”變為“數據驅動”。

更何況，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領域，我們國家妥妥的第一梯隊玩家。

以上咱們說的這些技術，換別的國家說出來怎么聽怎么像畫大餅；

但我們說出來，那個成色完全不一樣了！

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在《國家治理》雜志上撰寫的文章以及提出的觀點——

并非政策發布，而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向和觀點倡議。

理性來講，這一新思考的背后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或許，我們可以從最近高層發布的另外一份重磅文件上，對此問題產生進一步思考。

2025年8月，高層印發的《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明確表示：

“將全力支持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打造世界級城市群，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等成為高質量發展增長極”。

這份高規格文件相當于告訴我們：

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政策與資源，將繼續聚焦于上述區域。

絕非普惠均衡，而是走重點突破模式，與今后的產業布局方向高度吻合。

作為我們普通人而言，從文件的字里行間中讀出未來幾十年的大勢所趨至關重要——

第一，文件中點名支持的城市群，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壓艙石”與“發動機”。

尤其像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定位世界級，我們可以理解為深度參與全球競爭。

未來必將繼續匯聚頂尖企業、資本、人才與創新資源。

對普通人而言，無論是追求頂尖職業平臺、國際化視野還是國內收入天花板——

未來這三大城市群未來仍將是優先選項，相應的資產當然更具長線價值。

作為增長極的成渝經濟圈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無疑是國家在內陸地區布下的關鍵棋子，承擔著帶動中西部發展的重任。

這些區域機會多、潛力大，同時生活成本和安家置業成本相對沿海地區也更為友好。

對于普通人，尤其是臨近省份的朋友而言，它們同樣能夠提供不錯的“性價比”和發展空間。

未來隨著內陸地區人口加速集聚，位于中西部的這兩大都市圈完全有可能迎來新一輪發展期。

第二，強省會戰略仍將是下一階段的城市化進程中，大多數省份的選擇。

被點名的城市群就那么幾個，這意味著——

對于絕大多數無法進入上述國家級賽道的省份來說，其發展策略大概率仍是“強省會”戰略。

這是綜合多重現實因素后的最優解。

像眾所周知的鄭州、合肥、西安、長沙等省會城市近十多年的飛速發展，就是“強省會”戰略的明證。

如果省會城市沒起來，那等待這些地區的會是什么？

可以參考我們老家，從曾經的六強賽選手掉隊到十名開外…

對于普通人來說，如果你選擇留在本省發展，那么省會城市無疑是你的重點考慮對象。

它集中了全省最好的產業、教育、醫療以及其它公共服務資源。

并且隨著未來人口流動進一步演化，省會城市與省內其它縣市的分化還會進一步加劇。

第三，普通地級市與縣城的未來，極有可能走向分化與特色化共存。

不聊鄉愁和情緒，只從理性出發，未來這部分城市若要迎來進一步發展，大概率繞不開兩條路線——

一是想辦法融入核心城市群的輻射圈，成為國家級賽道產業鏈上的一環。

二是擁抱特色發展，無論是文旅、特色農業還是優勢制造業，做精做深。

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在文章中提出的“公務人員與常住人口比例式削減”——

在這些地區將不再是“探索”，而更有可能率先成為“現實需求”。

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財政壓力、服務人口減少以及精簡機構、提升效能的必然性，其實主要和這些城市有關。

作為普通人的你我，最為現實的考量，無非就是從就業機會、資產配置、公共服務這些最硬核的方面找到最優解。

無論是原住建部老領導的文章，還是最高層發布的《意見》，兩者都承認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我們未來的城市化正在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分化與結構優化。

對于國家而言，資源要配置在效率最高的地方；

對于城市而言，不進則退就是未來的競爭規則；

對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而言，或許正面臨著另一次做出關鍵選擇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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