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仙花寺“失蹤”的歷史誤讀

劉明強

摘要：肇慶仙花寺的“失蹤”之謎，深刻揭示了明清以來中西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艱難歷程，對今天人們認識和理解中西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關(guān)鍵詞：仙花寺建筑遺址中西文明交流互鑒

肇慶仙花寺，即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進入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肇慶后于崇禧塔旁建造的具有教堂功用的寓所，該寓所是有明確史料記載的、中西交流史上第一座“中外合資建筑”，即建筑的土地由明朝肇慶官府無償劃撥，而建設(shè)資金由耶穌會及耶穌會向葡籍商人籌集。[1]該建筑于1585年建成，是一幢歐式建筑。[2]然而，當(dāng)1589年利瑪竇被兩廣總督“勸離”肇慶時，肇慶官府“贖買”了該建筑。[3]令人詫異的是，該建筑自此后就“失蹤”了。本文嘗試釋讀人們對相關(guān)史料的四次“誤讀”，找出仙花寺“失蹤”之迷的答案。

一、第一次“誤讀”：仙花寺位置被誤讀為位于肇慶府城之西

利瑪竇在札記中記述說：“正如神父們希望的那樣，肇慶寓所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既不在城里，也沒有離城太遠，這樣神父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各色人等也都能前來拜訪，同時又遠離盜賊出沒的荒郊野外。其地點就在城西的郊區(qū)。”[4]

現(xiàn)收藏于香港海事博物館的一幅十八世紀晚期肇慶府城彩繪圖（見下圖，肇慶府城圖。由湯開建教授提供），同樣把位于仙花寺旁的崇禧塔畫于城西。

無獨有偶，《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世紀英國銅板畫》在肇慶府解說詞中有如下表述：“利瑪竇沒有把天主教堂修在城里，‘那里周圍群眾喧囂吵鬧妨礙進行正常的基督教禮拜儀式，它離城也不太遠，不至于深入遠郊或者是在易遭搶劫的荒野，它剛好在西城外，坐落在一條大河（西江）的岸邊，河水幾乎沖刷到門前的石階，河上經(jīng)常布滿成對的船只’利瑪竇敘述的風(fēng)景，和本畫畫面相似。”[5]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高要縣志》也有如下記載：“天主教之入中國，我縣不啻為其發(fā)祥地焉。明萬歷間，有教士羅明堅司鐸者，實為彼教傳道中土而成功者第一人。羅籍意大利，初傳道于澳門，萬歷十年（1582年）與司鐸巴范濟及譯員門代諸人取道廣州三水于天主教圣誕節(jié)來抵肇城，晉謁當(dāng)?shù)蓝ィ菫樘熘鹘虂砜h之始。翌年九月十日，羅復(fù)偕司鐸利瑪竇重來，建教堂于西門之外，傳教事業(yè)即自此始。”[6]

然而，真實情況是，無論是崇禧塔還是仙花寺，均建于肇慶府城“東門外”。故說仙花寺位于城西是利瑪竇的誤記，且后世凡是說仙花寺位于城西的，均源自于這一誤記。

二、第二次“誤讀”：崇禧塔的“左邊”被誤讀為“東邊”

利瑪竇在札記里曾兩次提到仙花寺位于崇禧塔的左邊。一次是在講述選地建寓所時：“他們（指建塔委員會，筆者注）獻出一塊離大路不遠的土地在花塔（指崇禧塔，筆者注）的左邊，其大門可以開在花塔的墻外。其實，這正是神父們所希望的。他們（指羅明堅、利瑪竇，下同。筆者注）早已經(jīng)買下了幾間平房，既然他們能保留土地的一部分，他們愿意接受這妥協(xié)的條件。因此雙方都很滿意，再無異議。”[7]一次是在講述傳教士受到騷擾時：“我們知道，神父寓所在花塔的左邊不遠的地方。花塔建造之目的是為附近百姓休閑之用，百姓可自由出入。由塔上向神父寓所投擲石頭，可以說居高臨下，百發(fā)百中。”[8]

那么，利瑪竇所說“左邊”是指崇禧塔的“東邊”還是“西邊”呢？以往皆被誤讀為“東邊”。筆者在《利瑪竇的仙花寺今安在》、《利瑪竇的廣東教堂遺址考辯》兩篇論文里均指出利瑪竇所說“左邊”是指崇禧塔的“西邊”，本文不再贅述。

三、第三次“誤讀”：“劉公祠”被誤讀為仙花寺

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里寫到：“事實上，作為我們的一個講交情的敵人（指兩廣總督劉繼文，號節(jié)齋，筆者注），看來很可能他決定了要在我們的住在地為他建祠;至少這似乎是他在百姓的挑唆下給我們制造麻煩的原因，他到來后所發(fā)生的事情很可以得出那樣的結(jié)論。”[9]正是這一模棱兩可的猜測，誤導(dǎo)了后人認為劉繼文為了霸占仙花寺而把利瑪竇等傳教士趕出了肇慶，并隨后把仙花寺改建為了劉公祠。這些學(xué)者顯然忽略了利瑪竇的另一段記述：“他（指劉繼文，筆者注）在他奪走教團的房屋（指仙花寺，筆者注）里面收藏了魔鬼的像（指佛像，筆者注），立一塊石碑，說明房屋的來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的。離這所房屋不遠，他建立了一座廟（指劉公祠，筆者注），其中他按照風(fēng)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10]這段文字明白無誤地說明了仙花寺與劉公祠是兩處不同的建筑。

劉公祠，又稱劉公生祠。崇禎《肇慶府志》載：“劉公生祠，在崇禧塔之東，祀督府劉公繼文。萬歷十九年建。”[11]此后的清代肇慶方志均有相同記載，而民國二十七年《高要縣志》載：“劉公祠，在崇禧塔東，為劉繼文建。今廢。”[12]又民國三十七年《高要縣志》已不見載劉公祠。則知，劉公祠建于1591年，為紀念兩廣總督劉繼文而建，該建筑位于崇禧塔東面。至1938年時，該建筑雖已荒廢，但仍然存在。至1948年時則已毀掉，不存在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崇禧塔東邊出土了《兩粵督撫司馬中丞劉公祠記》石碑一方，印證了史載劉公祠在崇禧塔之東是準確的。然而，萬分遺憾的是，文物保護部門據(jù)此認為仙花寺位于崇禧塔東邊，并在該出土石碑處立下《利瑪竇仙花寺遺址》紀念碑。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是把劉公祠誤讀成了仙花寺。

四、第四次“誤讀”：王公祠旁的仙花寺被誤讀為“文昌閣”。

據(jù)萬歷《肇慶府志》載：文昌閣“在文昌宮，副使王泮建。”[13]又據(jù)崇禎《肇慶府志》載：文昌閣“在崇禧塔旁，萬歷九年知府王泮建。”[14]而康熙（1673年）《高要縣志》載：文昌閣“在崇禧塔旁，明萬歷九年知府王泮建，今圯。”[15]由此可知，肇慶文昌閣建于萬歷九年（1581年），位于崇禧塔旁，康熙十二年（1673年）時已倒塌。

但道光（1826年）《高要縣志》又記：文昌閣“在崇禧塔旁，明萬歷九年知府王泮建。即今王公祠后閣。”[16]而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高要縣志》載：（王公祠）“在崇禧塔側(cè)，明萬歷中建，祀副使王泮”[17]“端本初等小學(xué)堂，在塔腳王公祠，宣統(tǒng)二年成立”[18]又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高要縣志》載：“（王公祠）清季設(shè)端本學(xué)堂，民國初改第一區(qū)第八小學(xué)校，（民國）二十七年停后為廣東省糧政局西江儲運處借用，今為東社鄉(xiāng)第二三保聯(lián)立國民學(xué)校，王公所建文昌閣猶存。”[19]再查同志卷十二《教育》則得見：“校名：高要縣東社鄉(xiāng)第二三保國民學(xué)校。所在地：肇慶塔腳王公祠。舊校名：端本初等小學(xué)堂-第一區(qū)立第八國民學(xué)校-第一區(qū)立第二初級小學(xué)。創(chuàng)立年月：民前二年立，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改今名。別記：抗戰(zhàn)時停辦。”[20]

故筆者認為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已圮的文昌閣，消失153年后，突然出現(xiàn)在道光六年（1826年），甚至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猶存”，而肇慶歷代方志均無崇禧塔旁的文昌閣重建記載，那么很有可能仙花寺被誤讀（認）為文昌閣了。

有關(guān)崇禧塔、文昌閣、文昌祠（宮）、王公祠、劉公祠、以及仙花寺等古建筑的位置、相互關(guān)系及演變，筆者在《重要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chǎn)---肇慶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考述》一文中作了詳細論述，本文不贅述。

綜上所述，世界大航海時代、明代中葉中西文明交流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仙花寺，于1583年建于廣東肇慶崇禧塔西邊不遠處，自1589年被明朝肇慶官府“贖買”后，即成為文昌祠及王公祠的一部分，直至清末（1910年）改為端本初等學(xué)堂，民國初改為第一區(qū)第八小學(xué)，抗戰(zhàn)后（1946年）為東社鄉(xiāng)第二三保（聯(lián)立）國民學(xué)校。仙花寺的主體部分至今依然存在于崇禧塔西邊約三十米處，可惜被有關(guān)部門誤定為十九世紀民居。

注：

[1]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7-183頁

[2]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2頁

[3]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20-236頁

[4]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年，第135頁

[5]李天綱：《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板畫》，（英）托馬斯·阿羅姆繪圖，李天綱編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8頁

[6]梁贊燊：（民國三十七年）高要縣志（二）//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六），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七七一頁

[7]利瑪竇：《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第133頁

[8]利瑪竇：《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第142頁

[9]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21-222頁

[10]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0頁

[11]陸鏊：（崇禎）肇慶府志（一）//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二），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四四五頁

[12]馬呈圖：（民國二十七年）高要縣志（一）//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二），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四0七頁

[13]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一四三頁

[14]陸鏊：（崇禎）肇慶府志（一）//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二），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三三三頁

[15]譚桓修：（康熙）高要縣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0），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五一頁

[16]韓際飛：（道光）高要縣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一），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二0七頁

[17]馬呈圖：（民國二十七年）高要縣志（一）//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二），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三五二頁

[18]馬呈圖：（民國二十七年）高要縣志（二）//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三），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六九四頁

[19]梁贊燊：（民國三十七年）高要縣志（二）//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六），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七八四頁

[20]梁贊燊：（民國三十七年）高要縣志（二）//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六），廣東：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六三五頁

本文作者：劉明強

本文原載于《秀江南》2024（12）期，現(xiàn)作者稍作改動。授權(quán)本平臺再次發(fā)布。

（注：本文觀點僅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平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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