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SH MAN

送給大學新鮮人的第一本書

文明伊始，孔子、蘇格拉底、耶穌與他們的學生塑造了三種師生關系模式：追隨者、對話者和門徒。從中世紀到18世紀，經過盧梭、康德等啟蒙領袖重新定義教育和成人的關系，“學習自由”逐漸替代“生計獨立”，成為學生理念的核心。19世紀的美國，新式教育觀念、黑人與女性學校的涌現，為現代大學的形塑注入生機和活力。20世紀60年代至今，校園生活風起云涌，教育、社會和經濟緊密結合，優績主義興起，學生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

一代代青年長大成人，做學生的方式有許多種，但其核心都是通過向他人學習來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就是通過學習使自己成為更自由的人。

關于作者

邁克爾·羅斯（Michael S. Roth）

歷史學家、作家和通識教育倡導者。美國衛斯理大學校長、克萊蒙特研究大學斯克利普斯學院人文研究所創始人，曾任加州藝術學院院長、洛杉磯蓋蒂研究所副所長。著有《作為歷史的精神分析》《認識與歷史》《諷刺者的牢籠》等，近年出版的《超越大學》（2014）、《足夠安全的空間》（2019）與本書（2023）構成他擔任大學校長至今對“務實的通識教育”理念的倡導。

關于譯者

孔祥瑞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新雅書院，碩士畢業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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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篇幅不大的小書很值得所有大學老師們看看。作為美國文理學院名校的校長，作者對學生深有同情的理解，特別反對把當今學生標簽化，例如“玻璃心”或“富家特權消費者”之類，也反對“一代不如一代”的懷舊心態，全書以西方教育史論述從來不存在“理想學生”時代，任何時候大學都存在“博雅教育取向”與“職業教育取向”這一根本張力，前者以培養學生成長和批判性思維為目的，后者以職業技能與經濟潛力為目標，二者只能并存而求平衡。當然，作者更偏重的是前者。

——甘陽，清華大學新雅書院講席教授

教育是人類存在的根據，也是天底下最難的事情。文明的源脈皆來自教育：孔子和蘇格拉底首先是教育家，才有奠基文明的思想。所以，思想本身是在師生之間興發的。可迄今寫成的思想史，常常只有“師”的面貌，缺少“生”的樣子。可如果“生”不能學以成人，如何成為“師”，如何使人類之精神代代傳續呢？本書所講述的學生的歷史，揭開了教育史的另一面真相，也是思想史的另一重真相所在。

——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追隨者、對話者、門徒：從游成全的人格自主，電鰻刺痛的智力警覺，對話挑戰出的精神自由，馴獸師鞭下的服從與野心，智術師誘惑的成功學GPS導航……“學以成人”既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成長，又是充滿陷阱的自省歷程。

——劉云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將經典文本變成“活”的教學現場。無論古今中西，好老師總是能夠觸發性情際遇各異的學生，并且把其中一些人變成同行者。在這個意義上，老師也是一個學習者，師生共同學以成人。

——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最好的教學是邀請一個人始終保持學生狀態

邁克爾·羅斯，衛斯理大學校長

長久以來，我都既當老師，又做學生。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在讀高中，那時就做過兒童家教，暑假還當游泳教練。開始教本科生則是在我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時候。那真是令人心醉的經歷！我當時渾身冒著幾乎要溢出來的興奮勁兒，幾乎每次都是一路蹦到教師休息室，打算在這個我原來只能透過窗戶看看的地方找人認真討論一下教學。好吧，這通常收獲甚微。毫無疑問，更有經驗的教師會選擇把自己的熱情留到課堂上。那時候的同事有沒有被我的熱情嚇到過？至少我自己是的。我驚訝于自己如此享受處在教師的位置上。那之前我已經意識到自己非常喜歡做學生，但不確定這種感受是否適用于公式的另一邊。師生關系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是個公式——好學生能讓老師變得更好，好老師也能夠以一種出人預料，甚至是超過學生自己預料的方式激發他們的學習。讀書那會兒，我是那種求知若渴的書呆子。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希望博得老師的歡心，尤其是在衛斯理大學讀本科期間。那時候我發現，良師不僅不以學生的挑戰為忤，甚至“聞忤則喜”。我一直喜歡做學生的感覺。即使后來當了講師，我也繼續通過參加講座、旁聽研討會、問同事問題來保持這種感覺。我的第一份學術工作在斯克利普斯學院，我在那里創辦了一個人文研究所，目的是讓同事、高年級本科生和邀訪學者都可以從彼此身上互相學習。現在回想起來，那也是我使自己保持學生狀態的一種方式。多年后，我在蓋蒂研究院擔任學者項目負責人。我和同事一起挑選出我們認為既有趣又充滿開放性的問題，然后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研究人員和藝術家來洛杉磯，共同探討。雖然由我“主持”每周的研討會，但我的內心仍然充滿了在衛斯理大學讀本科時那種智識探險的興奮感。在蓋蒂，我仍然同時處于公式的兩側。甚至在我2000年擔任加州藝術學院（當時叫加州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時，我依然保持著學生身份。因為我不是藝術家，所以我毫不掩飾自己需要向同事和學生學習。他們寬容地接納我為學生，幾乎像他們在作品中展現的創造力一樣給了我極大啟發。

2007年，我作為校長重返衛斯理大學，并繼續在教課的同時盡我最大努力保持學生身份。雖然從一所加州的藝術院校回到一所新英格蘭地區的精英文理學院讓我再次感受到傳統學術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但我發現，無論是校長還是新生，保持開放學習的最佳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而在衛斯理大學，有很多人愿意幫助我保持這一點！

我有幸與一些學生共事，他們的認真和喜悅、游戲感和目標感，讓我更深刻領會了一些偉大的哲學、文學、歷史和電影作品。我們不僅一起研讀了盧梭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伍爾夫的《到燈塔去》，觀看了斯特斯奇的《淑女伊芙》，還一起體驗了在和睦的伙伴關系中獨立思考的樂趣。我在本書中提出，這種體驗讓我們對自主性、糾纏關系，以及最終的目標——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最好的教學是邀請一個人始終保持學生狀態，做一個對新知、發現乃至自我轉變持開放態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