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學生從機械訓練中解放出來，他們才有時間去思考、去探索、去發展真正的學習力。”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本報記者 | 褚清源

每天學生的作業不超過一張A4紙。

這不是“雙減”后的決定。早在2003年，浙江省杭州臨平區信達外國語學校就開始了這樣的作業探索。起初，沒有人知道這個決定能堅持多久，也曾有家長擔心孩子“吃不飽”，甚至有教師擔心成績會不會受到影響。

結果很快就得到了印證，他們的學業質量贏得了家長的廣泛認可。如今，這場從一張A4紙開始、已經走過22年的作業改革，早已熬過了質疑，穿越了政策周期，從一所學校的“孤勇實驗”，成為被業界專家點贊的“作業改革樣板”。

2026年3月7日，一場聚焦A4紙作業改革的研討會在該校舉行。在這次會議上，校長鄭曉娟所著的新書《作業的變革》正式發布。浙江省教育學會會長韓平在這次會議上說：A4作業改革不僅是對作業形式的創新，更是對教育理念的深刻變革，他們以學生為中心，注重作業的個性化、探究性和實踐性，讓作業成為激發學生學習動力、培養綜合能力的重要路徑。

時間倒回2003年。

彼時的基礎教育正處在新課改啟動之初，但課堂內外“教輔為王”的邏輯依然根深蒂固。教師從各種資料里“剪刀加糨糊”拼貼作業，學生被淹沒在重復機械的習題訓練中。

“那時候，作業從來沒人問為什么做，只問做了沒有。”數學教師陳紅回憶。學校管理層也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不從源頭上控制作業總量，任何“減負”的口號都成為空話。但他們沒有選擇發文件、喊口號，而是找到了一個極其具象的標尺，那就是一張A4紙。

為什么是A4紙？因為它足夠小，小到倒逼你作出取舍；但它又足夠標準，標準到每一個老師、每一門學科都無法“討價還價”。

這項改革首先由數學組率先試點：單科作業不超過A4紙單面容量。隨后幾年，語文、英語等學科陸續推廣，一直到2008年，A4紙作業改革在全校鋪開。

關于A4紙作業，學校定下了一組近乎嚴苛的技術參數：排版統一用小四號字、1.5倍行距；語文、英語單頁不超過800字，數學、科學不超過600字；作答區占比不低于40%。總容量不得超過國家規定的作業時長。

效果來得比預想中要快。家長發現，孩子的作業時長明顯縮短了，自主閱讀的時間也多了。

但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控量”之后，家長圈里出現了新的聲音：“作業少了，成績掉了怎么辦？”一些教師也悄悄在課后“加餐”，A4紙的背面偷偷印上了“補充練習”。

學校管理層很清楚：控量只是起點。如果作業質量不提升，“減負”就會變成“減效”，最終會被家長和分數“打回原形”。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這一年，學校進入了作業改革的第二階段，即從“控量”走向“提質”。學校開始系統重構作業形態。他們不再把作業僅僅看作“鞏固知識的工具”，而是將其視為“育人的載體”。

學校研發了“五類題型”：基本題檢測當日所學，錦囊題梳理知識結構，挑戰題連接真實生活，跟進題針對高頻錯題“二次鞏固”，冠名題則讓學生自己出題，一旦被采用，題目就以學生名字命名。一位六年級學生設計的“冠名題”被全班使用后，他在日記里寫道：“我第一次覺得，作業是可以和我有關的。”

更富創意的是作業“三元素”的嵌入。“量時器”讓學生自己記錄完成每道題的時間，培養時間管理意識；“晴雨包”是一個情緒管理工具，學生可以在作業頁面上畫表情包、寫心情感言；“助力碼”則是一個個二維碼，掃碼后可以看到解題示例、背景素材或疑難解析，相當于為不同學生搭建了“認知腳手架”。

“以前的作業是‘一刀切’，所有人做同一張卷子。現在每個學生的A4作業可能有不同的挑戰題、不同的助力碼。”鄭曉娟說，“作業開始走向個性化定制。”

2019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專家團隊的指導下，信達學校開始基于實證的系統化研究。該成果后來獲得杭州市科研成果一等獎。

這一作業改革真正的突破始于2021年。這年7月，“雙減”政策出臺。當不少中小學陷入“作業怎么減”的集體焦慮時，信達學校的學生早已習慣了每天不超過1小時的作業量。而這背后顯然是一場關于“輕負高質”的漫長突圍。

伴隨著“雙減”政策的實施，學校作業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即從“高質”走向“活潑”。學校不僅出臺了《“A4作業”學校標準》，涵蓋育人目標、學科目標到容量、題型、元素、編制流程、應用規范、管理機制等，還推出了“三類十二項”實踐作業：從一年級的“護蛋行動”到六年級的“少代會提案”，從“校園十大景觀設計”到“走進人大、政協”，作業不再是書桌上的紙筆訓練，開始走向生活、社區、社會。

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作業改革撬動了課堂教學改革。“以前是老師講完課再布置作業，現在是作業隨堂布置。”鄭曉娟解釋，“課堂上，師生共學與自主作業時間按3：1規劃，大部分基礎性作業在課堂上完成。作業不是課后的加餐，而是課堂學習的有機組成部分。”

學校還建立了基于作業數據的“教學跟進”機制：一道題錯誤率10%以內的，個別指導；30%以內的，小組輔導；50%以上的，調整教學方法或修改作業題。“作業不是終點，是診斷工具。它不是用來考學生的，是用來幫學生的。”如今已擔任小學部執行校長的唐壯衛說。

作業改革帶來的結果到底如何？2023年，杭州市教研室和臨平區教育局聯合發布的調查顯示，該校學生的課業負擔健康指數、睡眠健康指數均顯著高于市、區平均值。與此同時，學生每周自主支配時間比改革前增加了近3小時。80%的學生有兩項及以上特長，5年間3000余人次在各級競賽中獲獎。

“我們從來不認為‘輕負’和‘高質’是對立的。”鄭曉娟說，“恰恰相反，只有把學生從機械訓練中解放出來，他們才有時間去思考、去探索、去發展真正的學習力。”

回望22年的改革長路，這張A4紙何以成為撬動育人變革的支點？

有人說，信達學校找到了一個“可操作的標尺”，A4紙的容量是一個大多數人都可接受、可執行、可監督的標準。有人說，他們堅持了“系統的改革觀”，A4作業不是孤立地“改作業”，而是同步改課堂、改評價、改家校關系。也有人說，他們耐得住寂寞，20多年如一日，三任校長始終沒有中斷A4紙作業改革，這種穩定性讓改革逐漸沉淀了一種“文化”。

原國家督學、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成尚榮調研了這一成果后則認為：信達學校創生了自己的“作業論”。他們制定了作業標準、作業原則、作業常規、書寫規范，還研制了作業工具，研究了教師和學生的作業案例，講述了作業故事……尤其是找到了作業改革推動教學轉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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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2026年6月10日11版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