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班牙宣布對以色列實行全面軍事禁運，禁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禁止以色列軍事航班進入本國領空、禁止搭載軍事物資的船只使用西班牙港口，并且宣稱要派遣軍艦在地中海為開往加沙的人道主義船隊護航，還召回了大使回應以色列的指責。在西方國家對以色列大多持綏靖姿態的情況下，西班牙為何敢于對以色列示強？

政治需要：左翼政權統治必然

西班牙桑切斯政府是由工人社會黨等多黨聯組閣，“人權”和“國際法”是其執政綱領重要內容。這些左翼政黨自2023年巴以沖突爆發以來就多次推動承認巴勒斯坦國、暫停對以軍售等舉措。

2024年5月西班牙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成為歐盟首個采取這一行動的主要國家。2025年9月，桑切斯政府進一步升級措施，宣布對以色列實施全面武器禁運、禁止軍事物資過境，并將加沙人道主義援助預算提高至1.5億歐元。

這一系列政策與國內民意高度契合。埃爾卡諾皇家研究所民調顯示，82%的西班牙人認為加沙正在發生“種族滅絕”，超過76%的民眾支持對以制裁。2025年9月14日，10萬名示威者沖擊環西班牙自行車賽，要求禁止以色列車隊參賽，桑切斯公開贊揚示威者為“國際社會的榜樣”。這種社會情緒迫使政府必須通過強硬姿態回應選民訴求，尤其是在2023年執政聯盟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加沙問題成為凝聚左翼基本盤的關鍵議題。

歷史糾葛：兩國長期關系冷淡

西班牙與以色列歷來不睦，兩國關系深受歷史、政治和地緣因素的影響，兩國關系經歷了敵對、和解和摩擦三個階段。西班牙對以色列的態度雖然整體上和西方世界保持一致，但實際關系一般。

二戰期間，美國和英法為防止西班牙佛朗哥（1939-1975年執政）倒向軸心國，對其相互拉攏。但戰后由于佛朗哥繼續獨裁執政，西班牙受到西方社會孤立。另外，由于英國1704年開始就占領了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羅陀，西班牙歷屆政府都因此和英國“打嘴仗”討要，二戰后西班牙政府以“反殖民”的旗號讓英國歸還該地，未果，于是就大力支持英屬阿拉伯各地的獨立運動。中東阿拉伯國家曾是英國殖民地，二戰后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實行巴以分治的“埋雷”方案，西班牙雖支持聯合國181號決議，但一直不承認以色列國。

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共體（歐盟前身），在外交政策上和歐洲其他國家保持一致，這才與以色列建交。但西班牙仍然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維持著平衡。2018年桑切斯政府上臺后，又開始公開批評以色列。2023年新一輪加沙沖突爆發后，西班牙社會普遍將以色列的軍事行動與歷史上的殖民壓迫相類比，左翼政黨更將其定性為“種族滅絕”。

經濟利益：與阿拉伯國家經貿緊密

阿拉伯國家，尤其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是西班牙在歐洲聯盟之外最重要的經貿伙伴。在西方國家普遍偏袒以色列的大背景下，西班牙支持巴勒斯坦、抨擊以色列顯然有強化與阿拉伯國家經貿聯系的考量

西班牙是歐盟第四大天然氣進口國，約40%的天然氣來自阿爾及利亞，而阿拉伯國家也是西班牙重要的出口市和投資市場，西班牙企業也在阿拉伯國家大量投資，有龐大的商業利益，例如，西班牙國家鐵路公司主導建設了沙特阿拉伯麥加-麥地那之間的高速鐵路，西班牙FCC公司主導建設了利亞德6條地鐵的軌道、隧道、車站、供電、信號等基礎設施。西班牙企業還參與建設了阿聯酋迪拜的各類基礎設施，以及阿爾及利亞的多處高速公路和海水淡化廠。

西班牙歷史上曾殖民統治北非的摩洛哥、西撒哈拉等地，如今在北非仍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在摩洛哥外海還有直轄領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若繼續擴大，可能會引發新一輪中東戰爭，屆時將有大量難民經利比亞、突尼斯涌入西班牙，這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采取預防性措施以穩定中東局勢。

戰略需求：歐洲對美國的不滿

西班牙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暗含著歐洲對美國中東政策的不滿。新一輪加沙沖突爆發以來，隨著大量平民的傷亡，擁有大量阿拉伯移民和穆斯林的歐洲社會支持巴勒斯坦浪潮高漲，迫于道義和民意壓力，歐洲多國都表達了對以色列的批評，甚至歐盟也計劃對以色列進行制裁（見《制裁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國：歐洲的“道德反擊”能改變什么？》），西班牙的做法，無非是歐洲戰略的一個展現。

從歐盟角度而言，歐盟長期為巴勒斯坦提供大量援助，但美國卻支持以色列肆意攻擊鄰國，這讓歐盟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另外，在烏克蘭沖突問題上，歐盟和美國也是矛盾重重，加之關稅摩擦，在歐盟內部“戰略自主”呼聲抬頭，法國曾多次帶頭“挑戰”美國。

另外，西班牙曾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鼎盛時曾控制著歐洲、亞洲及拉美不少地區，曾和美國發生多次沖突，1898年的美西戰爭讓西班牙失去了菲律賓和加勒比島國。拉美各國獨立后，多數采取了親西班牙的政策，因此西班牙一直視拉美為“后院”，這和美國的利益產生了沖突。于是，就有了西班牙拒絕美國要求增加軍費、取消F-35訂單以及批評美國的“雙重標準”（如支持烏克蘭卻默許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情形。因此，西班牙如此對待美國的“小弟”以色列，實屬正常。

西班牙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是國內政治、歷史傳統、現實利益和國際戰略共同作用的結果。盡管這些措施對以色列的實際軍事行動影響有限，但其象征意義深遠，它打破了歐盟對以色列的“沉默共識”，為國際社會應對人道主義危機提供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