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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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秦穆公伐鄭時蹇叔哭師的悲愴，到鄭伯克段于鄢中藏于平靜下的激烈，再到魯隱公以拙鈍守護本心卻終遭不測的遺憾。作家李都格以細膩的筆觸拆解《左傳》的獨特氣質，每一個故事都不再是遙遠的史跡，而是關于人性、德性與命運的深刻叩問。

今日，我們推送李都格《 <左傳> 和它的世界》全文，以饗讀者。

《左傳》和它的世界

李都格

人是一個很好的正方體

當荷馬在《奧德賽》里說：“諸神為人類編造種種不幸，以便后代擁有可以歌頌的東西。”他似乎表達了一種更徹底的類似于哀傷、毀滅或震動的東西，人整個兒躺倒在命運里，無論服膺或抗爭，總之掙脫不了，破碎處撕開成美麗奇異的花紋，或者，在喑啞深處沉溺成一首黑色的、表象光潔的贊美詩。命運這東西，西方人很少能夠平然視之，《命運交響曲》的高昂，亦是源于一種強烈的糾纏。當然，就一部作品而言，命運的沖突里面總是聚集著最多力道、最有看頭的部分，《左傳》最好看的部分通常也在這里。山巒一樣起伏、奇崛的命運沖突，帶著某種必然性，某種不得不如此的決絕，狂風般忽然而至，席卷一切，留下目瞪口呆的旁觀者，大剌剌離開。這簡直是最攝人魂魄的時刻。

但《左傳》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為了成為一本書，不是為了“擁有可以歌頌的東西”，盡管它最后達成的似乎只剩這個結果，但在最初，這并不是它想到達的地方。所以，它并不戲劇化，某種程度上看它甚至是沒有技巧的。即使作為一部史書，而非文學作品，它也算得上里面最克制、冷靜、近乎某種天地不仁式的書寫了。跟二百年后另一個坐標式的歷史書寫者司馬遷不同，后者更像一個懷揣著某種隱秘激情的布道者，以歷史為經緯，密密編織屬于他的理念王國；而左丘明，他身上自始至終攜帶著魯國史官那天職似的冷峻氣質，一個純粹的記錄者，有點兒像一個從未來返回當下的全知全能者，帶著某種天然的戒律，知曉了一切，但必須沉默甚至全然隱身，以免任何一絲情緒和先見的介入，會如蝴蝶效應般改變整個歷史的樣貌和走向。于是，不動聲色，不起波瀾，在一條不斷流逝的長河里，標下一個個或有或無的記號，星星點點，恒河沙也似的，無喜好，不偏向，甚至都無關理性和判斷，只是一筆一畫，像天地間發生了這些事便這樣讓它們留下痕跡——這樣一種淡到不顯山不露水的方式，記錄一個漸漸荒腔走板，但又到處還有可眷戀、可欽慕、值得你再掙扎一番、痛苦一場的人世與光陰。

這樣沒有技巧的自然書寫，不為著戲劇性的戲劇性，是有意想不到的重量的。重量來自那個時代和里面的人本身，也包括注視和理解著那些人的書寫者自己。從某種程度上說，書寫者記錄的那些人物正是他自己，人物是映照作者自身的鏡子，像那句神秘也滿含安慰和溫柔的話：你所見到的每一個他人都只是你自己。你怎樣給予空間，怎樣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一個人的全部，也就怎樣給予和保存了自己。當然，作為一種書寫技巧，它很難習得，很難刻意而成。用最平靜的語氣說完一樁不平靜的事，其實是太難達到的地方，從根本上來說，它需要一種不那么一般的心靈和眼睛，不只是和解、寬容、純真，可能還要空無一物，退出自身來，恒定而節制的注視，不置一詞，溫柔或堅硬地賦予人物全部——全部的自由、厚度、邊界，以及真實。這樣的書寫本身就呈現一種罕見的重力，一種天然的斧鑿而非雕飾所成的形狀。

也許圓形是世間可以找到的最完美形狀，但如果要形容《左傳》及里面的人，我想用但丁的一個比喻：“人是個很好的四邊形，一個正方體。”博爾赫斯曾轉述過但丁對正方體的看法，說但丁在某本幾何書里讀過正方體是各種形體中最結實的，這一看法很普通，與文學也毫無關系，可但丁卻用它來比作必須承受磨難的人，博爾赫斯認為這個比喻很雅致，但仍然奇怪和少見。而我是在聽到這個比喻后，才動了真正想把《神曲》看完的念頭。它使我相信，但丁的確知道一個真正的好人的模樣，因為《左傳》記下的，就是這些結結實實的正方體，那些命運，那些偶然的，或必然的沖突，撲啦啦掉在上面，只發出一記沉悶的響聲，好像整個世界都這樣敦厚、沉著，也成了一個正方體。

《左傳》記于魯僖公三十二年的一個故事，是霸主晉文公死后不久，秦穆公決意偷襲鄭國，派孟明、西乞、白乙為帥，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準備開拔。秦穆公其實是我自己十分喜歡的一個君主，司馬遷認為秦國后來了不起的統一霸業要從他這兒算起才對，盡管中間隔了默默無聞的兩百多年和好幾代碌碌無為的秦王。這一回，是他一生中作的不多的幾個錯誤決定之一。發兵前，他“訪諸蹇叔”。秦穆公時重要的能人賢士很多，最有名的譬如以五張羊皮換來的百里奚。比起名氣響亮，實質卻只是一路遇人不淑的百里奚，不怎么顯山露水的蹇叔應該是當時秦國真正有遠見和智慧，也就總帶著點疏離味道、不會那么緊貼廟堂的人。所以秦穆公向他詢問，不是簡單直接的君問臣答，而是“訪”，親臨面前，躬身垂問。這意味著蹇叔不是可以那么隨意取用的謀士，他是需要隔著一定距離、更多一層禮敬和重意的，后來的歷史甚至還為他添加了一些“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的獨立人色彩。他直接、簡潔地指出這趟偷襲計劃的一個漏洞：鄭國與秦國有千里之遙，興師動眾一路過去，誰都瞞不過，別說鄭國，就是沿路其他國家也會伺機而動，專等著秦師長途跋涉、疲乏不堪的時候出擊。但勸告秦穆公沒有聽，按著書里君侯不聽臣下勸諫時的大部分寫法，接下來出現的通常是“公弗聽”一類字眼，但這里，《左傳》寫的是“公辭焉”，不從，但不是當面拂逆，只是告辭不受，轉而離開。所以，它其實寫了秦穆公對蹇叔的敬重，也寫了秦穆公對這一戰的堅硬決心。霸業東進，是多年夙愿，何況拿下鄭國，早幾年就動過心思，利害關系分析得再透徹，也止不住一顆冒熱氣的心……

不過，以上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在那個大軍開拔的早晨，蹇叔到了現場，他已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了，他哭著送行統帥孟明，又哭著跟隊伍里自己的兒子告別，他甚至預定了為兒子收尸的地方——殽山，這一段如此動人，以至于我必須整個兒摘抄下來：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在兩場哭送之間，左丘明安插進了秦穆公的憤怒，沒有親自出面，是派人前去罵的，辭意隱而雅，但按春秋時人的說話習慣，等于是罵蹇叔：“你這個老不死的，早就該進墳里去了，跑這兒嚼什么蛆！”對照他前面對蹇叔的敬重，這一通怒火叫人錯愕，但也特別好理解，秦穆公在位時間不短，可到這會兒也已三十多年，那顆圖霸中原的心也就熬了三十多年。之前還有晉文公，那個他一手扶植上位的小舅子兼女婿，踐土會盟稱霸諸侯，不管情面上還是形勢上，總不免忌憚幾分，現在晉文公死了，他可以放手一搏，不用來來去去總差那么一腳了。所以這一回，是積蓄了多少年的心思和力氣，也是等了盼了多少年的隱秘欲望，當頭一盆冷水澆下來，除非當下幻滅，幡然醒悟，否則，怎能不惱羞成怒？

▲左丘明畫像

一面是明明看得到的死亡和墜落的深淵，一面是熊熊燃燒的志在必得的欲火，所有悲劇的開端都帶著一雙無辜、安靜的眼睛，讓兩面一樣堅硬、確鑿、無所遁形。《伊利亞特》里每一場戰爭的上空，都盤旋著一個神的身影，神與歷史知道，隨后展開的，將是攜帶著身處其間者各自有限性的必然。那個哀傷又熱烈的早晨，軍隊在蹇叔的哭聲中如期開拔，等待他們的就是歷史上那場有名的殽山之戰。一切如蹇叔預言的那樣精確發生了，鄭國很快獲悉情報，安插在鄭國的秦國內應也逃了，秦軍隨便打劫了一個小國，半路回了頭，大軍到殽山腳下，被在此設伏的晉國軍隊以逸待勞，盡數殲滅，三帥被俘，幾無幸免……

真正的悲劇，它內部一定有種不可言說的堅定之物，飛蛾撲火，精衛填海，西西弗斯和他的石頭，悲劇常常是意志的自由抉擇，是明明躲得過，明明不用犯那致命錯誤，明明不必一條道走到黑，可還是——熱烈而無望地迎向必然，拼著命碎落一地，土崩瓦解，人和神的力道擰成同一股繩，蕩入深淵……較之于以意志逃離或抗爭命運時所展示的壯烈，它是更激蕩人心的，人們會更痛心和憐憫那種眼睜睜的無力和執拗。

博爾赫斯曾不無仁慈地說，小說《罪與罰》里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只是個真正的人，而不是一個概念性的兇手。他甚至說，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人某種程度上就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并且知道他的“罪行”不是無約束的，“一張不可避免的情況的網預先決定了罪行，強加在他身上”。悲劇也是這樣，無論它多么愚蠢，多么不該發生，總有一種不可違逆的、莊嚴的東西在里面，必然性在這個無處可去的角落里終于顯形。而像蹇叔這樣，一個對德性同時也就對自我及他人有清晰認識的人身上，必然有著它更沉重的聲音，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明知必死、必敗、必灰飛煙滅和必痛失所愛的路途上哭泣著、哀傷著，然后，繼續前行。《左傳》最有分量的，或者說它偉大的地方，也在這里，它不帶任何悔恨，不帶一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哀憐，人們直挺挺地走過去，前面是懸崖，或峭壁上會有石頭滾滾落下，又或者，人們知道自己會死在山谷里，死在下一個岔路口，可是，這沒有什么好嘆息或不甘的，無論什么從頭頂掉下，都只發出一記沉悶的響聲，正方體不會變形，它那樣結實，可以承受住一切，哪怕裂掉、碎掉，也能保有自己的形狀。

臺灣導演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時，有一場聶隱娘和精精兒在郊外打斗的戲，侯孝賢要求演員們始終保持面容的安靜，哪怕招招致命，哪怕刀刃疾風一般貼著面頰過去，眼睛里也不能露出兇狠、仇戾或恐懼的神色。盡管演員們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可隨著格斗動作的展開，他們臉上仍不免猙獰起來。飾演聶隱娘的演員舒淇說，這是整部戲重拍次數最多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幾乎讓她崩潰。侯孝賢的電影從《悲情城市》之后，越來越出現一種安靜的、無差別的情感風格，據說這一改變是在他經朱天文推薦讀到《從文自傳》后開始的。沈從文寫自己早年湘西經歷的傳記里，對善與惡、成與毀的冷靜遙望、不置評價深深震撼了他，他試著讓自己的電影作品也擁有這樣一雙安靜如宇宙的眼睛，《刺客聶隱娘》大概是這種嘗試最劇烈也最極端的一次，不僅作為外部眼睛的鏡頭語言不置情緒、不起波瀾，連鏡頭里活動的人也要無聲無息，不生哀喜。而演員們在拍攝時的艱難似乎意味著，這種安靜對現代人來說，是格外陌生甚至不能想象的。

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回答，為什么《左傳》那冷峻、沉重、漠然的視角令我們驚嘆，而同時，它作為一種寫作技巧，也難以被簡單模仿、掌握。更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在它那里，世界本就如此，在最可怕的命運來臨時，在命懸一線的瞬間、生死成敗的邊沿，人們步履沉穩，姿態安寧，節奏如常，視保有自己的形狀為人生最重要之事。一切恰到好處，有條不紊，而一個又一個正方體，在各種磕磕碰碰里，顯形，凝結，發光或墜落，好像夜里高原上的恒星，在低垂的天幕下，籠罩出一個孤獨狹小的地方，深邃，黝亮，散發著乳白色的光。

由于一段命運

歷史大概是人類文化中不太容易令人愉悅的事物。很多死亡，接二連三的打仗、爭奪，那么多成敗進退，人事冗雜，亂紛紛上場又下場，無關正義、高貴，無謂美丑、善惡，只因為人心各自的分量，價值世界里的種種較量，還有書寫者的衡量、感知、想象，漸漸地，就成了某種真實。失憶的患者，總有一天會把別人敘述的關于你的故事，當作自己本身，于是我們也常常會有幻覺，世界就是如曾在人類身上發生過的那些，或更確切地說，記錄下的那些，是骯臟、稀薄、晦暗以及意義不明的。

《左傳》帶來的感覺，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也會是這樣。

《左傳》從魯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開始記錄，那之前，周王朝剛經歷了一場差不多可稱得上死亡的變故。周第十二任君主姬宮湦，就是那個為博美人一笑、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盡管現代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傾向于認為烽火戲諸侯這么個荒唐事，似乎是司馬遷的小說家筆法，但周幽王當政時，昏亂無道另說，獨寵褒姒確是事實，為立褒姒及其子，廢皇后及太子宜臼。廢嫡立庶在當時已是大忌，不過周幽王做的還不止這些，宜臼后來逃亡至申國他外祖申侯那兒，周幽王又要興兵伐申，申侯一怒之下，聯合戎族殺周幽王于驪山下，宜臼遂立為周平王。周平王即位次年，都城東遷洛陽，周的歷史也從這兒開始一劈為二，一個覆滅的西周和一個搖搖晃晃重新開始的東周，這應該也是周平王希望的。他的王位，說到底，是他外公幫他殺了父親奪來的。遷都，除了避犬戎，更重要的，大概是幫他遠遠避開這一段血氣彌漫的過去，以一道堅固的、沉默的墻，把所有的不堪和罪惡凍結在一個業已結束、不再向外蔓延的時間里。只不過，再怎樣與過去決裂的姿態，再怎樣完美的語辭策略，巧妙的歷史界線，要割裂開一串流動的時間和事件，使善與惡凝固、分化、各立一邊，這大概要等人們在代際更替間一點點遺失細節，開始靠書寫和文字重塑記憶時才會奏效。而當時的人們，還不會這么快就忘記，一場有弒父嫌疑的、依賴力量而非必然性推進的皇權移交。對于一個堅信人世秩序應與其日月天地以同一軌跡永恒運行的民族，這個記憶從最根本的地方給予了周朝百姓致命的一擊。至高之位在得到的同時也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根基，即所有人能全然無礙地匍匐于一種純粹的必然性之中，至高者或神圣之物于此失去其在場的依憑。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說法，上帝從世界隱退。

《左傳》開篇里的這年，周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世界就這樣滑落到了一個神跡隱而萬物漸衰的時代。原初的穩靠和毋庸置疑陸續坍塌，各諸侯國開始發現自己的力量，人們頻繁出擊、試探、挑釁，并從中確認和增長這些力量。社會物質決定論者通常會認為，物質的匱乏是人們攻城略地、沖突不斷的根源，譬如一場突發的災害，譬如人口增加到某個臨界點，農耕社會受制約的因素實在多，天時、地利，還有人心，稍有變數，一個好容易建立起來的穩態就可被打破。而其中，那些肥沃的利于繁衍生息、產出糧食的土地，自然就成了人們搶奪最激烈的對象。我的家鄉地處長江東南部，更早的時候，它的名字叫“延陵”，江南山不高，但數量其實不少，偏延陵這一片，獨據了一整塊平原，山只繞著城郭外沿而立，在“江南瘴癘地”的當時，這實在算得上一塊令人垂涎的肥肉。所以，要稱“延陵”，意思是我這兒只不過山陵延伸的一部分，也不見得有多好，以免外人心生嫉妒甚至爭奪之意。

但縱春秋之世，至少在《左傳》的記敘里，真正源于物資匱乏而起的沖突，幾乎沒有。也許它已成為整個大沖突下隱而不顯的背景，也許它本就是沖突到后頭必要面對的那個毋庸多言的根柢，但無論如何，《左傳》并不把這部分作為鮮明的預設和布景呈現到舞臺上。你能看到的，反而皆是為了對外擴張、興師動眾，而先行通商貨，積財幣，興產業，作利民之計。春秋齊桓、晉文兩霸，俱是以此厚養民生，安撫民心，再進一步教民有義、講信、知禮，好更有余裕地用民、修兵、制勝；一向不靠譜的晉惠公，吃敗仗被俘后，回去頭一件事即改田制、開阡陌，力圖修治強國。國富而后兵強，差不多是整個春秋時期的常態，也成為后來世代的共識。

《左傳》里記錄的第一段沖突，“鄭伯克段于鄢”，其本質是一個家庭內部，兒子與母親、兄弟之間的矛盾糾葛導致的一場流血和殺戮事件。作為春秋之亂的開頭，這個故事，幾乎有著定性整個春秋書寫史性質的意味。

我們追溯這個故事的源頭，可以發現，那里并無善惡、對錯、正邪，母親生兒子時，難產，受到驚嚇，幾乎是在鬼門關上走了一圈，個中痛苦和駭人，約莫可以想象。于是，沒來由地不喜歡這個因為早生還自然地被立為繼承者的大兒子，她寵愛小兒子，希望小兒子繼承那個位子，盡一切可能為他謀取利益，甚至試圖為他奪取王位。于是，聰明、果斷、但自出生就遭母親莫名怨恨故而心思也漸冷漠的大兒子開始了他的復仇計劃，他裝作寬容大度，滿足母親為弟弟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不聞不問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弟弟身上種種不軌企圖。他縱容、給予對方不斷膨脹的野心，毫不遏制早已端倪初顯的惡，像個耐心的園丁培育他的作物，要等待這株惡之花盛放的那一瞬，他好張開利刃，一刀剪下，以泄這長久以來的積郁和不平。果然，弟弟最后起兵謀反，并與母親里應外合，約定攻城那天由母親打開城門，放軍隊入城。大兒子在得到他們約定的那個日期后，說一聲：“可以了！”張開早已布好的羅網，轉眼之間，撲下對方。

這是一場奇怪的戰斗，在它最激烈的部分，反而是最平靜的，大海在它最深、最可怕之處正是一片平靜的蔚藍。對于一個心意剛強、劇烈的人，任何柔弱、退讓和貌似寬容大度的姿態，都是一種隱含屈辱色彩因而分外尖銳、戾氣重重的自我壓抑，而這個事件的主人公，他的自我壓抑，似乎又還有另一層色彩，他那步步為營、有預謀的寬容自然不是為了消融一段恨或俘獲一顆心，但也不能單純以滅敵、報復、解恨來理解，更深切、更體己地看，它好像一種控訴，也像是對自身的哀憐。表面上，他是一個等待最佳時機的獵人，不疾不徐等著獵物一步步走上自己預料甚至預備好的路，但心底里，大概還是存有這一絲幻想——事情不至于也不應該真到那樣的地步。這幻想不是出于對形勢和對手的判斷，而是因他對自己的憐惜，不相信到頭來，自己仍只得這樣一份對待，要不然，不至于要到最后一刻，得知弟弟和母親定下了日期，那個偷襲進城、徹底背叛他的最后日期，才正式動手。幻想最后被打破，就只剩寒冰似的決絕和狠辣，我已退讓到底，若你仍緊逼不舍，那么，我身上曾負荷的一切有關德性的部分，諸如良心、道義、責任等等，至此終于可以卸下，成為一個無辜、心狠手辣之人，而罪與罰統統歸于對手。

對習慣了“你若無情，我便無義”這類情感邏輯的現代人來說，鄭莊公的選擇其實還可以理解。故事的前半段，大約也是世上常常發生的，你我身邊，有幾個子女的家庭，因為父母寵愛不均，使兄弟不睦或怨恨相向的例子實在不少。日常現實里的結局，通常是老死不相往來，或惡言相向、爭搶財產、對簿公堂之類，只不過，這里的當事人處于一個擁有更大能量的命運設置中——鄭國之君，擁有普通人想不到的殺伐決斷之權，于是，他身上那種怨憤便激發出了更強大的破壞力，形成一種可嘆的景觀。而他為孔子所詬病的地方，也就是在這里。

孔子在修訂《春秋》時，用“克”一字來定性整個事件，《左傳》解釋說：“如二君，故曰克。”鄭莊公與共叔段是兄弟，盡管這里，弟弟已不像弟弟，但哥哥本應擔負一分教育督導之責，現在為一快己意，反而處心積慮、故意養惡以逞誅滅之欲，那就是哥哥也不像哥哥了。這兩人，不只兄不友、弟不恭，更是一個欲擒故縱，一個繕甲厲兵，如臨敵對峙一般。所以，《左傳》的意思，以“克”字來描摹和指稱這一場兄弟如仇敵的對立，隱含著孔子對這一行為的臧否，他的不贊同。

作為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如你我等，大概更容易站在鄭莊公一邊，反而不易認同《左傳》書寫者的這一點苛責。試想想自己，很多人若置于當時的處境，只怕也會如此行動，冷漠、仇恨、反撲，以至你死我活，又或曰“正當防衛”“先下手為強”。畢竟后來的我們，其情感發生，已愈來愈趨近于一種生物性的刺激—反應模式，恩要報，仇要雪，樂要行，苦要避，人之常情，天經地義。而春秋時的書寫者，卻在此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界限，人與人之間獨立而自在，不是“因為你怎樣，我就怎樣”，而是“不管你怎樣，我只這樣”，他人的行為或選擇，不是我采取何種行動的緣由，他人的存在不對我產生如刀斧之下應聲而裂的直接影響，亦不以己身之全與明，投射他人的善惡。人，在此意義上，不對他人負責，而只對自己負責，他必得先立定好自己的這面，而迎面過來的那些——他人或可稱之為命運的其他東西，則是要人深潛其中，學習如何立定正身的。

難產出生是鄭莊公先天而來的一段命運，也因此他遭遇了母親的不公對待，他的出生和他的母親，都是他不可選擇也無從更改的同屬于命運的一部分。只是，他并未克服這段命運，亦未能從中獲得教益，反而臣服其中，溺而不起。于現實的爭斗他是贏了，弟弟被逐，母親被軟禁，但得償所愿后并不就迎來歡欣和安寧，原來誓跟母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很快他后悔了，因潁考叔相助，母子“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總算與這段過往作了一分和解；逃亡他國的弟弟共叔段，他無法諒解，但也難止慟處，十年之后，在處理戰敗的許國時，仍忍不住牽出這一段往事：“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連自家兄弟都不能和睦，遑論長久取有另一國家？甚至，由此，他比大部分人更早地看到周室衰亡的命運，就像他對自己命運的沉溺，對自己的鄭國乃至整個周王朝同樣也無能為力，只囑咐駐扎在許國的臣屬，等他一死，就速速離開，“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周人的子孫正一日日失去他們賴以存有的根基——那如日月星辰完美流轉的人間秩序及由此而生的力量，這樣一群漸被上天厭棄的人，必不能和大岳之后的許國抗爭了。

十年前的這件事，并不曾結束，它綿延過那之后的每一寸日光、月影、晨曦和庭前的流水，直至他的整個余生。沉溺于命運之河里的這些時光，是悲哀和可嘆惜的，對或不對，還是其次，《左傳》呈現出這些事實，也并非要使其中的對錯確鑿，或將善惡條分縷析，但“克”字顯然指明的是，他本還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更好的路向，更好的命運。

沖突的生發，不是因為生存層面的困難，不是為了糧食、土地等必需的物資，而是源于一段無法克服的命運繩紐，源于人之為人，其高貴性和原初性的逐漸泯滅，這是《左傳》用大筆墨寫的第一個故事、第一場戰爭，一個讓人寤辟難安的開頭。它像一個預言，兆示著其后一整個春秋時代的隱約面貌，一塊其整全、安寧和鮮潔之氣幾乎被人心意氣之爭消耗殆盡的時間殘片。

最好的東西最先消失

或者，我們可以再退遠一點兒，從帶著血痕和惆悵的近景鏡頭里撤身出來，看一看那個容納著它、包裹著它的更大空間，那個遙遠、豐滿或者雜蕪的寬幅布景。要知道，整個文本所依憑展開的時間軸，那根結以記事的老繩索，其開端也是一個頗奇怪的年份：魯隱公元年。《春秋》修訂以魯史為藍本，作為《春秋》的注，《左傳》同樣以魯史紀年為記時方式，這自然好理解，耐人尋味的卻是這個作為開端的時間設定，為何偏偏從魯隱公開始？從整個周朝史來看，再往前推四十八年——平王東遷，無疑更具有標志性意味，就算轉回魯國史的視角，那么，魯隱公的父親，于平王三年即位、執政魯國四十六年的魯惠公，才是與其后一整個歷史時代的開啟更具同步性的那個人選吧。

一名歷史書寫者能如小說家般擁有自由意志和完全決斷權的時候是很少的，一個開端，一個結局，大概也就這么兩次機會吧。他可以較為自在地選取和剪裁他所鐘愛的那塊材料，把那些他不需要、不愿意或不熱愛、不屑一顧的事物一股腦阻擋在自己的國度以外，這是他最任性也最隱秘的一次抉擇，最真實的自由和自我，狹窄巖縫里闊亮的一片天光。這步一旦確定，余下可容他回圜、優游的空間就不多了，比起畫家，一名攝影師對眼前之物的處理，總要受限制同時也忠誠得多，在怎么記錄和表現之外，更決定一幅作品的可能就是它所拍攝的對象、截取的場景以及呈現出的那些重要光影，而歷史書寫者大概還是攝影師里更不易擁有自我意志，譬如新聞紀實那一類的吧。最后，書寫者的目光和意志停留在了這里——魯隱公即位，把即要摹畫的這段時間里的第一束光打在一個并無多少建樹，甚至從頭至尾都算不上正式在位的魯國公侯上，這似乎并不是一次隨歷史走向亦步亦趨、無意識也無預先權衡的自然攝錄。

那么，它是一次主動而審慎的裁斷嗎，隱含著太多忍耐、堅持和珍惜的一種心意？冷靜凜冽如左丘明，亦有他無法克制而不得不密密刻于簡帛間的一份關切和熱度？那些隱約的，也許還不曾正式浮現其樣貌，然而揮之不去、如影隨形的念頭，也曾久久折磨過他，就如折磨著后來的愚蠢又可憐的我們一樣？

▲《左傳》書影

歷代君主，以“隱”作謚號的，并不多見，當然更真實的情況，可能只是不那么引人關注，一生功業隱沒無顯，即便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也必有別的什么人來刻意掩埋或遺忘。相較而言，魯隱公倒算里面比較有名的一個，誰讓他占據了一整個春秋史的頭條呢，藏也藏不住，想叫人忘記，更難。可事實上，很奇怪，他并不能算正式即位的魯國國君。父親惠公死時，太子允即后來的魯桓公，年紀尚幼，不足以主政，隱公庶出，但年長而賢，受眾擁戴，于是奉弟弟桓公而立，實則自己代為攝政。《左傳》開篇，隱公正式登場后，關于他的頭一句話即“不書即位，攝也”，是代為攝政，非正式立位，故《春秋》不寫隱公即位。“攝”，本有引而持之的意思，其字里有手、有耳，落于此處，倒正好叫人想象一個長者對后來者那一番手把手地指引、教導，耳提面命。隱公一生，也的確如此。

從一開頭，至生命終結，他謹守著攝政代位這一邊界，不只不以國君自居，反倒時時處處要提點自己，莫逾越了本位：與諸侯盟會，只以攝位之職行事；卿大夫喪禮，不往行國君之禮；甚至父親惠公葬禮，亦不敢以主喪者自居；及生母去世，“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袝于姑”，謹守時制，不按夫人之禮下葬，當時史書僅記“君氏卒”三字，而數月之前，他是以夫人之禮大葬桓公生母。時人雖以國君之謂稱他為“公”，那卻是依從周禮，當年周公代成王攝政，也是被稱“王”的。魯國是周公之后，周公當年“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留京輔政成王，其封地魯國一直由兒子伯禽打理，到隱公這一代算起來已是第七世孫。仰先祖而效之，循周禮而法之，隱公心里亦未嘗沒有這一段情意結，只是，他做得魯鈍、淺白、刻板，兢兢業業有余，卻于臨淵履冰之險少有體悟。

攝政第十一年，貪求高位的羽父勸他殺了桓公自立，他不以為意，還直愣愣地和盤托出自己來：“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國君年紀還小，我不得不代理國事，那位置是一定要還給他的。我鄉下宅子在蓋了，以后就在那兒終老啦！）對陰郁、貪婪和不安分的氣息，他毫無警惕，錦袍上落了一點灰，隨手一撣而已。事后，也毫不設防，且為人隱惡，既不說與桓公聽，又不設法除此小人，他預備，也以為能夠讓整個事情就在自己這面消化和結束了。可黑暗袒露出它自身，必期待一份同樣色調的回應，若迎以光明而非陰郁，那光明必是要遭反噬的。

所以，到這里，連一向直心直肚腸的蘇東坡都看不下去了。一千七百多年后，他寫了篇《魯隱公論》，忿然道：“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途之人皆捕擊之矣。途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強盜害人，路人都會群起擊捕，因為知道不滅強盜，強盜就會來滅自己。亂臣賊子堪比毒蛇，它蜇過的草木都能殺人，何況現在都直接咬上你了呢！蘇東坡一生為小人嫉，波折重重，變故頻生，故對眼前之惡殊為敏感，曉得隱公這一番寬柔必遭滅頂之災，他痛斥小人，更著急這隱公，為何連路人的那點智識都沒有。

果然，羽父被拒，自以為的諂媚成了一段不可告人的陰謀，他先自驚懼起來，又到桓公跟前，譖言隱公不軌。人心底那些見不得光、隱隱約約的欲念、恐慌、怨恨，有時候，不過一個眼神，一兩句戳上心坎的話，就會冒上來，成為結結實實的存在，甚至一種迫切的現實。更何況，權力面前，要一個人防備另一個人，實在比信任一個人容易太多，后者必定需要一些更為貴重也更為稀有的品質來支撐，而前者，卻是太簡單、太輕巧、太具慣性了，很多時候，它還仿佛一份頗具遠見卓識的計劃，一個英明睿智、被眾人叫好的洞見。所以，弟弟桓公草率地（或者也經過一定的衡量和計較吧）選擇了更容易、更安全也更迎合靈魂中較為卑劣部分的那條路——聽從羽父的話，并默許他殺了哥哥隱公。

是不是很像“鄭伯克段于鄢”的劇情逆轉版？這一回哥哥真心護著、讓著弟弟了，連王位也小心翼翼替他守著，最后的結局好像更糟糕，全然無辜的哥哥被殺，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恰恰因為哥哥的這種無辜、純良、不設防，才導致了最后的殺戮。如果隱公能像鄭莊公那般，早有預見，就算不先下手，至少提防一些，結局必然不一樣了。可是，改變了最后的結局，真就能改變這整個事件？《左傳》是要以這樣一種犬牙交錯式的開篇安排一種吊詭的生存境遇：要么心狠手辣，成為不義之人，保存自己；要么甘心受戮，以無辜之身死去。現實好像就逼仄到了這樣一種非此即彼的決絕面前，是這樣嗎？

我們先不回答這個問題，它這樣尖銳、不甘和滴著血的質問，讓人心里先就顫抖起來。我想說的是，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整部春秋史，那些個玲瓏心肝、眼光如炬、被一眾目光緊緊跟隨的厲害人物，你若走近些細看，卻好像一個個都在哀嘆。鄭莊公就不說了，《左傳》里最先冒出來的尖尖兒，也是最早對時代發出覆亡悲音的人，就像整部《紅樓夢》開演不久就出來的秦可卿，呼啦啦現身，說一番盛極必衰的哀語，引出一眾金釵命運名冊，便搖啊搖地走遠了。

齊桓公雖是春秋五霸之首，《左傳》其實著墨不多，光環都給了管仲。管仲一死，他便一股氣都泄了，如溺水的人，靠緊緊抓著三個簇擁在身邊的寵臣過活，那三人，一個把兒子烹了給他嘗人肉，一個棄了父母跟著他，還有一個自作閹人隨侍于他，無時無刻不哄著他、捧著他、暖著他，這靈魂就不止是在哀嘆了，大約是冷透、結了冰、填不滿的巨大空洞，才要一種極致的燒燙人心的東西，好得那一點兒暖意。秦穆公也有點類似，年輕時那樣沉穩深切的一個人，晉惠公一再棄信忘義，他恨得牙癢癢，卻仍哀矜晉人饑饉難熬，幾次三番借糧；郩之役，三帥被俘，他只罪責自己不聽良言，以貪誤國；孟明一敗再敗，他也是不改信任與厚待，苦候數年，遂敗晉人，霸西戎。凡此種種，不是靠一點寬厚豁達就可以，應該還有更多屬于堅忍、信心和力量的部分在里面，就是這樣一個人，臨了，還是撐不住那點虛空和幻滅，死時“以子車氏三奄息、仲行、針虎為殉”。活人殉葬本為秦人傳統，但子車氏三子殉葬，卻使秦人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于哀痛里，國之良才盡皆隨葬，《左傳》說“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中有“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之句，其實，一生戎馬、為王霸之業追逐了小半個世紀的秦穆公哪能不知良人難得，只是，面對最后那片無盡的黑暗和寂滅時，饒是這樣有分量、扎實、熱烈而周全的靈魂，也試圖要攀援些什么、握持些什么吧。

最動人的唏噓聲，要數楚莊王的。在邲地大敗霸主晉國后，臣子們歡欣鼓舞，攛掇他蓋個大樓堂紀念這一功勛，他擺擺手，說，“武”這個字，本是“止戈”之意，當年武王克商，舉兵攻伐是求萬邦安寧、民眾祥和，那是武之功德，而像現在這樣打來打去的，跟“武”本身差遠了，不過是了結一樁事罷了，“武功”二字完全談不上。語辭懇切，然而不是謙虛，一字字皆是遺憾，心坎里深深的嘆息，好像那些最好、最值得追求的事物，他已經完全夠不到了，但還要遠遠看著，清晰地知道自己與之的距離。就像那一回，他期期艾艾地問鼎之大小、輕重，周大夫王孫滿回答：“在德不在鼎。”他細細思量，即刻知道了自己的界限，一向的欲求與墜落，以及那道永遠攀不上頂的峰巒，然而，“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雖不能至，亦不能輕易忘懷呵。

時代往前走，大家都亦步亦趨，生怕落在了后頭，只是，越是聰明，越是厲害，越是時代的弄潮兒，越忍不住要回頭望，他們最清楚這里面所有的代價，也最知道自己丟失了什么。于是，很奇妙的，就剩這個最開頭出來的魯隱公了，于世間沒有位分，心中所求亦無歸處，人看他拙鈍得可憐，溫暾水似的，臣下們想做啥，常常也不跟他通氣，甚至直接就違逆了他。他呢，別說殺氣、心機，就是為自己打算的那一點點小算盤都不會，柔弱、敦厚，連名字都這樣不慍不火，“息”，靜息、息聲、息事寧人，與人后來給他的謚號“隱”簡直異曲同工，《逸周書·謚法解》中曰“隱，哀之方”，旁人眼里，他真就是最可哀憐的那個。可是，從頭到尾，你聽不到他一點兒哀嘆、一點兒不寧，就是本本分分做好自己那一份，而且有聲色、有氣力。甫一攝政，即主動與邾、紀、莒等周邊小國結盟，又與惠公時起過沖突的宋國重修舊好，與新興的小霸鄭國也交情甚篤。當時，鄭、宋、衛等諸侯國紛爭已漸顯露，惟魯居間持穩，據禮守德，不入亂局，亦不是不作為，只是行動所據并非強弱、勝敗、利害等形勢考量，卻是凡事先要論一論應不應該，合不合當。

無論軍事、經濟還是地理位置，魯國其實都排不上號，但彼時，它在諸侯國中仍有一種特殊的分量，不是作為強大無比者，而是原初之物的持守、追逐、盡善盡美者。其力量不是由于一種要求或壓迫，而是讓出空間來，于無所求處生成的一種柔若無物，孩童的笑，果樹開花時柔軟但濃烈的氣息。它易受摧折和損害，然而也珍貴，叫人仰望，心生愛慕。

隱公十一年，滕、薛兩國同時來朝，為誰先朝見行禮爭起來，隱公居中調和，只一句“異姓為后”而已，又說“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意即魯國若朝于薛國，一樣不敢與薛之同姓諸國并列。薛侯一聽，便即刻讓滕國為先了。同年秋天，鄭國攻下許國，諸侯處置時，先要把許國劃給魯國，魯隱公拒絕說，許國不恭，這才隨諸侯討伐，現許既已伏罪，魯便不敢滅之以為私有。就是這番話，牽出了整場決策里最具強力的鄭莊公對自己當年攻伐弟弟共叔段的感慨，并重新奉立許君，保存了許國。還是這一年，冬天，隱公被殺，死后，未得國君之禮入葬，錄史觀史者，多有不平，但最后這場葬禮，大概也是合隱公意的，生前即不居人君之位，遑論死后？

隱公看到的，大概不是后來那些不堪的、繁蕪的、重重疊疊的人心面目，那些讓我們以為世界本就如此的人性和陰影，他應當還記得離他不遠的，因著同一種血液流動故而更真實和切近的世界：三百年前，周公稱王第七個年頭，禮樂已制，成王亦漸長成，周公作《無逸》，歸政還國，北面就臣位。功遂身退，原就靜謐無聲，風浪不起，波折不生，這一道清簡正大的光陰宛在，總使后來者覺得余下的日光皆可一般清透無礙，世間萬事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罷了，又從哪里去想那些人心的溝溝壑壑、曲里拐彎呢？就像那個時候人們對胡作非為者的呵斥：“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對惡，他們最多只是一種驚懼、訝異，沒想到一個人竟能如此不管不顧，做出這樣荒唐離譜的事來。

這迂守刻謹，已把他整個人都化了，五色斑斕一部春秋史，他顯得特別淡，接近一個毫無特色的平庸之人，除了庶出、攝政，一無故事，唯一一次被著了墨的，是去棠地看漁夫捕魚，大夫臧僖伯力諫，說，凡君主，一切行動皆需合法度，非大事不舉，亦不該浪用器物，捕魚作業實非君王該涉之事。一向從善如流的隱公這回沒聽勸，還是興沖沖去了，被《春秋》大大記了一筆“公矢魚于棠”。那大概是他一生里唯一一次僭越，為了一個頗小家子氣然而又勃勃然有生機的喜好，這事倒也仍像是他自己。余外的大部分時候，他隨時出來，又即刻隱去，一道無聲無息的幕布背景，舞臺上光鮮亮麗的人物，輪番上場又下場，彼時彼地，你甚至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他的重要和叫人懷想，要到后來才漸漸體味出來。后來，故事越來越精彩，人物越來越鮮明，兵家詭道之爭習以為常，唯利是圖也慢慢成了正見，無論目的還是過程都不再有它們本身的動人之處，人們要的是戰勝、壓倒、贏取，僅此而已。

一種沖淡平然的氣象，原來開場已是絕唱。

最好的東西常常是這樣，無面積、不占有、不具侵襲性的，要等越來越多的血腥味涌上來以后，你才會意識到它原來存在過。

艱難的地方正在于此。連薇依都曾冷靜然而不無困惑地說：“同樣的行動，若動機卑下倒比動機高尚更容易完成。卑下的動機比高尚的動機蘊含著更多的能量。”就像隱公最后的遭遇這樣，一種只有高貴本身才會擁有的悲劇。

很奇怪，西方自古希臘時期以后，很少再有人書寫這樣的悲劇了，耶穌受難成了神的救贖，唐·吉訶德臨終認定那是一場荒唐的幻想。不過，回頭看看東方，春秋之后，類似的故事不也一樣零落了嗎？整個世界遠遠滑出了某處豐饒而珍稀的領地，使得能生出這悲劇的高貴越來越成為某種陌生而不真的東西。而隱公息，整部《左傳》里頭一個出來的君主，以自己拙鈍、愚蠢的一生，成為一個老去世界最后的清透堅實處，無力而溫柔的最后一抹霞光。

記下一個世界

胡蘭成晚年寫《心經隨喜》，說要心意堅定地過一生，難，如茶之澀，是生命的真實。而《左傳》開篇，即已這樣沉澀了，把降落了高貴所得的一番勝利，嵌在一場更大更長，失敗然而未失守的純粹和高貴里。它似乎呈現出一種比事件沖突本身更幽深、更根柢性的沖突：如果善與惡分離，義與利各立一邊，那么，人必然要作出選擇，贊美一邊，詛咒另一邊，或追慕一邊，唾棄另一邊。可因為那種沉澀而非劇烈的表達，你知道，這里面還有一種不可打破的極致完全的東西，它撐起那份罕見的凜然無聲的書寫，也撐起一整個時代，以及身處其間的每一個人，使得他們即便外在選擇了跟我們今天一樣的行為，即便陷落到最低洼的境地，困于沼澤或泥潭，也仍然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善被僭越，美被凌辱，正義落敗，真實被欺，那是僭越者、凌辱者、戰勝者、偽善者眼里的世界，現實，強力，不容辯駁。而《左傳》不寫隱公怎么做，卻寫他怎么不做、不同意、不在場，然后，把整部歷史里的頭一個君主之位給了他，并說，因他未在場、不同意，那些事雖然發生了，《春秋》統統不寫。這樣子把孔子筆筆削削的一番心意說出來，像一種沉默、大概也自知徒勞的努力，或者，只是單純地不想丟失和忘記那些必定會被掩埋、放棄、消解的生命樣態——他們固執于某處，漸與時代異質、對立，還總有一天要迎面撞去。

隱公以不行動、不顯身，來守住某些東西；《春秋》則順遂其意，不以成敗，而多論其心志，唯他顯身、首肯之事，才可于歷史中占得一隅，這不是對隱公個人的偏愛，而是現實以陰影，歷史重新予以光照。有些花只開那么一回，有些事再也不會重來，有些人默默執拗了一輩子，后頭也沒有驚喜等著他……要緊嗎？不只要緊，還要命。可真迷人，那綻開的一瞬，執拗的姿態，事到臨頭端然敬省的面孔，是一層層生榮死哀里，止不住漏出來的光和妙音，是歷史必得捉住的最后的救贖。

卡爾維諾的五十五座城市里，瓦爾德拉達是一對像鏡城一樣的孿生城市，一座是直立湖畔，另一座是湖里的倒影。湖畔之城的每一個細節，都會在水中那個城市完整地復現出來。瓦爾德拉達人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鏡子里的動作和形象，都具有特別的尊嚴，這種認識使他們的行為不敢有絲毫疏忽隨意，即使是一對戀人赤身裸體地纏繞在一起，即使是兇手將匕首刺進對方頸項動脈時，都必須如此。“鏡子外面似乎貴重的東西，在鏡子中卻不一定貴重。……兩個瓦爾德拉達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卻互不相愛。”把擁有一部《左傳》的春秋之世理解為這樣一座瓦爾德拉達，大概有將之纖薄化的嫌疑，但你不得不承認，歷史在這里似乎自我期許著一種更大的力量，試圖以書寫，以一種重構的鏡像，把意義和尊嚴重新賦予廁身其間者，也把隨時間遠走的那些根柢之物再次召喚回來。

《左傳》綿綿兩百年余，你眼睜睜看著一趟趟人生，來了又去，轉眼間，散了，忘了，丟在不知哪個犄角旮旯，為當世榮衰，拼盡力氣、賠上一生的，到這紙面上似都成了徒勞。歷史把眼前這一點拉長，長得接近時間本身，就好像一個人不只活一世短短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上千年，一趟又一趟，綿綿不絕走下去。死亡，其實大部分時候并不能于人有教益，如果它不能使人由此開始思考永恒的話，有限性會成為一個牢籠，叫人囿于其中，無力自拔，只得愈發緊張地攫住手頭可能的東西。而這里，有限性的藩籬被拆除了，由古及今，自今而往，人在其中沒有了一個急急忙忙奔赴的目的地，所謂生死勝敗的結局也失了它的攀援處，像幻影，襯得那些爭先恐后、目眥盡裂、剜肉剔骨格外荒唐，也叫那些淺短、急促、濃墨重彩的得與失丟了分量。世界跟時間本身一樣無目的、無意義了，是在這樣徹底的虛空中，那些虔誠、醇美、持重、滿有闊然之氣的心靈，像流水干涸后曝露的河床，被保留、顯明，并堅實動人起來。所羅門王說，一代過去，一代又來，日頭出來，日頭落下，凡事都是虛空，萬物滿有困乏，惟地永遠長存。

一場曠日持久的書寫，能否對抗甚至消弭掉那些亂哄哄、漩渦般裹挾一切的現實噪聲。這在今天，大概是一個會被懷疑甚至嗤笑的命題，而曾經，歷史的這種力量并非只是一種想象，很多時候，它是切實的，有當下那種入骨浸膚之力。趕跑了衛獻公的大夫甯殖，知道歷史將記載他“出其君”，至死不安，囑兒子一定要迎回獻公，好抹去這段記錄，否則，死后不認其祀，等于是斷絕關系的意思。兒子甯喜為此掀起一場更大的混亂，其實也曉得行不通，獻公已得罪了，再復位，要殺掉現在的國君不說，獻公也不見得就能釋懷，不過，“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二”，因為父親遺命，可以說是一意孤行。獻公復位第二年，甯喜被殺，尸橫朝野，甯氏一族從此衰落。如此慘痛的代價，只為了書策上一句話而已。

刻于簡牘上的文字，比空間、時間里具體發生的更真實，比人前人后的唾罵、非議、憎惡更叫人畏怕，更具終極性意味。是對文字力量的虔誠，或刻薄點說，是一種迷信嗎？

那個著名的“崔杼弒其君”，大夫崔杼殺了跟自己老婆私通的齊莊公，大史在史策上記下“崔杼弒其君”，被殺，弟弟接著這樣記，再殺，弟弟的弟弟再記，崔杼想殺不過終于沒殺，而同一時間，另一個史官正拿著竹簡趕過來，準備這一個再被殺的話，自己繼續來記這五個字。殺人的，被殺的，趕來續書（赴死）的，我只奇怪，他們背后怎么都有同一種東西，都那樣相信那五個字是確鑿的，落地成真，是最后的力量和審判，所以，兵刃相見，你死我活，是敵人，也幾乎仍然是叫人心酸的同質、同根、同氣連枝。在最深刻的部分，推著他們奔向死亡的，那些無法和解的沖突，亦不過出于一種共同的信和愛恨、憂愁。

比上面的例子更溫和、更明亮些的是春秋稍早時候，在晉國卿大夫趙盾和太史董狐之間。當時自襁褓中繼位的晉靈公漸大了，不知怎么養成一股荒唐、殘戾的性子，用彈弓射人取樂，一頓飯沒燒好就殺掉御廚，還得意洋洋讓宮人捧著一簸箕尸塊招搖過市，君不君而國不國，執政大卿趙盾想各種法子，一趟趟進諫，晉靈公本忌憚他大權在握，這下被逆了性子，更恨，派刺客暗殺不成，又宴上設埋伏，趙盾僥幸脫險，逃亡到半路，晉靈公已被趙盾戇頭一樣的族弟趙穿殺了。趙盾憂心國內局勢因此動蕩，重又返回主持大局，而他自己，便被史策記下“趙盾弒其君”五個字。其實，趙盾要直接亡國不返，與晉國脫了干系，這弒君之罪也就算不到他頭上了。可惜——他后來也自嗟嘆“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心有太多懷戀不舍，難以亡而不返，更不可能殺掉為自己出頭的族弟。更重要的一點，史書有法，史官記言記事自有其亙古不易的堅硬處，他難辭其咎，這弒君之名便不得不受了。所以，太史董狐在回答他的質疑時，眉毛都不挑一下：“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誰叫你逃亡還沒出國境就回來了，君臣之義仍在，你族人殺了國君，你回來后也沒一點兒說法，你是正卿，不記你記誰呢？

春秋時人說話，但凡重要點的，或估計有異議的，總要繞出很多話頭，迂回婉轉到簡直可以在彼此間開出一片巨大的河。而董狐說這番話的輕巧、直接，無一點回旋余地，叫人猜想，像聯邦大法官那樣不容置喙地裁定一樁是非，這在史官，在以文字為執行司的歷史法庭上，曾經也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不是什么“在晉董狐筆”之類大義凜然的后世道德想象，聯邦大法官在審判一樁案件時需要在個人安危和法律正義之間抉擇嗎？需要依恃道德力量給自己勇氣嗎？一樁理所當然的事而已，所以，董狐記下這五個字，還可以這樣輕飄飄、不客氣地回話。在他，這至多是一次忠于職守、一絲不茍的職業書寫，跟他之前進行過那么多次的并無二致，其本身并不與道德相關。

一百多年后，孔子這樣贊嘆不已：“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這種贊美仍然是無比正確的。人人當吃飯睡覺一樣再平常不過的事，如果有一天忽然顯眼起來，或貴重起來，那通常意味著，它變得稀少了，難得了，不那么日常、理所當然和俯拾皆是了。與之相反的一面正大肆蔓延，成為心照不宣的另一種普遍現實。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描述的基本上也是這么一回事，道在日用而不知，偉大之物一旦發現自己，偉大也就消失了。“發現”首先意味著一個異己的、自身以外的視角，意味著遠離、陌生化，于是殘留的碎片也突兀起來，要名之為仁或義，要標榜起來，高懸門梁。所以，董狐和趙盾，他們原屬于本真層面的持守，隔不過一百年即綻放成花，引人矚目。

不過，孔子在這里的正確不僅僅因為時移事往，曾經的日常事件，在遙遙隔開的、晦暗蒼老的現實另一端，開始顯出它斑駁卻絕難褪盡的底色，更因為這贊美其實指向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道德（如果真有的話），它不屬于董狐，不屬于趙盾，不屬于任何個體，而是在他們彼此的對抗、沖突、敵意之間，在所有人共同認之為真、絕無可能質疑更改的那個相信之中，淬煉出的某種精華之物。僅是董狐，并不能完成一個可堪后世向往的道德形象，他也不是獨角戲一樣矗立在舞臺上的孤膽英雄，他的光輝與其說是來自他自己，不如說是來自這個舞臺，他站在了最后一塊華彩未褪的布景之前，身邊是可在同一山頭對話、過招，甚至一點頭、一致意就了然深知、毋庸多言的對手，而這樣的對手，也必定不止趙盾一個。他們是同一片天底下的人，看重、認同的都是差不多的東西，能各自守住那疆界，撐起行將朽壞的四極，寸步不讓，錙銖必較，好讓這個世界不那么快崩塌，也讓最后那片火光盡可能長地燃燒下去，不熄滅，不盡成灰和青煙。

《春秋》是孔子最后留下的一本書，在那之前，他大概并沒想過要寫一本書。他用了很多方法挽回那個世界，直到后來，他終于知道，一切將繼續崩壞下去，一生努力原來改變不了什么，運氣好的話，也許還保留了那么幾個火種。但接下去呢，他并不確定，顏回早走了，子路也走了，他最后等待著的學生叫子貢，他已經是這個新的混亂不堪的時代可以生出來的最好人物了。在最后的時刻，子貢趕到了，孔子說：“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哼起一首歌，太山將崩了吧，大廈將傾了吧，圣人將枯了吧。很難想象一生謙遜平和的孔子會以這樣的歌聲來為自己吟唱，弘一（李叔同）臨終前，也這樣對弟子們說：“我今可以被你們拜，你們拜吧。”不是妄，是悲欣交集，深切的酸楚，以及最后的確定。

所以，《左傳》不再是想挽回什么，它有自己單純明晰的心思和最后一點執拗——記下一個世界。那世界，豐饒碩大，曼妙不可方物，但已沒法再繼續生長、開花、結果，到時候種子自然萌發新苗，重新在土地上活生生的，搖曳多姿。時間已不知不覺裂開越來越大的縫，終有一天整個兒斷裂，翻轉向另一面。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那就記下來吧，就在它戛然而止的地方，制作一件不能起死回生，但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標本。制作的方法是文字，曾經入地通天，讓“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字，其實也消退很久了，沒有了趙盾的董狐們，早就不能倚靠它救世、矯枉、治正。“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然后，天子諸侯及庶人阜隸皆得“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那樣一種語言文字的原始強力，也早淪為上古的想象，再往后，就是想找一個崔杼，至少一起較真地把這事玩到底的人也沒有了。文字越來越扁平化，單薄脆軟適于把玩，只堪保存一段記憶，冷藏一段時光。

我現在辦公室的窗外，看得到一棟建于八十多年前的四層老樓，紅瓦墻，青灰石基座，這是這座城市里不多的能讓我心里喜悅的建筑。工作不久，接手整理過一批院史資料，里面有這棟大樓的手繪稿照片，是創建這醫院的第一任院長、一個美國人畫下的，大樓在他死后第八年落成。手繪稿清晰動人，細部俱全，筆觸豐美，下面寫一行字“our dream from 1918”。在水泥路都奢侈的當時，造這樣一棟病房樓，是了不得的大事，幾乎傾全城之力，鄉紳、巨賈，連平民皆有捐資助力。現在，造樓不是什么稀罕事了，這些年，這棟樓旁邊拆掉過很多房子，又造起來很多房子，稍長的前輩說：“從我進來就在蓋樓，現在快退休了，還在蓋樓。”

而這幅手繪稿、這行字，我知道，它是對未來有著最真摯、熱切盼望的人才能做出來的東西。一個異鄉人，在一座遙遠的荒瘠小城，同時也是一個更廣闊、宏大的世界里，繪制熱情和憧憬，并以余生撒下火種。在今天這個關于恢宏、正大的想象統統被質疑和打破的時候，重新看見這樣堅實、豐沛的情意，令人陡生恍然如夢感。這棟樓，便不再是單純的或稍多些歲月美感的石頭水泥建筑，它曾是懇切的心思，至心至意的盼望，在最初看著它落成的人眼里，曾滿身霞帔，光芒環繞，帶著夢一般美妙氣息，而它真正的時刻，也就那樣一去不復返了。但也許，偶爾能在后來那些看見它的人心里再次來臨、舒展，成為某種有力量的、夏日山頭般熱烈豐腴的隱喻空間。

《左傳》對于我，大概有點兒像這幅手繪稿，帶著某種來自遠方的若有似無、微如星芒的東西，讓我在這個世界行走的時候，能多一點慰藉、潤澤和提振之感。我一遍又一遍翻開它，似進入一場不愿結束的旅程。一個人怎樣選擇，怎樣行動，怎樣愛和恨，怎樣歡喜和憂傷，這些屬于過程，屬于時間之形態、質感的部分，才是人類行動最后的意義和一種嶄新的現實，我好像懂得寫書人所有這些鄭重的心，微明不滅的念頭。那些人之為人的最要緊處，那些漸漸老去且終將陌生的靈魂，那些同聲同息、同質同色的生命及他們的困頓掙扎，統統收攏在這里，像藏起一件不再有多少人認得的法寶，其實已抵達不了任何地方，只念念不忘。

然而，我終究不敢完全地讀懂它，翻到最后一頁，一切是會像加西亞·馬爾克斯說的那樣“你在我們這個美好的世界里了”，或者更像他早早安排好的馬孔多的命運——一座終將從世人記憶中消失的鏡子之城，“因為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在大地上出現”。我想，我其實并不確定。

作者簡介

李都格，作家，現居江蘇常州。主要著作有《我以翅膀觸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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