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時的張莉看來，演戲或許是能繞開升學競爭的另一條路。她描繪出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愿景：成才之路并非只有苦讀這一座獨木橋。讓孩子接觸演藝圈，積攢拍攝經驗，萬一成了演員，職業收入可觀，未來生存或能有更好的保障。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趙琳

?本文7506字閱讀10分鐘

將近午夜十二點，仍有超過三千人守在屏幕前，不愿睡去。

他們涌入名為“童星選角”的直播間。鏡頭前的男主播頭戴貝雷帽，手指快速劃過觀眾發來的孩子照片，語氣熟練地逐一評價：“這孩子眉眼周正，但發際線偏高，膚色也深了些。”說完，他舉起一枚寫有“有戲”的紅色圓牌。

彈幕持續滾動，“求老師看看我家孩子”“什么時候輪到我”等留言不斷涌現。主播隨即補充：“點亮燈牌，資深經紀人幫你仔細把關，判斷孩子是否具備進娛樂圈的潛力。想出名，一定要趁早，年紀小，試錯成本低。”緊接著，他抬高聲調提醒：“還剩最后五個名額，錯過只能等下次。”話音剛落，又一波照片涌上屏幕。

三十六歲的張莉沒有猶豫，點亮了直播間的燈牌。

自2024年4月起，她輾轉于多個類似直播間，半年內為十二歲的女兒累計投入萬元，只為換取一個進入劇組演戲的機會，圓一個“明星夢”。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當初對方承諾的劇組邀約始終未見蹤影。她逐漸意識到，所謂“造星”的背后，可能另有玄機。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此類直播通常以“曾打造數百位知名小演員，主打影視大劇”作為宣傳話術。家長打賞虛擬禮物后，主播會對孩子照片進行“專業評估”；一旦家長表現出興趣，便會被引導至私人微信進行進一步溝通。隨后，對方會推銷從699元的模卡拍攝，到15800元的“明星包裝計劃”等一系列付費項目。

更隱蔽的收費藏在后續的“角色內推”中。相關報價分為多個等級：群演年費16800元，特約主演25800元，定制角色則從六萬元到一百萬元不等。這些機構聲稱與各大劇組存在“深度合作”，并“保證戲約”，若未安排角色可全額退款。

然而，家長交費之后，所謂的“機會”往往石沉大海。沒有試鏡通知，也無法辦理退款。直至此時，許多人才終于醒悟：投入數萬元，沒有換來任何演出機會，又是一筆打了水漂的錢。

選角直播間里，主播正在點評兒童顏值。直播間截圖

“選角”直播間

張莉舉報了曾讓她深信不疑的直播間。

再次進入“定紅星選”的直播間，主播的話術如舊：“不需要才藝基礎，普通人的孩子也能當演員。”她在舉報原因處，勾選了“虛假宣傳”和“誘導交易”，將轉賬記錄與對話截圖一一上傳。在備注欄中寫道：“該主播以幫助孩子成為童星為名，誘導家長支付高額拍攝費和包裝費，卻從未提供任何真實演出機會。”

今年四月，張莉在刷短視頻時，被一條“小演員選角直播”的推送吸引。“給孩子鋪條路”，直播間首頁的宣傳語，牢牢抓住了她。那之后，她開始頻繁進出各類童星招募直播間，最沉迷的時候，一晚上連刷多個禮物，只為換來主播一句“這孩子有明星相，值得培養”。

據她回憶，在這類直播中，自稱資深經紀人的主播會逐個兒對孩子進行“顏值評估”，并不厭其煩地講述普通孩子造星的成功案例。評論區飄滿了家長的感謝：“謝謝老師給孩子機會”“孩子已經接到戲了”——讓張莉一度相信，這是一個正規的渠道，能通往“童星”的世界。

張莉按主播的指示，點亮燈牌，將女兒小宇的照片發過去。五分鐘后，輪到她了。主播看了看照片，聲音揚起來：“這孩子長得真貴氣，適合古裝的扮相，有點宋祖兒小時候的模樣。學過表演嗎？”張莉在屏幕上回了兩個字：沒有。那邊靜了片刻，隨后說道：“真是塊好料，不培養可惜了。我們正在選年度大劇的小演員，有興趣可以私下聊。”

她難掩興奮。當晚，她就給孩子起了個藝名“小栗子”，又把直播截圖發進朋友圈。“被經紀人看中了，我家也要出小明星啦！”末尾還不忘加了個大笑的表情。

她忍不住想，或許從這里開始，孩子真能當演員去，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路。

如張莉一般陷入此類直播間的家長，遠非個例。新京報記者檢索發現，在某社交平臺上，類似的直播間比比皆是。在某社交平臺上，，就有3780萬次瀏覽和44.3萬條討論。

有人坦言自己沒事就忍不住泡在這些直播間，“覺得挺有意思”；也有人表示花費幾百元“算及時止損”；更有人直接貼出孩子照片公開求助：“經紀人說孩子能當童星，是不是騙人的？”

即便自認理性的家長，有時也難抵直播間內持續的“話術攻勢”。

肖然來自江蘇鎮江，現居長沙。她自認是個清醒的母親，早早立下原則——絕不在孩子教育上交“智商稅”，當“韭菜”。然而，2025年7月的一個晚上，她偶然點進一場選童星的直播間，主播正情緒激昂地點評每個孩子的長相，“隨便送個小禮物，我幫你看娃，說不定下一個上熒幕的就是你家孩子！”屏幕上贊美與興奮發言不斷滾動，她不知不覺看到了深夜。

“從那之后，越看越上頭。”接下來的整個月，她幾乎每晚都耗費兩三小時徘徊于各類“童星選角”直播間，常常熬到凌晨。她說，這是一種圍觀帶來的心理刺激，“主播一一點評萌娃，就像不斷拆盲盒，總期待下一個驚喜會出現。”

肖然注意到，這些直播間的觀眾絕大多數是母親。在屏幕后，她們身份各異，有辭去工作專心帶娃的全職媽媽，也有夜深偷閑的上班族，還有孩子剛上幼兒園的年輕媽媽。她們不只是沖著“孩子當演員”而來，也常在評論區里互訴心聲，育兒之苦、升學焦慮……幾乎每個話題底下，都有無數回應匯聚。

很快，她也加入了她們的行列。兒子的照片被主播點開，又是“眉眼周正”“氣質獨特”之類的話。但和很多家長一樣，聽到別人夸自己孩子好看，她不禁生出幾分“英雄所見略同”的欣慰，心里覺得格外受用。

定紅經紀公司費用與服務表。受訪者供圖

“保證有戲拍”

入圈，往往意味著一輪又一輪消費的開始。

在肖然常看的童星選角直播間里，主播們的話術始終圍繞“機會”展開。她回憶，對方常聲稱某月某日將有知名導演或劇組直招小演員，“一旦選中，直接進組”，并不斷提示“名額有限”，催促家長盡快打賞，“看看孩子有沒有機會。”一旦家長表現出強烈意愿，便會有“經紀人”主動添加微信，將對話引向付費環節。

添加微信后，話術進一步升級。一位自稱來自“定紅經紀公司”名叫晨杰的兒童經紀人向肖然介紹，劇組選人首先看形象，專業的“模卡”（展示演員、模特基本信息及五官、身材比例、鏡頭表現力的照片）必不可少。他推薦了合作攝影團隊的“內部優惠”，稱“外面市場價一兩千，我們只收六百九十九”，并承諾這套模卡將直接推送至導演組，“能大大提高孩子的入選機會。”

盡管心里猶豫，但想到可能關系孩子的前途，肖然還是轉了賬。她特意帶兒子理了發，認真為兒子準備了自我介紹，滿心期待著模卡拍攝后的“通告”。

但支付699元之后，對方的熱情迅速冷卻。肖然幾次主動詢問進展，對方只簡單應付幾句，稍多問便流露出不耐煩，表示有合適機會自然會推，但后續培訓和包裝費用還需要自己承擔。隨后，她又收到一份新報價——“全套演員資料包裝”，一口價16800元。

隨后，肖然被拉入“定紅晨杰影視分享”群。群內每日發布各類試鏡通知，不少家長曬出孩子活動照片，部分賬號頻頻分享接戲進展并向機構致謝。經紀人晨杰一再承諾資源豐富，“保證有戲可拍”，并以“近期就有一場戲開拍，導演特意關照，可加臺詞”為由，催促她“盡快占名額”。

肖然的丈夫較早察覺異常。他找來大量關于童星騙局的報道，提醒妻子別上當。肖然則認為對方與各大劇組有合作，“他們不敢胡亂宣傳。”兩人正爭執時，經紀人的電話再次打來，語氣緊迫：“這個機會很多人搶，您要盡快決定，不然就留給別人了。”經過三個小時的拉扯，肖然最終選擇了放棄。

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的幾位家長都提到“經紀人”這一關鍵角色。他們活躍于線上，素未謀面，以“幫孩子出道”“搶占進組名額”為由，逐步推銷昂貴的增值服務——從模卡拍攝、資料包裝到所謂“直達導演組”的內部推薦，不斷吸引家長持續投入資金。

部分家長交費后察覺是連環套路，自認倒霉、黯然退出；而另一部分人，仍沉浸在“孩子即將成為明星”的夢中，不斷投入金錢與期待。

張莉正是其中一個。她回憶，“對方承諾付費后孩子就能獲得試鏡機會，甚至保證有角色可演。他們說‘和很多劇組有合作’，錢很快能通過演出賺回來。就算不成功，也會全額退款。”更讓她放心的是，對方提出可以簽合同，“一切看起來都很正規。”

2025年5月，張莉支付了1000元定金。隨后，在對方多次催促下，她又轉賬了余下的14800元。銀行賬單顯示，收款方為：杭州聯紅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也是多家選角直播間頻繁出現的收款主體。

新京報記者以家長身份聯系了“定紅經紀”經紀人。對方先要求記者支付699元模卡費，隨后推薦15800元“全方位包裝套餐”，并描繪出一條清晰“星途”：從短劇起步混臉熟，積累經驗后轉向橫屏影視劇，再打造個人IP成為二三線童星，最終報考電影學院——儼然一條鋪就好的明星之路。

見記者猶豫，對方反復來電催促付款，聲稱已聯系好某劇組國慶期間在橫店選角，承諾可安排單獨見導演。但當被問及“是否交錢就一定能有戲拍”及簽約事宜，對方稱一年內會推薦合適角色，并解釋其公司“主要做孩子前期的鋪路工作”，不與尚未成名的素人孩子簽約。

張莉帶女兒參加試鏡的地點。受訪者供圖

素人娃的明星夢

交了錢，孩子就真的能有戲拍嗎？——事實上，沒有人能打包票。

交費四天后，經紀人發來消息，稱某網劇正急招小演員，需次日抵達橫店試鏡。不巧那幾天正是孩子的考試周，張莉猶豫再三，最終推掉了這次機會。自那之后的大半年，她再未收到任何劇組的通知。盡管群里偶爾會出現兒童演員的招募信息，她次次報名，卻總被以“形象不符”或“年齡偏大”為由拒絕。

幾次追問后，對方終于松口，給了一個豎屏網劇的試鏡機會。

她心里沒底，反復向經紀人確認：“是不是去了就能選上？”對方只勸她：“劇組一般不用沒經驗的孩子，總得從群演開始積累。有試鏡已經不錯了。”猶豫再三，張莉還是答應了。她獨自帶著女兒，從廣州趕往橫店。

拍攝現場給了她第二次沖擊。影棚內僅有一塊綠幕、一套辦公桌椅，看不到專業拍攝設備。現場除了一位自稱選角導演的人員，只有一名工作人員。試鏡內容則極為簡單：演一段街頭走丟找媽媽的戲。臺詞兩三句，反復拍了七八遍。

回家后，張莉遲遲未收到任何消息。她多次致電經紀人詢問，對方起初以“角色不合適”為由推托，后來便不再接聽電話。2025年8月底，因孩子始終未能獲得任何演出機會，她向“定紅經紀”提出退款要求，對方拒絕后徹底失聯。幾天后，她發現自己被移出了所有相關群聊。

回過頭來重新審讀合同，她才意識到條款中只列明了培訓課時、模卡拍攝等基礎服務，而“提供演出機會”這一最關鍵的口頭承諾，從未出現在紙面上。合同中甚至還列有“包裝費不予退還”等明顯不公的條款。

騙局不僅騙走了錢，也撕裂了家庭。張莉與丈夫大吵一架，丈夫埋怨她沒苦硬吃、浪費錢，認為“孩子平安快樂就夠”。她則怨丈夫對孩子的未來漠不關心。一番爭論后，爭吵以她沖出家門、在街頭獨自流淚告終。

情緒無處排解，她將經歷發上社交平臺。本想傾訴，卻引來諸多批評。陌生人指責她“將孩子當搖錢樹”，甚至直言：“你不就是自己想出名？”沉默許久，她發帖回應：“如果你們是真心給出建議，我感謝。但如果只是看熱鬧隨口評判，我很鄙視……你們并不了解我們的生活。”

留言中也有與她產生共鳴的父母。她結識了另一位寶媽，同樣被騙，金額高達八萬元到十萬元，至今還在艱難地打官司。張莉曾試著詢問細節，對方卻只含糊地說被騙了會員費，也沒演上戲。其他的，覺得丟臉，不愿多提。

但并非所有孩子都如張莉的女兒一般無緣熒幕。

在眾多的孩子中，李鈺的孩子蕭李臻瑱是少數幸運者。他得以在2020年于湖南衛視熱播的電視劇《以家人之名》中，飾演男主角賀子秋的童年時期。這部劇曾創下當年的實時收視紀錄。蕭李臻瑱憑借“懂事的小暖男”形象被觀眾記住，電視劇播出后，他的抖音粉絲增長了五十萬。

李鈺坦言，最初讓孩子走上演藝道路，是希望他“見世面”。對于普通家庭來說，缺乏行業資源，依賴經紀公司幾乎成了必經之路。她說，送孩子出道如同闖過一道道關卡，每一關都可能遇到“深坑”。她自己就曾在經紀公司投入近百萬元的所謂“入行費”。

在她看來，并非所有經紀機構都屬騙局，確實有極少數孩子通過這些平臺獲得機會。“一個好角色，常常是萬里挑一。”從群演到童星，這條道路考驗的不僅是孩子的外形和天賦，還有家庭背后的財力與長期投入。

然而，更多孩子在這條路上過早見識到成人世界的現實。兒童演員與成人一樣，被嚴格分層：從群演、特約到小演員、童星，每一級戲份和片酬都不同。才藝、年齡、身高、長相被量化成一張簡歷，投入數萬份資料中，大多石沉大海。

劇組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小社會。初來乍到時，李鈺和孩子都能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壁壘。“剛開始那會兒，整個人都是繃著的，生怕多說多錯。”她回憶，導演的指令不容置疑，一次因成年演員頻頻忘詞導致重拍，工作人員的訓斥卻落到了小演員身上。孩子始終低著頭，緊抿嘴唇，強忍著眼淚。

定紅經紀公司與家長簽訂的合同。受訪者供圖

“萬一我的孩子真有天賦呢”

驅使家長們踏入兒童演藝圈的初衷，往往非常簡單。

肖然第一次動念讓兒子去試試演戲，理由再簡單不過——她覺得兒子皮膚白凈，眉眼清秀，帶出門常被人夸“萌娃、好看”。起初，她只當是尋常的客套，但類似的話聽多了，她開始覺得，兒子長得漂亮，或許真的是“老天賞飯吃”。

為了驗證自己的感覺，肖然選了幾張兒子的日常照片發到網上，回應卻有些平淡。有人說“孩子挺上鏡”，也有人客氣地提醒“別太當真”，更直接的評論是“就是普通小孩”“家長的親媽濾鏡太重了”。

期待落空，肖然卻沒有放棄，反而生出幾分不甘。她忍不住想：萬一那些人看走了眼呢？

她很快發現，網上有許多和她處境相似的父母。在討論“孩子是否有明星相”的帖子里，大家都因旁人的幾句夸獎萌生念頭，又因質疑而更想證明什么。“萬一我孩子真有天賦呢？”——在她看來，這是許多家庭邁向“造星路”的共同起點。

如果說肖然的起點帶著幾分“驗證”色彩，那張莉的“造星”動機，則來源于對孩子更深的期待和焦慮。

張莉至今記得，女兒小宇四歲時在幼兒園演出中扮演一棵樹，只有兩句臺詞。臺下一同觀看的家長隨口夸道：“這孩子有靈氣，像個小演員。”一句無心之言，像顆種子，落進了她心里。

她從小在農村長大，對演藝圈的了解僅限于熒幕上的光鮮。起初，她對“童星”一詞懷有本能的疏遠，甚至略帶偏見。直到她加入一個選角家長的微信群，才發現群里大多是和她一樣的普通父母——衣著樸素，言語間透著對孩子的期盼。

真正觸動她的，是聽到幾位家長談起自己年輕時也曾喜歡文藝，卻因無人支持、沒有機會，最終不了了之。這些話，不經意觸發了她心底的遺憾。

張莉三十六歲，是一名物流公司的銷售。中專畢業后，她做過服務員、干過收銀員，幾經周折才穩定下來。她的丈夫是一名房產中介，初中學歷。張莉將自己求職與生活中的種種艱辛，歸因于沒有像樣的學歷和引路人。于是，她將改變命運的希望，加倍寄托在獨生女小宇身上。

從五歲起，小宇的周末就被英語、鋼琴等課程填滿。每個周末，張莉背著塞滿水壺、教材和樂譜的書包，帶女兒穿梭于城市的不同角落。趕路成為常態，女兒常無聊地在車窗上畫畫、擺弄書包掛飾，有時下課太晚，隨便吃點兒快餐就累得靠在媽媽肩頭沉沉睡去。

可到了四年級，小宇的成績始終中等偏下。張莉試過各種方法：上網課、請教別的家長、調整學習計劃……但小宇的成績就是上不去。挫敗感日益加深，她開始迷茫：到底應該怎么為孩子鋪路？

當傳統路徑顯現瓶頸，尋求“另一條路”成了本能的選擇。

在彼時的張莉看來，演戲或許是能繞開升學競爭的另一條路。她描繪出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愿景：成才之路并非只有苦讀這一座獨木橋。讓孩子接觸演藝圈，積攢拍攝經驗，萬一成了演員，職業收入可觀，未來生存或能有更好的保障。

第一次接觸童星經紀人時，她發了段女兒在小區蕩秋千的視頻。對方驚喜地反饋：“這孩子天生有鏡頭感，眼睛會說話，這樣的靈氣千萬不要被應試教育埋沒了！”

張莉后來回想，自己對于“童星”本身并無太深的執念，那更多是出于一個普通母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一種近乎本能的焦慮。她坦言，自己小時候家里條件有限，沒能接觸什么才藝培養，如今有了點兒積蓄，就想著無論如何都要讓女兒多見見世。

她更看重的是讓孩子的人生多一種選擇，而不是急著讓女兒去拍劇，出名。她從沒想過要把女兒當成賺錢的工具。而那些經紀人口中花樣百出的承諾，精準擊中的，正是家長們深植于現實困境的迷茫與焦慮。

然而，對于“當明星”，母女倆的體驗則截然不同：對她而言，這是有必要的奔波；對女兒，這卻像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務。被問及感受時，女兒只是茫然地說：“不懂演戲到底是什么。”

通告分享群內，有家長提醒不要上當。受訪者供圖

童星難當

“很多情況下，是家長需要孩子成為童星，而不是孩子自己需要。”從業十三年的經紀人黃嘉觀察到。她解釋，真實的市場為小演員提供的機會非常有限，無外乎是演繹主角童年、充當主角子女或擔任背景群演等少數幾種。

但每年暑假，橫店依然擠滿了帶著孩子前來尋夢的家庭。黃嘉常在社交平臺上遇到發布孩子照片、為孩子尋找演藝機會的家長，即便她坦誠告知行業現狀，對方也常堅持己見，認為“哪怕不賺錢，能真正參與一次拍攝也好”。在她看來，“十個孩子里有九個，其實根本不清楚拍戲是怎么回事。”

黃嘉透露，如今市面上多數“兒童經紀公司”并不正規。許多號稱“經紀工作室”的機構，實則為銷售團隊。二十年前，星探在街頭、商場物色目標；如今，這套模式已全面轉向線上。正規劇組通常通過專業經紀公司選角，而市面上超過半數的“兒童經紀”既無資質，也缺乏可靠資源。

盡管2021年底文旅部明確規定演出經紀人員需持證上崗，但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社交平臺上仍活躍著大量以“內推劇組”“簽約培養”為名的“經紀人”。他們以年費數萬元的標準收取費用，報價懸殊：從普通角色的29800元到“定制角色”的上百萬元不等。

一旦問及具體內推渠道，對方往往語焉不詳，僅反復強調“與選角導演有深度合作”，卻從未出示任何合作證明。對此，黃嘉證實，這些自稱“經紀人”的多數并無相關資質，不少人剛入職一兩個月便自稱經紀人。在市場競爭壓力下，部分公司甚至不看重資質，只求能拉來客戶。

新京報記者檢索發現，近年來以“導演直招”“劇組內推”為名收取高額費用后失聯的案例屢見不鮮。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與兒童演藝經紀合同糾紛相關的民事訴訟已超1600條。

2024年，在一起上海徐匯區檢察院辦理的案件中，被告人季某某虛構影視資源，以“安排孩子與頂流明星同框參演”為誘餌，騙取8名家長38萬余元。他供述，自己曾從事兒童培訓行業，發現家長舍得為孩子投入，便萌生借此牟利的念頭。

然而，順利追責的案例只是少數，更多家長的維權之路步履維艱。

鄭晶晶律師分析，此類訴訟的首要難點在于合同本身。這類由經紀公司擬定的合同充滿模糊承諾，卻極少量化標準與違約責任；而對家長的違約條款卻清晰嚴苛。這種權利義務的不對等，為日后爭議埋下伏筆。

她表示，經紀公司通過簽訂拍攝服務合同等方式，回避了家長的真實訴求，同時逃避了公司提供演藝經紀服務的重要合同義務，而家長在簽訂合同后又因無法舉證簽訂合同時受欺詐以及公司承諾內容等情形，造成維權困難。

舉證是另一大難關。家長需自行證明對方未履行口頭承諾，而聊天記錄往往語焉不詳，口頭承諾更是無從考證。即便勝訴，損失認定也極為困難。孩子付出的時間、錯過的機會等間接成本，很難被計算為法律意義上的經濟損失。

更深層的難點在于行業特性與監管盲區。鄭晶晶強調，兒童演藝周期短、機會不確定，“未成功”難以直接等同于“欺詐”。許多機構游走在夸大宣傳與實質性欺詐的模糊地帶，當前監管對此類行為的界定和處罰仍不夠清晰。

黃嘉認為，合同陷阱背后是整個行業的失序。目前在收費標準、培訓質量、工作時間及保障措施等方面均缺乏統一規范。她呼吁盡快建立行業準入機制、明確監管主體，并對欺詐行為實施嚴厲懲處。

盡管陷阱重重，逐夢的家長仍絡繹不絕。

9月13日，又是一個周末的夜晚，某童星選角直播間里人頭攢動。評論區不斷刷新著留言：“怎么能當演員”“求導演看一眼我家小孩！”……虛擬的愛心和掌聲此起彼伏，家長們紛紛點亮燈牌、送出禮物，希望為孩子“加持”運氣。屏幕中央，一位自稱“選角導演”的年輕人正熱情介紹著“直通橫店”的“重大機會”。

偶爾，一條不太起眼的評論飄過：“別信他們，都是套路。”但它很快被新一輪的禮物和祝福淹沒。沒有人停留，也沒有人追問。大家依舊迫不及待地填寫資料、上傳照片，仿佛只要動作夠快，夢想就能更近一步。

直播間外，張莉刷到了這個畫面。她停頓片刻，然后平靜地劃了過去，轉身走向女兒的房間。臺燈下，小宇正伏案學習，神情專注。

而屏幕那端，新的“模卡拍攝”“試鏡邀請”再次發出。一個又一個家長接連涌入，帶著孩子的照片和資料，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繼續為孩子打撈著一段不確定的前途。

（應受訪者要求，張莉、小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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