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美國政府“停擺”已超過十天，各方面的負面效應正在外溢。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實踐教授胡捷撰文表示，對于全球市場來說，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政治與財政分歧，已不再僅是“國內問題”，而是全球風險定價體系中無法忽視的變量。
美國政府“停擺”已超過十天，各方面的負面效應正在外溢：非農就業數據延遲發布、空中交通管制效率降低、航班延誤頻發，部分聯邦機構陷入半停擺狀態。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當地時間10月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4票贊成、45票反對的結果，再次未能推動共和黨提出的臨時撥款法案。
這意味著，美國財政僵局短期內仍看不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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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根源審視，美國政府“停擺”背后交織著財政制度設計與公共治理效能的多重因素。
與許多國家的行政主導預算不同，美國將“財政開支權”完全賦予國會。政府花錢的每一個項目，理論上都需要國會通過法律授權。
這意味著行政部門的運作持續性，完全依賴于立法部門的持續批準。
這一制度在政府規模較小、政黨共識較強的時期能發揮制衡作用，但在當前巨型政府和極化政治下，卻演變為治理風險。
近年來，美國預算程序的復雜化與參議院的“60票門檻”制度相互疊加，多數黨很難獨自推動事務，必須爭取少數黨成員的支持，以至于任何預算議題都可能被少數黨“劫持”。
此外，將全年支出拆分為12個撥款法案的機制，理論上可實現精細化財政管理，但在實踐中卻成為12個潛在的“停擺引爆點”。
只要一項法案未能及時通過，就可能引發部分政府機構“停擺”。
“停擺”機制存在兩種典型形態：
◎其一是債務上限危機，源于兩黨在提高政府舉債規模問題上的僵持；
◎其二是支出法案困局，即由于年度預算審批程序受阻導致資金斷供。
當前的“停擺”屬于后者。這種機制性風險已成為影響美國財政可持續性與政策預期的重要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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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層面看，政府“停擺”產生的實際影響呈現顯著的非對稱性：約80萬美國聯邦雇員被迫“無薪休假”，雖然其薪水通常會在政府恢復運轉后補發，但短期消費信心與資金流動性均受到沖擊。此外，部分關鍵公共服務部門如空中交通管制、食品安全檢驗等，運轉效率下降，影響面逐步擴大。
最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數據發布的中斷可能干擾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的透明度。
美聯儲在決策時依賴于就業、通脹、消費等高頻數據，而若財政部與勞工統計局數據更新中斷，市場對美聯儲政策路徑的判斷將更加模糊，進而增加金融市場波動。
不過，從債務償付層面看，這種“停擺”現象暫時并未實質性損害美國國債信用。
因其債務償付機制獨立于常規財政支出，且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為其提供了緩沖空間。
這也意味著，美國政府“停擺”更像是“家庭開支爭執”式的程序失靈，而非“信用危機”，但如停擺事件頻發，則會逐漸削弱市場對美國制度效率與政策連續性的信心。
從制度演進的角度看，年度預算辯論機制本應體現財政紀律與公共監督的理性價值。但在黨派極化背景下，這一機制正在被“政治化”。
財政政策不再是資源配置的工具，而成為意識形態較量的載體。
政策的“短期化”與“象征化”趨勢明顯，增加了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也削弱了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
國際評級機構多次警告稱，財政治理效率下降可能成為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長期風險因素。
2023年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惠譽就以“財政狀況預計將持續惡化”為由下調了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2025年5月，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也以“美國財政狀況很可能會惡化”為由，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可以預見的是，持續的“停擺”僵局，或將成為市場重新評估美國信用風險的又一觸發點。
美國政府“停擺”現象說明，其財政制度在“效率與制衡”的平衡中正出現結構性失調。當制衡機制演變為決策梗阻時，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與可預期性均遭削弱。
短期看，市場或仍能依賴美元體系的慣性與避險屬性維持穩定，但長期而言，這種制度性摩擦若無法化解，或將成為美國經濟治理的“隱性成本”。
而對于全球市場來說，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政治與財政分歧，已不再僅是“國內問題”，而是全球風險定價體系中無法忽視的變量。
內容來源｜中新經緯
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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