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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發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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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廣平教授談《史記》與湖湘文化

屈宋賈立湖湘風骨

作者/楊麗芳

談起湖湘文化，我們繞不開屈原、宋玉、賈誼三人奠定的湖湘風骨——屈原流放沅湘賦《離騷》，宋玉貶謫臨澧作《九辯》，賈誼過湘水作賦吊屈子；亦難忘周敦頤開理學先河，朱張會講于岳麓書院揚湘學正脈。

至近現代，湖湘地區人才輩出：曾國藩、左宗棠挽危局于亂世，譚嗣同以血薦軒轅；新民學會啟建黨先聲，岳麓書院孕“實事求是”思想——湖湘兒女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魄力，化千年文脈為改天換地的實踐力量。

《史記》開創了史學編纂的新范式，更以其深邃的文化觀照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書中的《屈原賈生列傳》塑造的屈賈及宋玉身影，正是湖湘文化最早、最深的印記之一。湖南科技大學教授吳廣平帶我們從《史記》這面文化棱鏡中，通過屈宋賈行吟澤畔的孤絕身影，一窺湖湘文化。

▲湖南汨羅屈子祠

合傳背后是士人共同的命運

《十幾歲》：司馬遷為何將屈原、賈誼二人合作一傳？

吳廣平：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揭示作此傳的原因：“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其編纂意圖可從三個層面解讀。

其一，《史記》的列傳遵循“以類相從”的原則。屈賈兩人皆屬“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典型。屈原是楚國貴族，官至左徒，因力主變法抗秦遭靳尚、鄭袖等貴族構陷，先被楚懷王疏遠，后為楚頃襄王流放沅湘，終以汨羅沉江殉其“美政”理想；賈誼二十出頭擢升太中大夫，因推行“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新政，觸怒周勃、灌嬰等軍功集團，被貶為長沙王太傅，雖蒙漢文帝召回卻終難展抱負，三十三歲抑郁而逝。二人一為戰國變法先驅，一為漢初新政推手，都銳意改革卻中道蹉跎。

其二，屈賈雖相隔百年，但精神譜系一脈相承。賈誼被貶長沙時作《吊屈原賦》，明確以屈原為精神偶像，有跨時代的惺惺相惜。屈原“發憤以抒情”創作《離騷》，賈誼“意不自得”而賦《鵩鳥賦》，皆將政治失意轉化為文學經典，開創貶謫文學傳統。可以說，賈誼“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是直承屈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的。

其三，司馬遷借此寄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抱負與“賢而被抑”的悲劇命運。當司馬遷在傳末寫下“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時，表達的既是對屈賈“忠而見疑”的痛惜，更是對自身因李陵之禍受刑的悲憤自況。同具經天緯地之才，卻在專制政體下同陷悲劇，合傳實為士人群體命運的共同寫照。

值得一提的是，《屈原賈生列傳》在屈原與賈誼兩人之間還提及了宋玉。屈宋賈三人都被貶湖湘，共同開啟了湖湘文學、湖湘文化。

▲湖南汨羅屈子書院

求索、悲秋與憂思

《十幾歲》：從屈原《離騷》到宋玉《九辯》，再到賈誼《吊屈原賦》，是否標志著中國文學中士人“失意—反思—書寫”這一貶謫文學范式的確立？

吳廣平：貶謫文學的本質是士人階層遭遇政治挫折后，通過文學創作實現自我救贖的精神實踐。屈原流放沅湘，而有《離騷》《九歌》《天問》《漁父》等；宋玉謫居臨澧，作《九辯》以抒懷，開創“悲秋”傳統；賈誼流寓長沙，寫有《吊屈原賦》《鵩鳥賦》。三人共同奠定了貶謫文學的基本范式，并確立了其核心特征：

首先，具有鮮明的“發憤抒情”特質。屈原的“屈心而抑志”，宋玉的“貧士失職而志不平”，賈誼的“斡棄周鼎”，皆以激憤書寫不平。

其次，突破了個人抒情的局限，形成多重對話維度：與自我對話（如《漁父》）、與自然對話（如《九辯》）、與歷史對話（如《吊屈原賦》）。屈原的“求索”、宋玉的“悲秋”、賈誼的“憂思”，構成了湖湘貶謫文學的精神譜系。

其三，普世的人文關懷。屈原“哀民生之多艱”關聯民眾苦難，宋玉“羈旅無友”道出逐臣孤獨，賈誼“尋常污瀆”思考人才困境。這使湖湘貶謫文學成為中國士人精神傳統的重要源頭。

▲湖南臨澧九辯書院前的宋玉文化廣場

《十幾歲》：湖湘地理的“險峻”“蕭瑟”與“卑濕”如何塑造屈原、宋玉、賈誼的文學表達？

吳廣平：湖湘獨特的地理環境強化了三人的政治創傷。屈原面對“山峻高以蔽日”的險阻，作品充滿突破空間限制的渴望；宋玉目睹“草木搖落而變衰”的蕭瑟秋景，開創了“悲秋”傳統；賈誼則對“長沙卑濕”尤為敏感，轉向對生命本質的思考。

屈原作品中強烈的空間意識與湖湘險峻的地理密不可分。《離騷》的“朝發蒼梧”“夕至縣圃”展現穿越現實的渴望；“帝閽拒開天門”既寫天界阻隔，又暗喻佞臣當道。《涉江》中“深林猿狖”的意象，是實景描寫，又象征其遠離權力中心的處境。沅湘水系的朦朧流動，與《九歌》的奇幻想象呼應，亦暗示求索之路漫長。

宋玉《九辯》將湖湘秋景與士人命運深刻結合。“悲哉秋之為氣也”的感嘆，將個人失意融入草木凋零的時空體驗，開創了中國文學的“悲秋”傳統。與屈原突破空間的渴望不同，宋玉更注重時間維度下的生命感悟，秋風肅殺恰似其壯志難酬的人生境遇。

賈誼遭遇的是長沙的“卑濕”氣候，并因此催生出獨特的生死觀。《鵩鳥賦》借不祥之鳥——貓頭鷹，探討禍福相倚的哲理，“萬物變化”的辯證思維正是對潮濕悶熱環境的超越。《屈原賈生列傳》兩次記載“長沙卑濕”，均與賈誼“壽不得長”的預感相關，這種地理氣候成為其哲學思考的催化劑。

屈宋賈三人分別從空間突破、時間感悟、生命哲思三個維度，完成了湖湘地理與文學精神的深層互動，奠定了中國貶謫文學的基本范式。

▲湖南臨澧宋玉城遺址

《十幾歲》：三人的不同也與所處時代、個人選擇相關。

吳廣平：是的。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背景下，屈原推行的“美政”改革已超越個人理想范疇，成為關乎楚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抉擇。他“寧溘死以流亡兮”的決絕，“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守，體現的是戰國士人孤傲不屈的對抗氣質。

宋玉身處楚頃襄王時代，面對楚國衰頹，他的選擇更具文人特質。不同于屈原的政治抗爭，他以《九辯》將個人失意升華為對時序變遷的感悟。“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既承屈原憂憤，又以“悲秋”意象開創文人抒懷新范式，展現戰國晚期士人從政治抗爭向生命況味的審美轉化。

賈誼生于漢初承平時期，政治行為多出于個人抱負。他雖“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仍寄望命運轉機，追求“齊生死”的解脫。其“般紛紛其離此尤兮”的感嘆與“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務實，蘊含了更多的理性反思。

三人的差異，反映的是從戰國到漢代文化精神的深刻變遷。屈原的“香草美人”彰顯著政治理想的高潔；宋玉的“草木搖落”深化了自然意象與生命體驗的融合；賈誼的“鵩鳥入舍”則體現了漢初士人在大一統格局下的調適智慧。

▲湖南長沙賈誼故居

憂患、批判與進取

《十幾歲》：屈宋賈三人給湖湘文化注入了怎樣的基因？

吳廣平：屈原行吟沅湘、宋玉謫居臨澧、賈誼謫居長沙時，就已在湖湘大地播下精神種子。

其一是深沉的憂患意識。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宋玉“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的孤獨，賈誼“可為痛哭者一”的危機感，共同構成了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底色。這種憂患源于對現實的深刻洞察，成為推動變革的內在動力。

其二是強烈的批判精神。屈原通過《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揭露楚國政治黑暗；宋玉在《九辯》中以“君之門以九重”批判君臣隔閡；賈誼則直言“秦之過”在“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種不避權貴的批判勇氣，在湖湘文化中發展為“不唯上、不唯書”的獨立思考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三人的批判都建立在深刻觀察的基礎上——屈原對楚政的洞察、宋玉對士人處境的體認、賈誼對歷史治亂的總結，這種結合現實批判與理性思考的特質，恰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源頭。

其三是不屈的進取品格。屈原“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宋玉雖失職仍“寧窮處而守高”的孤貞，賈誼遭貶仍心系天下的擔當，共同塑造了湖湘文化“敢為人先”的實踐品格。三人雖處不同時代，卻以文學為媒介，完成了精神傳統的接力傳承。

▲湖南長沙賈誼故居賈誼塑像

《十幾歲》：近現代湖湘人怎樣續寫屈宋賈風骨？

吳廣平：屈宋賈的精神代代相傳，激勵著湖湘士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最終在近代造就了“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的文化奇觀，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具體來說，有時代變局中的突圍，如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學術擔當、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眼看世界；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果敢，如曾國藩“打脫牙和血吞”的堅韌；有兼具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實踐，如左宗棠既有“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情懷，又有收復新疆的實干；有至暗時刻的義無反顧，如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慷慨赴死。

【編者按：本文為《十幾歲》雜志社副主編楊麗芳對吳廣平教授所作《史記》系列訪談的第二篇，刊于《十幾歲·高中生閱讀與寫作》2025年9-10月號（第29-30期），“學習強國”轉發。系列后續訪談將于該刊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吳廣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理事，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汨羅市屈原學會會長，湘潭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湘潭市全民閱讀協會副主席。曾榮獲“全國優秀教師”“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湖南省優秀教師”“湖南省優秀研究生導師”“湖南省首屆普通高校教學奉獻獎獲獎教師”“湘潭市第七批優秀專家”等榮譽稱號。已撰寫出版《楚辭全解》《屈原賦通釋》《宋玉研究》《詩經：全本全注全譯全彩圖本》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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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顧問：鄒聯安、吳廣平、劉年、金珈伊

主編：凌小妃

審稿：水 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