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每到端午，粽葉飄香，龍舟競渡。屈原，這個名字與這個節俗一起存在于我們的文化記憶里。這位“全民偶像”并沒有留下真實的畫像，他在千古名篇《離騷》《橘頌》《漁父》的字里行間，為自己留下了另一幅“自畫像”：長劍高冠、佩玉戴蘭、獨立不遷。自南北朝起，歷代畫家以筆墨追摹這個從未見過的身影——史藝畫他的抗爭，李公麟繪他的忠貞，梁楷借他寄托國破之痛，陳洪綬以他傾訴不遇之孤。每一個時代的屈原像，都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時藝術家的憂思與風骨。本期由南通大學何繼恒副教授為我們梳理千年屈子圖像的流變脈絡，圖像中鮮活的屈原早已不止于一個人，而是一顆被反復摹寫、生生不息的楚騷之心。

戰國時期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以其高尚人格及絢麗詩篇，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這位偉人，后世始終心存崇敬與好奇，自南北朝起，幾乎每個時代，都有畫家以筆墨丹青對屈原形象進行藝術再創作。縱觀歷代屈原畫作，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肖像畫，以描繪屈原的樣貌為主要內容；二是故事畫，畫面圍繞屈原展開，帶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其實，無論是肖像畫還是故事畫，與詩人自塑的形象相比，圖像中的屈原已然發生變化。歷代畫家受文化風尚、時局背景、個人情感等多因素影響，往往有意識地選擇展示屈原的某些特征，通過繪畫對其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從而塑造出一個個精神樣貌迥異的屈原形象，也為后世的我們了解屈子面貌打開了一扇多維之窗。

高潔脫俗

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家庭，早年便立志成為一名扎根楚國、志行高潔的政治家。“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橘頌》開篇，屈原便借橘樹稟受天命不離故土的天性，表達出自己永世扎根楚國的誠摯之心。而橘樹具有的高尚精神：獨立不遷、橫而不流、閉心自慎、秉德無私，也是詩人精神形象之具化。

先秦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留下任何與屈原相關的只言片語，畫家想要繪寫屈原，唯有從其詩歌入手，尋找表現其神貌的蛛絲馬跡。細讀屈賦諸篇，尤其是那帶有自傳性質的《離騷》《九章》，以及詩人晚年的作品《漁父》，其中確有屈原對自我形象的生動展現。作為一名內外兼修的賢良之士，屈原亦十分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無論是《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還是《涉江》“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都向世人展現出屈原形容煥發、超凡脫俗的動人風姿。由此，長劍、高冠、佩玉、戴蘭等象征屈原高潔品質之“奇服”，便成為歷代繪畫中屈原外在裝扮的標志。

屈原是一位清醒的抗爭之士。楚懷王聽信佞人，不耐屈原的直諫而開始疏遠他，面對楚國黨人的蠅營狗茍，屈原在《離騷》中給予了尖銳的批判，也展現出了鮮明的抗爭精神。以圖像形式提煉屈原精神中富于抗爭性的一面，南朝宋史藝《屈原漁父圖》是難得的代表。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最早載有此圖，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明末清初蕭云從《離騷圖》亦有所錄。是圖今雖不存，但畫面信息仍可窺知一二：郭若虛將《屈原漁父圖》納入“古之秘畫真圖”之“高潔”目下，顯示其立意頗高，而蕭云從認為此圖乃存三閭真容——頭戴高冠、身佩長劍，則為屈子高潔品質之表征。可知，史藝作《屈原漁父圖》正是為表現屈子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抗爭精神。

此外，明萬歷癸巳年（1593）刻《歷代圣賢像贊》本《屈大夫像》所系之贊亦強調了圖像中屈原被賦予的抗爭精神，其辭曰：“薰蕕殊器，涇渭異途。以子潔修，豈容群污。義合有權，子弗忍恝。此志皎然，爭光日月。”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屈子固守清潔之志的贊譽。

忠貞愛國

屈原在早年作品《橘頌》中深情表達了自己對楚國“深固難徙”的摯愛之情，這種情感伴隨其一生從未改變。無論是《離騷》中的“行而復止”，還是《哀郢》中的“狐死首丘”，都是他眷戀鄉國的具體表現，而《離騷》中“恐皇輿之敗績”更飽含了他對國家命運的擔憂。正是這種崇高的愛國情感，使屈原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尤其是在民族危機深重之時，具有深厚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畫家常以屈原作為藝術載體，通過筆墨語言高歌其民族氣節。這些作品既體現了創作者對屈子堅貞品格的推崇，也隱含著特定時代下文人士子的憂患意識與悲憤情感。

現存較早表現屈原悲國情懷的作品，乃南宋梁楷所作《澤畔行吟圖》。歷經靖康之變的梁楷，借屈子行吟之事，于圖像中抒發了自己的鄉國情懷。畫家以寥寥數筆，透過小小的團扇，向我們展現出一幅意蘊深邃的畫面：淡墨渲染的云氣繚繞于群山之間，山崖下是一片浩渺的水澤，若干葦葉在石坡上隨風搖擺；屈原策杖行吟于澤畔，仰面向右，遠眺前方，似有望鄉之意。人物用線行筆厚重，畫面占比細小，于宏闊的意境中，營造出一股濃郁的悲國之情。

宋元之交，畫家鄭思肖亦作《屈原餐菊圖》來抒發自己強烈的故國之思，深刻表現出其對屈騷精神的自覺承續。明清之際，蕭云從更以悲憤之筆寫《三閭大夫卜居漁父圖》，塑造出中國畫史上獨具特色的屈原形象。畫面以簡練的構圖呈現三位人物屈原、鄭詹尹及漁父，背景則采用留白處理。圖中屈原形象刻畫細膩：面容憔悴，須發垂落，頭戴高冠，腰懸長劍，身著寬袍。其面左而立，手持巾帕，作問詢狀。漁父造型質樸，束發跣足，面帶微笑，左手執竿，右手持槳，背負斗笠，腕掛魚簍。鄭詹尹持占卜器具，神情慈祥，與漁父并肩而立，面右向屈原。人物描繪筆法洗練，形態古拙典雅，頗具六朝繪畫遺風。畫家借古喻今、托物言志，表達出慷慨悲涼的遺民之志。

“忠君”思想在屈原詩歌中多有表現，有關屈原的畫作中常將屈子塑造為一位至貞的忠君之臣。身為楚國貴戚之卿，面對楚王的猜忌、背棄，乃至被讒見疏、遭禍放逐，屈原雖“怨君”，但更“忠君”。自東漢王逸盛譽屈子“忠君”之思后，對屈原“忠正之義”的頌揚便代代傳遞。據蕭云從所述，南朝梁張僧繇曾繪《屈原石本名臣像》，其中人物形象豐肥飽滿，有別于后世所繪屈原行吟澤畔之憔悴瘦削。既為石本名臣像，便是刻于石壁，以屈原之志起到對當時臣子的勸誡作用。至宋代，李公麟以詩意入畫，繪寫《屈原卜居圖》《屈原對漁父》二圖，表達了對屈原忠君之思的崇揚；其亦于諸本《九歌圖》中，繪屈原肖像于卷首或卷尾，以示屈子入世之風、忠君之志。

孤獨不遇

屈原在詩歌中多次提及“不遇”，既有知音“不遇”，亦有時代“不遇”。人生種種“不遇”造就出屈原身上一個顯著的特質，那就是“孤獨”。當他晚年流放江南，“游于江潭，行吟澤畔”時，那個原本生氣勃勃、氣宇軒昂的他，早已如《漁父》中所言，變得“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西漢司馬遷給屈原作傳，又在此基礎上為他添加了“被發”的細節，強化了其孤獨、凄楚的詩人氣質。后世畫家繪寫屈原，往往將其孤獨之特性與自我之個性相結合，以此抒寫個人情志。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陳洪綬《屈子行吟圖》。

是圖作于明萬歷丙辰年（1616）。據老蓮自述，此乃與姻親來風季學騷、唱和有感之作。陳氏早年經歷坎坷，屈原之際遇、楚聲之悲戚，觸發了其身世之感，使其與屈子之孤寂產生共鳴。畫中屈原愁眉鎖目，形容憔悴，徐步行吟于澤畔。人物塑造傳達出其內心的孤獨與惆悵，而大量留白，輔以疏落點綴的枯木、荒草及頑石，則構筑出一種幽寂凄清的意境。如此為之，既突顯了屈子不遇之孤獨，亦寄寓了畫家內心的孤寂與感傷。

南京博物院藏朱約佶《屈原像軸》是表現屈原不遇的個性化代表。是圖絹本，淡設色，繪屈原濃須、束發，衣襟半敞，昂首踞坐于古木之下。畫面背景簡潔，大面積留白渲染出一股蒼涼、悲愴之意。透過畫幅右上方款題可知，身為明宗室的朱約佶，將自身遭際與屈原所遇相聯系，頗有借屈子不遇，抒己憂、述己志之意味。

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的陳撰《屈原圖》，在人物造型處理上亦有著獨特的藝術創新。是圖紙本、墨筆、淡設色，繪屈原側身仰首向天之形象。與傳統清癯悲苦的造型不同，畫家以簡括之筆墨勾勒出人物豐腴飽滿的身姿。其筆法洗練而富于韻律，線條奇趣古拙，生動傳達出屈原內心之郁結不平。縱觀畫家生平，其性格孤高狷介，不諧世俗，且一生困頓場屋、終與功名無緣。陳氏于雍正七年（1729）端午之日繪寫屈原，其紀念、追思之意自不待言，然畫間彌漫的自我感傷亦顯而易見。

值得注意的是，命運的劫難雖然改變了屈原的形貌和心緒，卻無法動搖他的初心、摧折他的傲骨，直至其臨絕之音的唱響——“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懷沙》），大義凜然、義無反顧！“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其崇高偉岸的精神如日月般輝耀千古。

畫家以丹青繪寫屈原，或凸顯其社會價值，或借其抒寫個人情志，此中蘊含的楚騷之心，在千年傳遞中，無不令觀者感之于心、動之于情。

（作者：何繼恒，系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