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還可以叫《重生之我在日本棄醫從文》？ | 重新理解語文課⑩

每個人小時候學語文，都聽過“三怕”：一怕寫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樹人。在這“三怕”里，可能又數周樹人讓人犯難。魯迅的文字不僅文白交雜、不時穿插方言，更重要的是往往聯系著他當時當刻的思想與情緒。理解魯迅寫作的“語境”，才是走進魯迅文字的鑰匙。

“重新理解語文課”專欄來到了第10期。彪老師說，她最近正好在講魯迅的《藤野先生》，魯迅在這一名篇中回憶了在日本仙臺的留學生活，在這段至關重要的日子里，魯迅與藤野先生的交往，在思想層面也發生著“棄醫從文”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古今中外既有的研究、歷史記錄已有很多。但彪老師關注的，更多的是如何讓學生在課堂上對這種轉變產生“同情之理解”。

該系列其他文章：

撰文 | 彪老師

語文課上，講完了《藤野先生》中的核心事件，我問了學生一個問題：

“如果讓你給這篇文章重新擬一個名字，你覺得還可以叫什么？”

我請學生將討論后的答案寫在黑板上，很快，黑板被他們寫滿了各種奇思妙想：

《我在仙臺學醫的日子》《仙臺回憶錄》《重生之我在日本棄醫從文》《回憶我的恩師》《藤野嚴九郎二三事》《我的解剖學老師》……

提這個問題的目的是引導學生關注，這篇回憶性散文中，除了記述了我和藤野先生的相識相處，還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記錄“我”的求學經歷和人生選擇，這也就是教參上所說的“明線”與“暗線”交織。黑板上學生的答案一眼看上去五花八門，但仔細一看，就能發現學生已經讀出了這篇文章的雙線結構：

《回憶我的恩師》《我的解剖學老師》等題目關注的是本文的明線，也就是“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我在仙臺學醫的日子》《仙臺回憶錄》《重生之我在日本棄醫從文》等題目則關注到了文章暗線，也就是“我在異國他鄉逐漸覺醒的心路”。

可見同學們已經感受到，這篇文章不只是紀念一位老師，而是在回答“周樹人怎樣成為魯迅”的問題。因此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可以把《藤野先生》當成魯迅自傳的一部分。

說到這里，我給同學們展示了《朝花夕拾》的目錄及其寫作時間，問大家：“你們發現什么問題了嗎？”

作者供圖。

學生看著這份創作時間表，一開始并沒覺得有什么特別，無非是一兩個月寫一篇。但當我把《父親的病》《瑣記》和《藤野先生》圈起來時，學生終于驚呼：“這三篇幾乎是一周內寫完的！”

這三篇講了什么呢？講的就是魯迅為何想學西醫，如何去南京、去東京、去仙臺，如何決定棄醫從文的故事：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

“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并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

——《父親的病》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里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方橫寫著四個大字道：

“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圣帝君”鎮壓著。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回資啰，普彌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瑣記》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

“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藤野先生》

讀過這兩篇文章之后，我們就能理解《藤野先生》開篇的那句“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實則是起到了承上之“荒誕”啟下之“無聊”的作用。見過了給蟋蟀配對的庸醫，見過了和尚放焰口的荒誕，緊接著還要見識清國留學生在櫻花樹下的丑態百出。可想而知，周樹人同學心里的失望已經層層累積到了什么地步。而這時，一個頗嚴謹、又頗熱心的藤野先生出現了。

作者供圖。

脫離《朝花夕拾》的前后文，很難理解藤野先生對于日本留學時期的周樹人的重要意義。當他一路“走異路、逃異地”，見識了許多落后的人，更見識了許多看似進步實則迂腐的人之后，有一個挾著一大摞大大小小的書的、有些古板又有些拘謹的、頗有學究氣的教師出現在了他的面前，萬幸，世界這個巨大的草臺班子里，還有一個藤野先生。

在仙臺的那兩年，魯迅并不只是學習解剖學和臨床醫學。除了課堂與實驗室，他也頻頻出入留學生聚會、文社活動，與一批思想激進的青年相識，其中就包括后來為革命犧牲的秋瑾。那時的仙臺并非政治中心，卻是一個思想暗流的交匯處。周樹人通過《浙江潮》等雜志接觸到了民族啟蒙與救亡圖存的議題，也正是在此期間，他的民族意識從模糊的憂患感轉向了更清晰的反思。最終，在“匿名信事件”和“幻燈片事件”的催化之下，他決定繼續“出走”，與藤野先生告別。

寫到與藤野先生告別，這篇文章的“明線”與“暗線”匯聚到了一起。

為什么魯迅沒有把文章寫成《藤野嚴九郎》《我的解剖學老師》？

學生自己便知道：因為那樣太“單薄”了。

那樣的標題只停留在人物傳記或職業關系的層面，無法承載“精神啟蒙”的意味。“藤野先生”對于魯迅來說，不只是一個“教授解刨學的人”，不只是一個“關心學生的人”，甚至不只是一個“有學術情懷的人”，更是一個行事風格和理想追求都在那個秩序混亂的環境下顯得“認真”過頭的人。

所以，當我們把《父親的病》《瑣記》與《藤野先生》并置，看到的不僅是一周內完成的創作奇跡，更是一部濃縮的、充滿張力的自我宣言。它講述了一個人如何從傳統與現實的荒誕中突圍，如何在人生的“米”字路口中尋找坐標，并最終確認了塑造自己的核心力量的過程。藤野先生之于魯迅，已不僅是一位恩師，更是黑暗中的持微火者。

而當魯迅在1926年于廈門重寫這段往事時，經歷著“女師大風潮”后的紛擾與孤寂，獨居于鼓浪嶼。北伐軍正席卷全國，革命的口號此起彼伏，但他眼中的中國依舊充滿麻木與暴力。四十六歲的他，已經歷了朋友的離散、學生的誤解、輿論的圍攻。寫藤野，不僅是對一位恩師的懷念，也是對“認真”和內在秩序的召喚，他在反復講述和確認：我是如何一路走來的，我要如何走下去。

于是，學生那個看似戲謔的標題《重生之我在日本棄醫從文》，未嘗不是一種理解本文的可能：那個在混亂教室中做出的決定，確乎是一次“精神重生”。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彪老師；編輯：劉亞光；校對：楊利。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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