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以收藏研歷史，是我的個人志趣。其中，臺灣歷史是我比較關注的一個領域。因此，但凡在各類藏品中發現有涉臺歷史的蛛絲馬跡，于我都是個小驚喜。
這塊清代同治年間的匾額【極輝婺煥】，題匾人叫鄒復勝，江西興國人，他于咸豐年間加入湘軍，后來成長為一代客家名將，在1884年的中法戰爭中屢立奇功，時與著名愛國抗法將領馮子材齊名。
令人關注的是，上匾題寫于同治十三年（1874），這一年海峽對岸的臺灣，迎來了歷史性的民族“統戰”大融合，即清政府決定實施【開山撫番】政策。
巧合的是，前述題匾人鄒復勝，受清政府委派，于光緒七年至九年，督辦臺灣開山撫番暨查辦全臺流番社事務。這段并不起眼的履歷，卻是鄒復勝參與臺灣重大歷史進程的見證。
“開山撫番”，短短四字，是清末臺灣歷史中至關重要的一段。在此簡述清末臺灣開山撫番政策的來龍去脈，以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臺灣歷史。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從明朝鄭氏集團手中統一臺灣，其后，在朝廷的鼓勵下，福建、廣東兩省，大量民眾遷臺開墾與定居，他們成為清代臺灣漢民的人口主體。
清初大陸民眾遷臺移民潮，大概持續了三十多年，但隨著臺灣平原地區的可開墾土地越來越少，臺灣本土少數民族（俗稱番民）與漢族移民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各種群斗頻發，“番民”殺漢民事件也屢見不鮮。
期間清政府采取過各種治理辦法以緩解族群矛盾，包括按地理片區劃群而治：漢民居平原，“熟番”（已漢化的少數民族）居平原與山地交界地區，“生番”（拒絕融合的少數民族）居山地。將“熟番”安置在中間，就是為了緩沖族群矛盾。
應當說，清政府實施的民族政策總體還是講究平等的，但囿于各種治理策略、措施不得法，臺灣族群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決，清政府也無力擴大投入人力、物力資源以化解這一治理難題。
于是，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起，清政府明令或默許的族群隔離措施逐漸成形：在民和“番”之間劃地界，各族群不得越界。以往按片區安置族群，相當于按村落分區，但族群往來是自由的；劃地界而治，則是相對比較嚴厲的族群隔離措施。
這種隔離式的族群政策，在有的地方持續時間較短，如清政府于嘉慶十六年（1811）設立了噶瑪蘭廳，把該地區“民”、“番”一并納入政府治理體系。這種族群融合成果，一方面是清政府努力促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該地區“番民”主動要求融合的結果。
但在臺灣的很多地方，劃地而治的族群隔離狀況，一直持續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
這一年，日本軍隊侵占了琉球國的多個島嶼，雖然日本尚未正式宣告吞并琉球，但實際上琉球多地已處于日本的強行管制之下。恰巧54名琉球船員遇臺風漂流到臺灣東南部，被臺灣“生番”族人殺害。日本以此為借口，悍然宣稱臺灣“生番”地界乃“無主之地”，并出兵臺南，妄圖蠶食臺灣。
至此，日本覬覦臺灣之心已昭然若揭，這跟他們對琉球的圖謀如出一轍。但在清軍跨海作戰保臺努力下，不久后日本軍隊不得不退出了臺灣。
不得不說，這一事件對清政府高層形成了強烈的心理沖擊：為防止列強找借口染指臺灣，清政府有必要鞏固臺灣領土！
為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和欽差劉銘傳建議，清政府應改變“漢”、“番”隔離政策，解除禁墾令，鼓勵臺灣民眾向東部山區移墾。
這就是清末臺灣歷史上的“開山撫番”大戰略，其最終目標是，全面促進臺灣漢民與少數民族的融合，實現臺灣社會民族大團結。這樣的族群融合戰略，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值得夸贊的舉措。
開山修路，是臺灣開山撫番戰略的重要步驟。為此，清政府派軍隊開通了4條橫貫中央山脈的大道。此后，又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了招墾局，招募更多的民眾赴臺墾植。光緒三年，又開辟了臺灣山區道路多條。光緒十三年，設立全臺撫墾總局，加強“撫番”工作。
清政府實施的“開山撫番”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治理成效：在短短數年間，歸化“生番”806社，計148000余人。占臺灣全島三分之二的東部山區，自此得到逐步開發。
也正是通過“開山撫番”的努力，清政府實現了推動兩岸民眾大融合的歷史性成就，這在臺灣歷史上稱得上是偉光正的篇章。諸多相關的派駐臺灣官員，如前述題匾人鄒復勝，他們的歷史功績值得兩岸人民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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