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對華政策和做法背后的美國因素非常明顯。正如加拿大的公開表態，要確保加拿大和美國在處理有關中國問題時始終借鑒彼此的經驗。在對華經貿政策上，加拿大展現出“美國化”，且與美國同步化趨勢日益顯著。美國的對華經貿政策通過利益、制度、結構三種方式傳導至盟友國家。這三種傳導方式在應對問題或具體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在形式上共同表現為雙邊或小團體結盟，有多個行為體參與其中。需要說明的是，在理論上對上述三種政策傳導方式進行界定和區分，有助于深刻理解美國因素在加拿大對華經貿政策中的作用，但這種界定與區分僅是一種靜態分析，在實踐中這三種方式之間有可能相互交叉、相互作用，難以截然區分開。

利益拉動型政策傳導

利益拉動型政策傳導方式指的是美國主導建立小多邊機制，通過市場準入、加強合作、加大經濟投入等方式，改變小多邊機制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相對經濟收益。對一國來說，加入美國主導的小多邊機制，可以獲得經濟收益；而缺席美國主導的小多邊機制，不僅不能獲得小多邊機制帶來的經濟收益，還有可能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當前，加拿大缺席美國主導的多個小多邊機制，已給其帶來一定經濟成本，這對加拿大形成較大壓力。

在對華全面戰略競爭背景下，拜登政府為維護自身國際地位、抗衡中國的影響力，采取聯盟策略，加緊構建和擴大制華、反華聯盟。由此，亞太地區涌現出諸多美國領導的小多邊機制，如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印太經濟框架”（IPEF）以及供應鏈聯盟等，用以解決具體領域的經濟和安全問題。從現實主義來看，美國新建小多邊機制能夠影響經濟利益分配。應對區域安全與經濟挑戰的小多邊機制逐漸從外交對話轉變為更具可操作性的伙伴關系，美國通過相關貿易、投資、市場準入等政策，限制或鼓勵其他國家進入本國或小多邊機制成員國家市場，推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措施，提高一國加入小多邊機制的收益。反之，若被排除在美國主導的安全與經濟機制之外，意味著一國參與上述國家市場的渠道有限。

▲10月8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白宮與特朗普舉行會晤。

以美國于2022年5月宣布啟動的IPEF為例。近幾年，美國通過其主導的IPEF不斷給成員國輸送經濟利益，比如持續增加對IPEF成員國的投資。2021年美國對IPEF成員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為264.8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為7521.6億美元，而2023年直接投資流量增至735.5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增至8267.2億美元。可見，加入美國主導的IPEF可以為成員國提供包括投資、就業、技術等在內的多種經濟利益。

再以AUKUS為例。AUKUS旨在幫助澳大利亞提高核潛艇防御能力，是一種軍事與安全聯盟，但是該機制逐漸擴展至關鍵技術合作，涉及網絡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術、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等領域。此外，美國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認定履行美國合同的澳、英企業符合1950年《國防生產法》的規定，將它們等同于美國國內企業，這使上述兩國企業有資格獲得貸款、貸款擔保、采購承諾等美國政府支持，而此類支持此前僅限于美國和加拿大的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借助AUKUS擴大本國防務能力外包的合作伙伴，并為這些國家的軍事科技和國防工業相關企業提供一定的經濟機會與資金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加拿大軍事與國防企業獲得美國訂單的機會，意味著現有美加聯盟機制給加拿大帶來的經濟收益將被稀釋或減少。顯然，AUKUS機制已演變成為一種“防務—技術—企業”的綜合合作框架，成員國之間不僅在安全與防務類科學和技術上開始共享與整合，且有望在建立相關工業基地、擴大產能等方面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由此深刻影響該機制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

總之，美國通過利益拉動型政策方式，借助其主導建立的小多邊機制為相關成員國提供了市場準入、加大經濟投入等多種利益。由此，利益拉動型政策方式也因為能夠改變小多邊機制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相對經濟收益，而成為影響加拿大與美國進行政策協調的主要因素之一。

制度推進型政策傳導

制度推進型政策傳導方式強調的是小多邊機制可以塑造成員國在相關問題上的共識，促使成員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與行動具有較高水平的協同性。當一國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小多邊機制，就有義務與其他成員國協調行動、加深合作，以便推動實現該機制設立的共同政策目標。加拿大參與的美國主導的小多邊機制已給其相關政策調整帶來直接影響。

隨著盟友國家不斷加強與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合作，盟友國家的對華政策也越來越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可以通過制度方式在國際上進行傳導，主要存在兩種路徑。一類是隱性制度路徑，如“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指美國主導的小多邊機制本身與經貿問題并不直接相關，但由于成員國間的安全聯系越來越緊密，盟友國家對國家安全的關切日益增強，它們的對華經貿政策也越來越受到美國立場的影響。另一類是顯性制度路徑，指美國直接主導建立小多邊經濟機制，對其他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影響十分突出，對成員國而言，履行國際協定是一項法定義務。

禁止中國企業進入本國高科技產業或關鍵基礎設施是隱性制度路徑的代表。2019年5月，美國率先宣布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禁止華為向美國出售信息與通信技術和服務，華為購買美國的產品也受到限制。2022年5月，加拿大禁止電信供應商在其5G網絡中使用華為和中興的產品和服務。“五眼聯盟”成員國先后將中國供應商排除在本國5G市場之外，顯然不能否認成員國之間政策的聯動性。這一事實說明，美國借助其領導的情報共享機制塑造各成員國共同的對華認知，美國的安全觀對聯盟的機制塑造和目標確定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要求盟國重視高科技領域的安全問題，采取措施保護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基礎設施，最終促使“五眼聯盟”成員國一致抵制使用華為5G網絡等中國技術。

美加兩國均強調消除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是顯性制度路徑的典型案例。對加拿大而言，通過采取進出口管制等措施增強供應鏈透明度，禁止本國進出口由“強迫勞動”制成的商品，這一政策不僅是特魯多政府加強供應鏈人權和勞工權利合規性的重要內容，也是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協定》的法定要求。該協定加強了勞工條款，第23.6條明確規定，各締約方應禁止進口全部或部分由“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

總之，制度渠道是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傳導至盟友國家的重要方式，盟友國家的政策變化受到既有制度安排的影響，制度渠道導致盟友國家與美國政策的聯動性和同步性增強。

結構調整型政策傳導

結構調整型政策傳導是由供應鏈結構或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在強調經濟安全、對華競爭背景下，美國及其盟友認為，某些重要部門或關鍵產品的生產與需求失衡，會導致一國供應鏈的脆弱性與風險性顯著上升。為增強本國經濟競爭力、提高供應鏈韌性，美國及其盟友積極通過提高政策支持、強化盟友合作來推動關鍵產業發展。

拜登執政之初，特魯多政府即與拜登政府發布《更新美加伙伴關系路線圖》，宣布加強美加供應鏈安全戰略，特別聲明要共同建立必要的供應鏈，使兩國在電動汽車電池開發及生產的各個方面都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在以關鍵礦產為代表的部分領域，美加兩國密切合作，共同培育和延伸北美供應鏈的經濟優勢，這不僅會推動區域和全球供應鏈發生結構性變化，其結果還勢必會擠壓中國在北美地區乃至全球的發展空間。

全球數字轉型與能源轉型離不開關鍵礦產，這使得關鍵礦產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當前，中國在全球關鍵礦產生產與提煉方面占有相當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中國是美國關鍵礦產的主要供應國之一。正因此，美國將關鍵礦產視為重大風險來源。為滿足本國需求，確保國家安全，美國不僅采取措施鼓勵國內生產，同時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擴大多樣化供應來源。對加拿大而言，礦產資源在本國對外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面對全球數字轉型與能源轉型帶來的新經濟與戰略機遇，加拿大希望在傳統優勢基礎上延伸關鍵礦產供應鏈，通過電池等制成品將本國儲量巨大的關鍵礦產進一步推向國際市場，并以此形成新的經濟競爭優勢。由此，關鍵礦產成為加拿大和美國共同關心的議題，兩國不斷推動在該領域的合作。

總之，無論是美國為防范安全風險而將關鍵礦產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還是加拿大抓住戰略機遇擬從上游資源延伸至下游制成品獲取巨額經濟收益，二者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打造北美供應鏈，重塑全球供應鏈，促使全球關鍵礦產開采、提煉、加工等能力發生結構性變化，基于此，美加兩國關鍵礦產政策調整方向保持一致。

原文標題《精粹 | 趙行姝：美國影響加拿大對華經貿政策的三種方式》，文章轉載自公眾號“國際經濟合作”，作者趙行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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