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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亞那些事

編輯 |龍風穆

審核 |江怡

圖源：網絡

核心內容提示：對塔利班來說，在喀布爾掌權后若仍接受巴基斯坦的持續(xù)庇護，將被視為對自身榮譽的踐踏。這種依附狀態(tài)與他們“勝利者”和“統(tǒng)治者”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

在南亞和中亞的許多部落社會與農村地區(qū)，“以款待換取忠誠”是常見邏輯。但在同一套社會準則下，長期的“款待關系”往往被視為負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等同于“詛咒”。

它會暴露主人與客人雙方的本性，引發(fā)情感與物質層面的雙重壓力。

這種關系持續(xù)時間越長，依賴轉化為怨恨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享資源與重疊利益往往會成為爭端的導火索。

這種動態(tài)在全球多個地區(qū)都有體現(xiàn)。凡是沖突引發(fā)大規(guī)模遷徙的地方，無論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內的阿富汗難民，還是印度和孟加拉國的羅興亞社群，均面臨類似問題。

2025年11月6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開始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第二次會談。因當日在查曼口岸附近發(fā)生新的交火事件，給談判前景蒙上了陰影。

阿塔與巴基斯坦從曾經的“戰(zhàn)略盟友”反目為仇，個中原因令各方深思。日前《黎明報》發(fā)文對阿塔與巴交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分析。

曾經被視為巴基斯坦“戰(zhàn)略代理人”的阿富汗塔利班，為何會對這個曾庇護并支持他們的國家轉而持敵對態(tài)度？

隨著巴阿雙方緊張局勢不斷升級，這個問題在巴基斯坦的公共討論中愈發(fā)受到關注。

分析人士試圖從政治和戰(zhàn)略現(xiàn)實層面尋找答案，但這一轉變的根源，深植于塔利班的意識形態(tài)自我認知，以及塑造其世界觀的部落準則之中。

早在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前，就有觀察人士預測：一旦在阿富汗實現(xiàn)目標，該組織將迅速擺脫“由巴基斯坦締造”的標簽。

如今這一預測已被證實。塔利班的行為不僅體現(xiàn)了政治務實主義，更反映出“普什圖瓦里”（Pashtunwali，普什圖傳統(tǒng)行為準則）框架下根深蒂固的“榮譽觀”。

這一準則主導著普什圖人的社會生活與道德規(guī)范。

在“普什圖瓦里”中，榮譽遠不止于驕傲或勇氣。它包含正直、忠誠與對自主權的捍衛(wèi)：既要求信守承諾、尊重款待之道，也強調必須擺脫外部控制、保持獨立。

從這個角度而言，忠誠是有條件的，而非永久性的服從，絕不能以犧牲自身尊嚴或主權為代價。

對塔利班來說，在喀布爾掌權后若仍接受巴基斯坦的持續(xù)庇護，將被視為對自身榮譽的踐踏。這種依附狀態(tài)與他們“勝利者”和“統(tǒng)治者”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

在南亞和中亞的許多部落社會與農村地區(qū)，“以款待換取忠誠”是常見邏輯。但在同一套社會準則下，長期的“款待關系”往往被視為負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等同于“詛咒”。

它會暴露主人與客人雙方的本性，引發(fā)情感與物質層面的雙重壓力。

這種關系持續(xù)時間越長，依賴轉化為怨恨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享資源與重疊利益往往會成為爭端的導火索。

這種動態(tài)在全球多個地區(qū)都有體現(xiàn)。凡是沖突引發(fā)大規(guī)模遷徙的地方，無論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內的阿富汗難民，還是印度和孟加拉國的羅興亞社群，均面臨類似問題。

而塔利班對巴基斯坦的敵對程度，甚至超過了此前任何一屆阿富汗政權。

在巴阿邊境的部落社會規(guī)范中，“以款待換取忠誠”還被視為一種“交易”。

這種交易扭曲了“忠誠”與“款待”的道德本質。當“忠誠”成為一種要求時，它便不再是彰顯榮譽的行為，而淪為一場利益交換。

在塔利班的認知中，巴基斯坦塔利班（TTP）是他們的“客人”與“戰(zhàn)友”，曾與他們并肩對抗共同的敵人。

如今巴基斯坦要求塔利班讓TTP解除武裝、解散組織，或將其移交巴方。

在塔利班看來，這一要求是對自身榮譽準則的玷污。若在外部壓力下背叛客人或戰(zhàn)友，將徹底違背支撐其部落身份與意識形態(tài)身份的道德根基。

然而，國家的運作遵循著截然不同的準則。國家的“榮譽”與行為規(guī)范，植根于政治與各類利益（從安全、經濟到宏觀戰(zhàn)略）之中。

當這些利益的重要性超過對“污名”的擔憂時，國家會采取務實行動，而與國家形象相關的情感因素則會大幅弱化。

巴基斯坦對塔利班領導層的應對，正是遵循這一邏輯：從多方面施加壓力，包括軍事打擊、經濟封鎖、外交與政治激勵等，并逐步為雙方構建了新的談判空間。

多哈與伊斯坦布爾的談判，正是這一轉變的體現(xiàn)。盡管事件的發(fā)展軌跡，僅為雙方爭端的長期解決帶來了一絲微弱的希望。

要解釋塔利班為何、以及如何對巴基斯坦轉為敵對，宗教與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兄弟情誼”是關鍵因素之一。

這一觀點可從多個角度解讀，但核心在于支撐塔利班運動的教義與意識形態(tài)體系。

20世紀80至90年代，巴基斯坦扶持并支持了多個圣戰(zhàn)組織，后來又支持塔利班——其目的是通過宗教學校（madressah）培養(yǎng)“樣板成員”，甚至通過公立教育體系培養(yǎng)非宗教背景的骨干，讓這些人擁有“巴基斯坦式思維”，并認同巴方的反印度立場。

這一計劃具有明確的戰(zhàn)略意圖：限制印度在阿富汗的影響力，并在巴基斯坦西部邊境建立一個友好政權。

但該計劃最終失敗，原因在于塔利班、巴基斯坦多所宗教學校及宗教精英所信奉的宗教教義，描繪了一套與巴基斯坦現(xiàn)有體制截然不同的國家愿景。

他們認為，巴基斯坦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根基薄弱”的政體，應當被一套“真正的伊斯蘭體系”取代。為實現(xiàn)這一變革，他們將政治斗爭與武裝斗爭視為必要手段。

這正是許多塔利班領導人持續(xù)向其支持者傳遞的核心觀點。曾經活躍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qū)、阿富汗境內，或被巴基斯坦當權者用于國內政治目的的巴基斯坦激進組織，也持有相同看法。

20世紀90年代的圣戰(zhàn)文獻中，充斥著這樣一種理念：一旦克什米爾和阿富汗“獲得解放”，下一個目標將是巴基斯坦本身。

即便是最早的激進組織之一“伊斯蘭圣戰(zhàn)運動”（Harkat-ul-Jihad al-Islami），也參與了1995年那場失敗的軍事政變。

其目的便是推翻巴基斯坦政府，建立一個神權國家，與塔利班后來在阿富汗建立的政權并無二致。

塔利班吸收了“基地組織”對伊斯蘭主義的諸多政治解讀，他們對“忠誠”的定義，源于自身的宗教世界觀、部落與社會準則，以及這些準則所孕育的政治倫理。

在他們眼中，戰(zhàn)時的聯(lián)盟與支持并非“友誼的體現(xiàn)”，而是神意的安排（divine providence）。

因此，巴基斯坦等國提供的援助，被視為“上帝計劃的一部分”，而非需要回報的“恩惠”。

其結果是：由塔利班主導的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敵對程度遠超以往任何一屆阿富汗政權。至少往屆政權仍在全球公認的外交準則框架內行事。

在這樣的世界觀下，巴基斯坦國內某些勢力若仍認為塔利班會保持忠誠或屈從，未免顯得過于天真。

那些曾扶持這些組織、希望將其打造成“戰(zhàn)略盟友”的人，根本未能理解他們所“創(chuàng)造”之物的意識形態(tài)本質。

此舉不僅讓宗教極端主義發(fā)展到失控地步，更破壞了巴基斯坦自身的社會結構，將教派仇恨與武裝沖突深深植入社會，成為這一戰(zhàn)略誤判留下的長久后遺癥。

本文轉載自“南亞那些事”微信公眾號2025年11月8日文章，原標題為《從并肩到反目：塔利班與巴基斯坦的決裂，藏著哪些致命矛盾？》。

編輯：龍風穆

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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