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的開端

2024 年初，一直尋求規模化種植機會的任海東（化名），通過熟人曹巍得知一則 “好消息”—— 內蒙古扎賚特旗努文木仁鄉都爾本新村有 8700 畝土地對外承包。曹巍繪聲繪色地描述，這片土地肥沃高產，是難得的種植寶地，還透露牽頭人于全平有 “硬關系”，其親戚是旗長，普通人根本拿不到這塊地的承包權。彼時正計劃擴大燕麥種植規模的任海東，聽完這番話后，心中燃起了對未來農業發展的憧憬，也由此踏入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土地承包騙局。

二、精心布局的騙局

（一）虛假宣傳，構建美好愿景

為了讓任海東徹底信服，曹巍聯合高源、于全平三人，形成了統一的 “話術體系”。他們不僅反復強調土地 “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年畝產量遠超周邊地塊”，還刻意營造 “稀缺感”，聲稱已有多個種植大戶盯著這塊地，若任海東不盡快決定，機會就會被別人搶走。于全平更是時不時 “暗示” 自己的 “官方背景”，表示有親戚在旗里擔任要職，能為土地承包后的經營 “保駕護航”，解決各類政策難題。這些虛假信息層層疊加，在任海東心中勾勒出一幅 “低投入、高回報” 的誘人畫面，逐漸瓦解了他的防備心理。

（二）實地考察的 “障眼法”

在任海東提出實地考察需求后，于全平等人早已做好準備。他們特意選擇非汛期且土地表面無積水的冬季，帶著任海東前往地塊。當時，土地被一層積雪覆蓋，既看不到土壤的真實狀況，也無法察覺汛期可能被淹沒的痕跡。途中，幾人還 “貼心” 地介紹周邊的農業設施，指著遠處的灌溉渠說 “這都是為這塊地配套的”，卻對地塊旁本應存在的 “行洪區” 警示牌絕口不提。任海東看著被白雪覆蓋的平整土地，又聽著幾人 “專業” 的講解，對土地 “可正常耕種” 的認知進一步加深，完全沒意識到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 “視覺騙局”。

（三）合同里的文字陷阱
在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書》時，于全平等人再次耍起了“小聰明”。他們明知涉案土地屬于行洪區，卻故意在合同中使用“泄洪區”字樣。任海東雖然對水利術語了解不深，但還是清楚“泄洪區”只是偶爾進行人工泄洪、平時仍可正常耕種的區域，而“行洪區”與“泄洪區”是有本質區別——行洪區是河道是用于洪水宣泄的區域，依法嚴禁耕種，汛期水深可達1-3米，根本不具備農業生產條件。正是這一字之差的文字陷阱，讓任海東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簽下了這份注定無法履行的承包合同。

（四）關鍵的警示牌遮擋

更令人憤慨的是，為了徹底斷絕任海東發現真相的可能，于全平等人還指使他人，故意遮擋了政府設立在地塊附近的 “行洪區” 警示牌。這塊警示牌本是政府為警示周邊群眾和經營者，明確標注土地性質的重要標識，卻被涉案人員用雜物遮擋得嚴嚴實實。這一行為直接剝奪了任海東知曉土地真實性質的最后機會，也成為整個騙局中最關鍵的 “助攻” 環節，讓這場虛假的土地承包交易得以最終 “成交”。

三、騙局敗露后的反應

（一）發現真相，如夢初醒

2024 年 3 月，任海東依約支付了 360 萬元承包費及 4.5 萬元 “中介費”，合計 364.5 萬元后，滿心期待地準備開展種植工作。可就在他聯系農機、采購種子，即將進場時，附近村民的一句話讓他如遭雷擊 ——“你怎么敢承包這塊地？這是行洪區，一到汛期就被淹，根本種不了東西！” 帶著疑慮，任海東立即向扎賚特旗水利部門核實，結果證實，涉案的 8700 畝土地全部處于行洪區、河道及河岸紅線范圍內，確實不具備耕種條件，政府早年間就已設立 “行洪區” 警示牌明確警示。至此，任海東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之前的美好憧憬瞬間化為泡影。

（二）款項轉移，追款艱難

得知真相后，任海東第一時間聯系于全平、曹巍等人，要求退還承包款，卻遭到三人的推諉扯皮。更讓他始料未及的是，經查詢資金流向發現，于全平在收到 364.5 萬元款項的次日，便將全部款項全額提現并轉移、隱匿。“現在正常的商業交易誰還會全額提現？這明顯是為了規避資金溯源，就是詐騙分子常用的掩飾贓款流向的手段！” 任海東既憤怒又無助，他簽署合同后不僅未獲得任何收益，投入的巨額資金也瞬間 “消失”，追款之路剛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

四、維權之路的艱難險阻

（一）民事判決，卻難執行
無奈之下，任海東只能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向扎賚特旗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2024年下半年，扎賚特旗人民法院通過（2024）內2223民初2144號民事判決書認定，于全平、曹巍、高源在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時，故意隱瞞土地為行洪區的關鍵事實，構成民事欺詐，判決三人返還任海東的承包款及相關費用。然而，判決生效后，于全平等人不僅拒絕履行返還義務，還通過上訴、作偽證、拒絕提供鑒定原始載體等方式惡意拖延訴訟程序，最終一審法院通過再次審理認為本案涉嫌欺詐，將案件移交當地公安局。

（二）刑事控告，希望破滅

民事法院已將案件移交公安機關，任海東的代理律師認為于全平等人的行為已遠超民事欺詐范疇，主觀上具有明顯的詐騙故意，客觀上實施了隱瞞真相、虛構事實、遮擋警示牌、轉移贓款等一系列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2025年3月24日，任海東整理好完整的證據材料，向扎賚特旗公安局提交《刑事控告書》，請求以詐騙罪立案偵查。扎賚特旗公安局受理后，于3月底立案偵查，這讓任海東看到了一絲希望。可僅僅過了不到3個月，

2025年6月20日，該局便出具了《撤銷案件決定書》，且未在決定書中載明合法、具體的撤案理由。任海東前往公安局詢問時，工作人員當面告知的撤案理由更是讓他無法接受——“涉案土地在國土資源局記錄為耕地”“合同中有‘泄洪區’字樣，你應該知曉風險”“你實地考察后才簽約，需自行承擔責任”。這些牽強的理由，讓任海東怎么也無法接受。

（三）關鍵人員，逍遙法外

更讓任海東不滿的是，在公安機關偵查過程中，已經找到故意遮擋 “行洪區” 警示牌的涉案人員，此人雖承認了遮擋行為，卻拒不交代受誰指使。按照法律規定，遮擋警示牌的行為與于全平等人的詐騙行為構成完整的犯罪鏈條，屬于典型的事中幫助行為，根據《刑法》第二十五條，該人員作為共犯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五百六十七條，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案件，應當全面偵查，查清所有犯罪事實和涉案人員，找到遮擋警示牌人員后，必須追查其背后指使者。可扎賚特旗公安局既未深入調查該人員與于全平等人的關系、是否存在通謀，也未認定共同犯罪，更未追究其刑事責任，導致案件核心線索中斷，關鍵涉案人員逍遙法外。

（四）尋求巡視組幫助，遭遇暴力阻撓

在刑事撤案、關鍵人員未被追責，維權陷入絕境時，任海東聽說中央巡視組剛剛撤離扎賚特旗，仍有部分收尾工作在進行，便抱著最后一絲希望，整理好所有案件材料，帶著妻子、和回家探親的妹妹以及7歲的侄女，前往巡視組此前下榻的酒店，希望能向巡視組遞交材料，反映自己的遭遇和當地公安機關的不作為。可令他沒想到的是，剛到酒店門口詢問幾句就過來幾名不明身份男子態度強硬惡劣，不斷盤問是干什么的，解釋過后隨即在酒店大堂等侯，大概10分鐘后酒店大堂門口駛來一輛面包車，下來十多名黑衣男子，不由分說直接對任海東夫婦和妹妹甚至孩子采取了暴力行為，搶奪私人物品，強制拉扯塞入面包車，后來得知這伙人來自興安盟、烏蘭浩特市、科右前旗各方公安和信訪局工作人員共20多人。

這些工作人員未出示證件，不僅態度惡劣，還直接采取暴力執法手段：強行拉扯任海東夫妻，搶奪他們手中的材料和手機、挎包等私人物品，甚至對同行的妹妹和7歲侄女也毫不留情。混亂中，妹妹被拉扯碰撞，手臂和膝蓋多處擦傷；侄女更是受到了嚴重驚嚇，在躲避拉扯時撞到車門，頭部撞傷、眼部也因撞擊出現結膜充血，孩子一邊哭一邊喊“媽媽，我怕”，精神狀態極差。隨后，任海東一家四人被這些工作人員非法扣留和拘禁在數公里以外的派出所，長達6個多小時。期間，他們多次要求歸還私人物品、恢復人身自由，均被拒絕。直到晚上9點多鐘，在任海東反復懇求，表明孩子受傷和饑餓，幾人才被放行，但被搶奪的手機損毀、物品仍有部分未歸還，孩子因受傷和受驚嚇，當晚還出現了發燒、失眠等癥狀，次日一早乘坐飛機前往呼和浩特市帶孩子就醫和前往自治區公安廳舉報遭遇。這次暴力傷害，不僅讓任海東向巡視組反映問題的希望落空，更讓他和家人的身心都受到了巨大傷害，也讓這場本就艱難的維權之路，又增添了一層陰影。

（五）暴力執法傷及無辜后續：

據本報記者跟蹤了解到任海東妹妹和孩子遭遇暴力執法后第二日即向自治區公安廳進行了舉報，受害人于8月中旬陸續收到興安盟相關執法單位的來電、來訪。科右前旗公安局給受害人打來電話，記者從電話錄音中聽到內容是推諉和撇清關系，強調和他們沒關系，他們沒有參與，并讓當事人簽字，那么既然沒關系為什么要簽字呢，孩子母親未答應簽字，他們又在當地聯系了任海東去簽字，以求得草草了事，之后他們再沒有任何回復，在今年9月4日烏蘭浩特市公安局治安大隊副隊長陸時山帶兩名同事來北京找到受傷害孩子母親，要求座談溝通解決，交談中陸隊長態度誠懇對于孩子受傷害一事連連道歉也希望了解當事人的訴求給與解決，當問及調查情況和參與單位以及參與人員時陸隊長未給出任何答復，陸隊長表示回去后向領導匯報，時隔近兩月， 10月28日孩子母親收到了烏蘭浩特市公安局的掛號信件，信里面的內容令受害人非常氣憤。公安機關處理態度自相矛盾，據記者向受害人了解到信件所述內容完全是子虛烏有，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相信隨著法律推進調取事發監控視頻即可一目了然。作為市級公安機關虛構事實和污蔑當事人，否認暴力行為并推卸責任的處理態度令百姓寒心。

五、專家觀點與法律解讀

（一）律師解讀：民事與刑事的界限

針對此案，多位業內律師表示，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核心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實施了足以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隱匿財產的欺騙行為，而協同實施遮擋警示牌等行為，是認定共同犯罪的重要依據。從本案情況來看，于全平、曹巍、高源在簽訂合同前，明知土地為行洪區且無法耕種，卻通過虛假宣傳、隱瞞真相、設置文字陷阱、遮擋警示牌等方式，騙取任海東的信任并收取364.5萬元承包款，收款后又立即全額提現轉移隱匿，這些行為足以證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承包款的故意，客觀上也符合詐騙罪“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構成要件，已超出民事欺詐的范疇，涉嫌刑事詐騙。而遮擋警示牌的人員，若能查實其與于全平等人存在通謀，則構成詐騙罪的共犯，應依法承擔刑事責任。

（二）法律依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其構成要件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三是被害人因欺騙行為產生錯誤認識；四是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了自己的財物，造成財產損失。結合本案，于全平等人明知土地為行洪區卻謊稱 “高產耕地”（虛構事實），故意遮擋警示牌、在合同中混淆 “行洪區” 與 “泄洪區” 概念（隱瞞真相），導致任海東產生錯誤認識并支付承包款（處分財物），收款后又轉移款項（體現非法占有目的），且涉案金額 364.5 萬元已達到 “數額特別巨大” 的標準，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本案有明確的犯罪嫌疑人、具體的犯罪事實，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扎賚特旗公安局在未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撤案，缺乏法律依據。

（三）當地政府土地管理問題：

本案中這塊被遮蔽的所謂當地政府警示牌，是否真正起到警示作用？從內容來看并未載明土地屬性為行洪區，內容概念模糊，這也難怪該地區連續多年多起承包戶受騙受災。案發后廣大受災戶為何遲遲得不到維權和法律援助？政府是否存在縱容和包庇抑或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懶政和不作為，這一切都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四）法律界人士認為：

公安機關暴力執法造成人員傷害的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尤其導致未成年兒童受傷，不僅要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更涉嫌觸犯未成年人保護法承擔刑事責任。

六、希望的曙光：檢察監督

（一）申請監督，重燃希望

經歷了民事判決難執行、刑事控告被撤案、向巡視組反映問題遭暴力阻撓等一系列挫折后，任海東并未放棄維權。他深知，檢察監督是糾正公安機關不當執法、推動案件依法處理的重要途徑。2025 年 7 月，任海東整理好所有證據材料，包括民事判決書、刑事控告書、公安機關撤案決定書、水利部門關于土地性質的證明、資金流向記錄、妹妹和侄女的受傷診斷證明、證人證言等，正式向扎賚特旗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希望通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推動案件回歸正軌。

（二）監督期待：公正與真相

對于此次檢察監督，任海東提出了三項核心訴求：一是要求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扎賚特旗公安局的撤案決定，要求公安局說明撤案的具體事實和法律依據，若撤案理由不成立，應通知其重新立案偵查；二是監督公安機關深入調查遮擋 “行洪區” 警示牌人員的背后指使者，查清該人員與于全平、曹巍、高源的關系及是否存在通謀，依法追究其共犯責任；三是督促公安機關全面查清案件事實，追查被轉移的 364.5 萬元涉案贓款去向，及時凍結、扣押相關涉案財產，最大限度為任海東追回經濟損失，并依法追究所有涉案人員的刑事責任。

目前，扎賚特旗人民檢察院已受理任海東的立案監督申請，案件正在審查過程中。任海東表示，無論未來維權之路還有多艱難，他都會堅持下去，不僅是為了追回自己的血汗錢，更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讓更多人陷入類似的騙局。而這場圍繞 8700 畝行洪區土地的騙局與維權之爭，最終能否迎來公正的結局，也有待檢察機關的進一步監督和調查。

記者：明德 春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