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世堅“比較煩”，除了“從從容容連滾帶爬”，隨著《沉默的榮耀》熱播，他父親王明德是叛徒一事也被挖了出來，但筆者看了很多網(wǎng)絡(luò)文章，似乎都沒有拿出有力的證據(jù)。

筆者是一個愛較真兒的人，一定要從塵封的史料中找到當事人的回憶，才能評定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到底是不是叛徒。

功夫不負有心人，筆者終于找到了“光明報案”相關(guān)人員，也就是“吳石案”偵辦者谷正文的回憶錄，還有總部設(shè)在北京、曾與人民出版社合并后單獨運營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簡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書籍《幌馬車之歌》，這兩本書中都提到了“光明報案”。全國政協(xié)回憶錄專刊《縱橫》1997年第二期刊發(fā)的《20世紀50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也有相關(guān)記載。

最為權(quán)威的，應(yīng)該是華藝出版社（1986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央級綜合性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的《臺灣史》，在這本史書中，也提到了因“光明報案”犧牲的鐘浩東。

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陳浩東、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的被捕，都跟“光明報案”有關(guān)，而光明報之所以被谷正文破壞，誘因就是四名持有《光明報》的臺大學生被捕叛變有關(guān)。

《統(tǒng)一大業(yè)》一書這樣描述：“中共臺灣省工委被破獲、搗毀，‘蒙山茶’是一條線索，《光明報》是另一條線索。高雄警備隊抓到四名持有《光明報》的臺大學生，學生供出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是共產(chǎn)黨員，同時擔任基隆市工委書記。鐘浩東被捕后堅貞不屈。特務(wù)機關(guān)又抓到了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從他嘴里套出了‘老鄭’的地址，‘老鄭’被捕。這個‘老鄭’就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如果把“光明報案”和“臺灣省工委案”、“吳石案”比作一根鏈條，那么最先斷裂并引發(fā)連鎖反應(yīng)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就是最先被捕的那四個大學生。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回憶：“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局本部報告?zhèn)赊k成果：‘四名學生已經(jīng)招供，明天凌晨行動，明天一早就可宣告破案了’凌晨三點五十分，我親率三個行動小組荷槍實彈沖進基隆中學。二十分鐘后，我將鐘浩東太太蔣碧玉帶到印報器材前面。鐘太太并未進行反抗與辯駁，只是淡淡地說：‘我想我是難逃一死，不過，能夠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會瞑目的。’”

如果全引述原文，讀者諸君看著可能會很累，咱們還是直入正題，看看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在不在那四個被捕的臺大學生之中，以及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當叛徒——下文除了重要文字，就不用黑體字標注了。

將上述史料綜合起來，我們不難還原當時的場景，主要講述人，就是接受鳳凰衛(wèi)視采訪的烈士眷屬和劊子手谷正文。

四個發(fā)放《光明報》的臺大學生剛被捕時，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地下黨，而是說那些報紙都是他們在臺大校門外撿到的。

年輕學生當然斗不過老奸巨猾的特務(wù)谷正文，谷正文先虛偽地表示自己是為了這四個學生的前程著想，甚至是站在朋友角度為他們脫罪：“假如我們是朋友，我想我很清楚如何幫朋友忙，說明白一點，我有把握讓各位度過這一次災(zāi)難。”

四位大學生一開始還比較鎮(zhèn)定，一位學生當場就頂了回去：“谷先生的話說得嚴重了，撿到一份敵人的宣傳物不應(yīng)該算是一種災(zāi)難。”

說話的學生叫戴傳李，狡猾的谷正文從另外三名學生看向戴傳李的眼神中，斷定戴就是這四人的負責人，他就想先從戴傳李入手，但戴傳李顯然是有一些反偵訊經(jīng)驗的，面對谷正文的圈套，他一概不跳，表示自己不看谷正文提到的那些書，“閑書”只看過《水滸傳》，卻不知道谷正文一邊用“閑談”拖延時間，一邊安排小特務(wù)把戴傳李的家庭背景都調(diào)查清楚了：“他有一個妹妹從小被送入蔣渭水家中當養(yǎng)女，叫做蔣碧玉。”

谷正文借題發(fā)揮，把戴傳李和另外三名學生比作智取生辰綱的楊志、劉唐、吳用，暗示自己已經(jīng)知道他們是地下黨員。

經(jīng)過近十個小時的疲勞審訊，戴傳李有些神情恍惚，接下來重要的一幕，也是本文最關(guān)鍵的一幕出現(xiàn)了：“戴傳李向王明德、吳振祥瞅看了一下，在得到他們認可的眼神之后說……”

王明德的名字出現(xiàn)了！這個人就是王世堅的父親！

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不說也罷，但谷正文確實是向毛人鳳和潘其武給戴傳李和王明德求情了，谷正文的理由是這四人“涉世未深、誤信宣傳、幡然悔悟、態(tài)度誠懇并提供具體線索協(xié)助破案”。

據(jù)說毛人鳳和潘其武還一度認為谷正文太過心慈手軟，但最后還是批準了谷正文的報告，結(jié)果據(jù)谷正文統(tǒng)計，“光明報案”共有四十四人被捕，其中鐘浩東、羅卓才、張奕明等七人還殺害，另有三十六人被判處十五年、五年、一年徒刑和“交付感訓”。

細心的讀者可能注意到了，谷正文說的七人加三十六人是四十三人，還有一人怎么判決他并沒有說，但卻說了戴傳李和王明德“僅被處以交付感訓最輕的處分，而且并未入獄”。

王明被認定“地下黨”身份卻“并未入獄”，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20世紀50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一文說得很明白：“蔣介石下令公布的《修正懲治叛亂條例》，規(guī)定地方上發(fā)生的罷工、罷課、罷市等均屬‘叛亂’行為，要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7年、3年以上的徒刑及沒收財產(chǎn)等。因‘匪嫌’、‘通匪’罪名被抓的人在移送軍事法庭之后，不僅沒有起訴關(guān)狀，沒有辯護律師，沒有旁聽，而且有時連判決書都省了，由法官宣讀之后，立即執(zhí)行。”

只要沾上地下黨的邊兒，如果不當叛徒，基本都是只有刑場一條路可走，王世堅的父親王明德卻只“感訓”后就釋放，后來在商界還得到了扶持，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