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詭事錄之長安》中，借齡者是全劇的第七個單元。和康國金桃、盛世馬球等朝堂斗爭的故事不同，借齡者的故事相對簡單，一切都要從長安城的仵作大賽說起。

在長安城內，耿無傷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仵作，他的兩個徒弟鐘士載與殷腰也是業界的翹楚、圈內的名人。

為了能夠躋身大賽三甲、順利實現脫籍上岸，師兄弟兩人費盡心思、窮盡手段。鐘士載借刀殺人，一箭雙雕除去董越和鄭好兩個直接競爭對手；殷腰使用借壽邪術，希望通過連環兇案，為身患重病的師父續命，換取自己保送的資格、直通前三名。

從廟堂到底層，從權力的游戲到人性的掙扎，連續作案的師兄弟無疑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但在真相大白、塵埃落定之后，我們才會驚奇地發現，催生師兄弟瘋狂作案的導火索，居然是唐玄宗欽定的仵作大賽。

在去天尺五案件結束后，李隆基重新閱讀西行歸來后盧凌風所呈的奏折，不禁為拾陽縣仵作獨孤羊之死感到唏噓。他說，仵作是有關部門破案緝兇中的關鍵一環，卻又不能沒有公務猿的編制，甚至還是賤籍出身，不能參加大唐的科舉考試。

此時的唐玄宗，正是胸懷天下、意氣風發的年齡，獨孤羊的悲催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他。仵作沒有社會地位，缺乏晉升通道，這讓皇帝認識到了制度層面的缺陷。

于是，他就下令雍州府舉辦仵作大賽，獲得前三名的選手不但能夠進入政府部門，成為專職的法醫，同時他們的后人也能脫去賤籍，參加全國高考、進入體制內工作。

李隆基張張嘴，雍州府跑斷腿。為了不折不扣地落實皇帝的旨意，大唐長安杯第一屆法醫大賽就此正式啟動。

不過，由于錄取名額有限、競爭空前激烈，最終為了確保能夠考公上岸、順利入職，耿無傷的兩個弟子這才動了歪心思、使用盤外招，最終走上了殺人的不歸路。

坦率地講，鐘士載與殷腰，兩人本就不是良善之輩，淪為犯罪分子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拋去師兄弟自身的兇殘之外，唐玄宗的圣旨，本就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不可否認的是，唐玄宗舉辦仵作大賽，給全長安的法醫一個進入體制內的跳板。但是，在賽制的設定上，金口玉言的皇帝卻還是忽略了現實因素。

在這場仵作大賽中，皇帝只給了三個脫離賤籍、進入公廨的名額。正是由于名額有限、競爭激烈，這才讓耿老的弟子們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最終催生了一系列兇案的發生。

唐玄宗的出發點固然是好的，但是限定名額的前提條件，必然會讓長安城的仵作心生嫌隙、彼此不睦，最終陷入同行火并、底層互害的悲劇。

自古至今，同事是對頭，同行是冤家。就像郭德綱說的那樣，演戲盼著能得獎，說相聲盼著死同行。任何一個行業，一旦進入到存量爭奪的階段，最終博弈的結果只能是你死我活。

無論什么時候，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出臺都要避免陷入存量的爭奪，零和博弈的終點沒有贏家。作為一國之君、大唐之主，李隆基的仵作大賽很有一種拍腦門決定的即視感。他像是一只蝴蝶，輕輕扇動了翅膀，無意間就掀起了長安仵作界的腥風血雨。

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和解珍解寶獵虎的不同遭遇，就是最直觀的對比。

作為骨灰級粉絲，金圣嘆對《水滸傳》倍加推崇。在他看來，《水滸傳》中就是一本令人眼花繚亂的花式炫技大賽，有草蛇灰線、有綿針泥刺，其中還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

在《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和二解爭虎就是開頭十分相似、結局完全不同的兩個故事。

先說我們熟悉的景陽岡打虎。武松在景陽岡下喝了十八碗酒之后，乘著酒興、趁著夜色，在景陽岡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最終坐著轎子、戴著紅花，在前呼后擁里來到了陽谷縣衙。

那家伙、那場面，簡直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彩旗招展、人山人海，當場就成了知縣眼中的紅人、縣城里的刑警隊長。

反觀解珍解寶兄弟，手執閏土同款的鋼叉，在山林里蹲坑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射中老虎一頭。最終，卻被地方黑惡勢力毛太公父子設計陷害，不僅被抓進了大牢，還差點陪上了性命。

武松與二解，明明都是梁山的好漢、打虎的英雄，但命運的軌跡、人生的際遇卻完全不同。在相同的外衣下，為什么施耐庵卻講述了兩個不同的故事呢？

陽谷與登州地方政府的細化措施的差異，直接左右了雙方的命運。

在陽谷縣的告示中，主要有兩條內容——一是告知過往客商行人要白天結伴過岡、不要獨自行動；二是限定當地村長獵戶們要限期捕殺老虎、否則將被罰。

同樣是政府的榜文，到了登州府卻是另一番光景，不僅當地獵戶要捕殺老虎，連山前山后的村長們也背著捕虎的指標，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是押解官府、游街示眾。

兩相對比，我們就能發現兩地政策的區別。

陽谷縣的政策是警示為主、動員為輔，并沒有過于嚴厲的懲罰措施。武松與獵戶們之間沒有利益沖突，因此才不會為了完成任務而陷入內斗爭搶，最終成就了打虎武松的威名。

再看登州府的行文，則是妥妥的全員捕虎、強制指標，把捕殺老虎的責任層層壓實到每一名獵戶和基層管理者的身上。嚴苛的政策和指標的壓力，最終讓同樣背負捕虎指標、面臨業績考核壓力的毛太公一家動了貪念，用惡意構陷的卑鄙手段，將解家兄弟送進了大牢。

底層互害，本就是人世間最丑陋的現象；何況，完不成捕虎的指標，毛太公一家也要受罰。因此，中了毒箭、落在后院的老虎就成為了毛太公父子規避懲罰、謀取利益的工具。

毛太公的惡行，根源在于登州府嚴苛的政策；耿無傷的徒弟，殺人緣于唐玄宗不合理的賽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仵作大賽的悲劇并不是無法避免的。只要將同行比拼、排定座次的比賽變成全國仵作證資格考試，所有通過考試的仵作統一發放證書、安排工作、脫去賤籍、參加科舉，一切的難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一旦沒有了名額的限制，同行之間就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自然不會有血案的發生。

思路一變天地寬。雙輸變雙贏，其實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