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蘭德公司 曾發表過一篇流傳甚廣的報告，名字叫《

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該報告中，蘭德有關未來沖突的時間點設定在了2025年，探討了以下四種不同的場景，許多內容今天看來也頗有參考價值。

中美外交與軍事人員在交流，2016年。

1、短期高強度

短期高強度場景通常發生在大氛圍緊張的情況下，考慮到軍事層面先發制人的打擊可以帶來巨大短期優勢，因此一方決策者授權前線指揮官對敵執行激烈的作戰計劃。

與傳統陸戰不同，海空戰一般會在幾天至幾周內分出勝負，具體哪一方取得勝利不得而知。

該場景下，決定雙方勝負的主要是單純軍事層面的對決，戰場范圍聚焦于臺海周邊，其他政治、經濟、外交、地緣等因素對戰局的影響并不大。

需要說明的是，短期高強度場景等同于美軍從最初就完全接管臺海戰場，臺軍僅充當一個旁觀的醬油角色，負責固守本島。

因為兩軍聯合作戰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自1979年以來美臺并未做過任何實戰背景的聯合軍演（臺軍受邀參加過表演性質的“環太平洋”軍演，以及個別小規模演訓），基本不具備聯合作戰的可能性。

蘭德認為這種場景可能性不大，因為美國政府傾向于盡可能發揮“代理人”的作用、美軍最后才下場——烏克蘭戰爭更加鞏固了這種傾向性。

2、長期高強度

場景2可以認為是場景1沒有在短期內分出勝負，戰爭延長至幾個月甚至幾年；也可以認為是臺軍頑強頂住了第一波攻勢，美軍全力趕來營救。

由于戰爭長期化，從黃海到南海的廣大西太平洋地區將變得十分危險，成為海上和空中商業運輸的禁區，造成東亞各國對外貿易急劇下降。

考慮到中方的國際貿易通道大部分經由西太平洋出海，且東南沿海諸省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因此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或將走向失控。

而美方的經濟損失僅限于與中國及戰區周邊國家的雙邊貿易，受影響相對較小。

更為關鍵的一點，沖突持續越久、強度越高，其他國家卷入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別是日本。

從歷史上看，面對破壞力極大但局勢膠著的戰爭，交戰國很難同意停火，最終將使兩國的實力嚴重受損，無力應對其他威脅。

這種情況下，戰爭走向最終可能由非軍事因素決定。

蘭德認為，美國對華最具威懾力的選項即戰爭長期化，美軍應強調其正在制訂長期高強度戰爭的方案并讓中方知曉，從而起到積極的威懾效果。

不過與此同時，蘭德也建議美方制訂旨在限制戰爭范圍、強度和持續時間的方案，加強文官控制體系，確保與中國在和平時期、危機和戰時的交流順暢。

蘭德評估的全面常規戰爭對中美雙方的軍事、GDP影響，僅供參考。圖1為軍事損失，雙方基本相當；圖2為GDP損失，中方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蘭德起草該報告的時間為十年之前，當時美國軍工產業的衰落程度并沒有今天這樣嚴重。

以主力驅逐艦阿利伯克級為例，下表中的三個時間依次為建造時間、下水時間、服役時間。

2015年前后，美軍基本能保證一艘船從建造到服役花費三年左右，之后時間越來越長，逐漸延長至四年、五年、六年……

過去十年美國制造業的整體效率不斷下降，成本則急劇上升，已經顯著侵蝕了它在一場持久戰中的優勢地位，或者說至少抵消了它的地理優勢。

3、短期低強度

場景1和場景2均為高強度軍事沖突，其中場景1的結果對雙方來說均無法預料，場景2則是“雙輸”的局面，只是輸多輸少的問題。

鑒于高強度軍事沖突勝負難以捉摸、且存在局面失控的風險，蘭德認為，中美兩國決策層可能會拒絕授權對另一方軍隊實施全面打擊，沖突將受到嚴格節制，呈現低強度、零星化、不分勝負的特點。

該場景下，雙方更像是一種彼此試探或戰術偵查，類似武俠高手過招時不會立即用出絕學，而是先“切磋”一下。

當一方意識到自身能力無法遏制對手時，選擇退出軍事競逐——對中方來說是繼續維持現狀，對美方來說可能是主動尋求交易臺島，向中國謀取一定的政治/經濟利益。

由于短期低強度場景的影響可控，不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也不會給各自的國內外政治帶來震動，因此它發生的可能性最高。

當然，前提條件是兩國決策層要具有高度默契，甚至得提前形成所謂的“戰爭護欄”，否則將很難處理各種突發事件。

舉例來說，在大陸封鎖臺島的場景下，如果有臺灣船只經美方默許懸掛美國國旗試圖突破封鎖，我方該如何應對呢？

這些都需要作為“戰爭護欄”的一部分提前討論或制定預案。

高雄港

4、長期低強度戰爭

在經過戰術偵查和試探后，如果雙方都判斷戰事有節制，損失也在可接受范圍內，那就有可能通過保持一種低強度的沖突來避免妥協的政治代價。

換言之，場景4之所以會“長期”，是因為缺乏了場景3中最后提到的“前提條件”。

盡管該場景下戰斗不激烈，但經濟損失會累積增加，只是后果不如長期高強度戰爭那么嚴重罷了。

簡單概括一下，蘭德認為戰爭的路徑主要通過兩個變量來界定：強度和持續時間。

其中，戰爭的強度主要取決于兩國決策者在戰爭初始階段的選擇，而持續時間則取決于雙方繼續作戰的意志——包括意識到戰事持續下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文章后半段，談談蘭德評估報告中一些具有啟發性意義的觀點。

蘭德認為，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國際輿論將對美方更加有利，因為美國具有大量法律條約性質的“盟友”。

歷史上，美國集體防務承諾的官方清單包括與美洲大陸國家（里約熱內盧，1947年）、歐洲和加拿大（華盛頓，1949年）、韓國（1951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1951年）、菲律賓（1951年）、日本（1951年、1960年）以及被大多數人遺忘的部分東南亞國家（1954年馬尼拉條約）。

華盛頓抽屜里保存著世界上最多的安全承諾并繼承至今。

除正式簽約的形式外，美國還用總統聲明等方式將海灣國家和以色列納入其安全保證中。

如果說“核保護傘”，根據2018年核態勢評估報告的統計，被納入美國核武器保護的國家數量有近50個，約占世界國家總數的四分之一。

規模龐大的聯盟雖然不如雙邊或三邊聯盟有效，但在危機狀況下美國往往能夠慢慢將其“激活”。

因為多邊聯盟本身就會出現“隨大溜”的情況，這些國家事實上是團結在一個保護者身后，就像很多生活在美國安保體系中的北約國家，他們軍隊建設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國防本身，而是應付北約的防衛任務攤派。

蘭德認為，在中美競爭的第一階段里，考慮到人口結構、經濟發展、東西方技術隔閡等因素，中國的綜合國力有可能在2030年至2035年間達到暫時性頂峰。

再往后，中國必須要突破一些地緣障礙（比如臺灣）、機制性障礙（內部改革）或重大技術突破，才能迎來“第二春”。

因此接下來的十年（指2016年至2026年）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關鍵窗口期，華盛頓的戰略規劃者需要立即調動資源，做好接受風險的準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這期間威懾中國的能力。

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中國對外采取了建立“非正式聯盟”的方式，對內則采取“全社會競爭”的方式。

正因如此，普通中國人對于大國競爭的感受尤其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