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關鍵，北京LORD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白令陸橋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董事長，“自然中心”創始人，展學工坊?、無題博物館?和古生物農場?創辦人。任職于北京自然博物館，從事古生物學研究近二十年；后赴美深造地球科學與環境專業，并進入國際展覽行業，加上早年在北京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的古生物學和地質學基礎，積累了20年的跨文化、跨學科策展經驗。回國后一直投身于中國自然科學類博物館的創新實踐，致力于推動“自然認知重構”展覽理念落地，打造了一系列融合科學、教育與體驗的新型展示項目。

重構認知見自然　連通人文啟新館

——訪北京白令陸橋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董事長關鍵

博物館里，一場無聲的共謀正在上演：設計師精心準備“正確知識”，觀眾心照不宣地前來“領取答案”。雙方都默認——展覽的功能，就是科普；觀展的意義，就是記住。

關鍵卻覺得，這恰恰是問題所在。他見過太多孩子站在高大的恐龍骨架前眼神發亮，可一看到那些滿是拉丁文學名和地質年代的標簽，就默默轉身走開；他也見過專家在布展陳列中反復核對標本分類，卻從未問一句：“觀眾真的關心這個嗎？”更沒人想過，普通人走進博物館時，真正想問的其實是：“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正是這種雙向的思維定式，讓他開始反思：我們是不是把“展覽”理解錯了？“展”是博物館展示什么，“覽”是觀眾如何看、如何想、如何回應。過去幾十年，我們只盯著“展”——展品多不多、標簽準不準、學科邏輯嚴不嚴謹；卻幾乎忽略了“覽”——觀眾的興趣從哪來？好奇心如何被點燃？思考又該如何發生？關鍵認為，展覽預設觀眾需要“正確知識”，但真實觀眾帶著生活和生存反思、具體困惑和天馬行空的好奇心而來——二者從未真正對話。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打破那些看不見的墻：學科和生活之墻、過去與現在之墻，以及專業話語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墻。于是，從科研崗位跳到創業一線，從引進國際做法到扎進本土土壤，他帶著一個樸素卻堅定的愿望上路：讓博物館不再是沉默的教科書，而成為能“想”、能“問”、能“動手”、能“連起來”的認知場域。

覽而生疑 疑而思變

關鍵發現，真正的危機不在展品不夠珍貴，而在一種根深蒂固的默契：設計師以為觀眾需要“正確知識”，觀眾也以為自己該來“獲取知識”。二者在“科普”的共識下，共同放棄了思考的權利。正是近二十年在北京自然博物館的古生物研究經歷，讓他對這一割裂感受尤為深刻。那時，他每天打交道的，不是化石就是分類表，不是論文就是標本柜。他對自己研究的每一塊骨頭的年代、地層歸屬、演化路徑都門兒清，也深知背后復雜的系統邏輯。但時間越久，一個疑問就越強烈：在博物館里傳播這些知識，觀眾真的需要嗎？他們看得懂嗎？更重要的是，看了之后，能帶走什么？

“我們過去的做法很簡單，”他回憶道，“把標本擺出來，貼個標簽，寫上‘這是什么’‘來自哪個年代’，就覺得任務完成了。”可現實是，觀眾看完就走，既沒產生好奇，也沒引發思考。博物館成了一個“一次性打卡地”，而不是激發思維的空間。展覽功能簡單化導致了博物館在觀眾心目中的簡單化，這可能也是觀眾不遠千里到大城市參觀博物館的原因，他們認為中小博物館既給不了“品位”感，更給不了與自己的關聯感。

這種遺憾，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他赴美訪學時變得更加清晰。在國外，他看到博物館可以是社區的客廳，是親子一起動手的工坊，甚至能圍繞“蜜蜂如何導航”這樣的小問題，展開持續數周的探究活動。更讓他觸動的是，很多成功的中小型館并不依賴藏品數量，而是靠“連接”取勝——把人和知識連起來，把自然和生活連起來。他逐漸意識到，未來中小型自然科學類博物館的出路，不在“有多少標本”，而在于“能不能讓人產生思考”。

接受采訪

2003年非典期間，他臨時決定留在國內發展。起初承接的仍是科學院昆明動物博物館、南京古生物博物館這類大型項目，雖然嘗試引入國際策展方法，但很快發現體制內的慣性太強。館方最關心的，始終是如何把現有標本“展示出來”，而不是觀眾到底需要什么。哪怕加了互動裝置、換了燈光設計，內核仍是“我教你聽”的科普模式。修修補補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他必須另起爐灶。

于是，“自然中心”應運而生。它不像傳統博物館，更像是一個開放的試驗田，同時面向科研人員、普通家庭和游客。通過“展學工坊”“無題博物館”“古生物農場”這些名字聽著有點“野”的項目，團隊試著用故事、問題、動手操作，甚至AI互動，把知識從“背下來的東西”變成“可以摸、可以聊、可以自己造出來的東西”。比如在商場里建社區自然館，讓孩子放學后能順路進來拼恐龍骨架；在學校設自然教育角，讓學生記錄小區里的昆蟲變化；在國家公園配套展館中，用本地生態故事替代全球通識內容。

自然中心

這些年，關鍵帶領團隊完成了數十個項目，出版了八本關于博物館的專著，參與編寫《中國博物館發展》的自然部分，還在國際期刊發表了幾篇古生物論文，包括2016年與科學院一同在NATURE上發表論文。因為關鍵堅信，做好展覽必須有扎實的科學基礎，才能更正確和有效地發揮，才會在實現認知重構上有堅定的信心。也是由于這一信念，自然中心堅持將最新的科學成果帶入各種通俗易懂的展示行為之中，加上在美國學習的博物館展覽學基礎和數年北美展覽公司的工作經驗，堅定了建立“啟發和探索”型展示方式，才是自然科學博物展覽展示的正確路徑。當問他最在意什么？他說，是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展廳里主動問“為什么”，互相爭論某個模型的結構是否合理，蹲在地上反復拼裝——那才是他心里“活”的博物館。

自然中心由此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無論是博物館設計者（包括學科專家），還是觀眾，都已習慣于“知識解讀式”的科普展示。我們是否需要從視角、方法、技術到傳播理念，進行一場系統性的轉變？正是基于這一追問，團隊開始在展品選擇、展示目標、受眾需求與展覽形式等多個維度展開探索，“自然認知重構”的基本思考也由此發端。

自然展覽

覽以啟思 思以重構

“作為設計師，能不能從‘覽’字下手？”關鍵常這樣問。在他看來，真正的展覽不該止于“看見”，而要激發“思辨”——觀眾不是知識的容器，而是能質疑、能推理、能建構意義的思考者。這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指向一場深層變革。

在他看來，傳統博物館的規劃邏輯是典型的“學科中心+線性敘事”：先確定主題，再按哺乳動物、昆蟲、礦物等學科分區，最后用一條“故事線”串起來。這種結構對專家友好，卻與現代人的認知方式嚴重脫節。觀眾生活在信息交織的日常中，他們不會按“昆蟲綱”去理解世界，但會因“為什么蚊子夏天多”“小區里的鳥吃什么”而產生興趣。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可以從觀眾“覽”的角度去“尋根”科學知識？而不是門綱目科屬種？展覽若仍堅持學科割裂，就永遠無法回答那句最樸素的提問：“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參觀合影

今天的觀眾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手機里每天涌入海量內容，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也日益復雜。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識點，而是判斷力、關聯能力和對“關系”的理解——而這恰恰是傳統展覽無法提供的。

因此，自然中心提出三大轉向：第一，從“按學科分展區”轉向“按生活問題組織內容”。自然界本無割裂，為何展覽要強行分區？他們主張圍繞“適者生存”“生態平衡”“人與生物圈”等綜合議題展開，讓觀眾在具體情境中自己理清物種、環境、人類行為之間的動態網絡。第二，從“我說你聽”變成“我們一起琢磨”。博物館不應再扮演“老師”，而要像“服務員”一樣，不斷調整內容、優化互動、創造對話機會。觀眾不是來“接收知識”的，而是來提問、試錯，甚至共創的。第三，別光講“過去發生了什么”“我們從哪里來？”，更要問“這對今天意味著什么”。比如恐龍，不只是遠古爬行動物，還可以拿來理解循環系統、比較解剖；三葉蟲的腳印，也能引出“它怎么走路”“環境怎么影響行為”的討論。為此，自然中心甚至設計了一個“恐龍醫院”，讓恐龍躺在現代診療床上，和人類、青蛙、老虎一起“看病”，拿到科學診斷書！——當然，是用比喻的方式，引發跨時空的思辨。

展區介紹

這些實踐背后，有堅實的理論支撐，尤其是“元認知”理念。所謂元認知，就是“對思考的思考”——引導觀眾反思：“我剛才為什么這么想？”“這個結論靠譜嗎？”“有沒有其他可能？”這本質上是對觀眾認知能力的信任——不再把他們當作被動接收知識的容器，而是具備判斷、質疑與建構能力的思考者。在展覽中，這意味著不直接給答案，而是通過矛盾設定、開放問題、對比模型，激發觀眾自己推理。例如，他們曾構想一個“不可能”的物種：嬉水鴨嘴龍與現代駱駝的雜交體。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怎么可能雜交？但正是這個“荒謬”設定，引發了大量關于新陳代謝、生殖系統、干旱與濕潤環境適應策略的討論。觀眾會爭、會查資料、會畫解剖圖，甚至爭論“如果真存在，它該歸哪一類？”——這一過程本身，就是科學思維的訓練。

基于此，自然中心建立起“博物館庫房里的大特奇+AI深度思考展示”模型。所謂“大特奇”，是指那些非常規，甚至略帶荒誕的展品或設定，其目的不是獵奇，而是打破觀眾的認知慣性，觸發深度思考。同時，在myseum（全民博物館）理念支撐下，自然中心堅信：未來中小型自然科學類博物館，必須以“交流與服務”為核心形式。它們不應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殿堂，而應具備全面的服務姿態——回應社會需求、貼近個體興趣、尊重好奇心，并通過多維手段建立人與自然的聯結。關鍵認為，未來的大部分博物館（除大型博物館和大量珍貴標本場館外）的主要展示方式一定是開放的、交流型的、AI交互式的，而這些博物館的任務是以服務為主，包括對交流內容發展、設備更新、環境營造和各種服務。這樣才能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同步。

展區介紹

為實現這一目標，團隊摸索出“五維一體”的體驗生態：一是沉浸場景，如復原一片熱帶雨林，讓人一腳踏進去就忘了外面；二是多模態交互，讓展品能“說話”，觀眾能用手勢或語音提問；三是研學任務，比如記錄小區昆蟲、參與公民科學項目；四是情感鏈接，把地方傳說、童年記憶、環保議題融進展覽；五是可持續運營，依托用戶生成內容和云端平臺，讓展覽能持續更新，不變成“一次性布展”。這些方法在為山東臨沂人與生物圈展學空間、蘇州科技館巡展、廣東正佳廣場自然博物館，以及南嶺國家公園博物館準備的方案設計中得以應用。

展區介紹

覽有所得 得在問中

衡量一場展覽是否成功，不在于觀眾記住了多少知識點，而在于他們離開時，心里裝著多少個“為什么”。要真正深入“覽”字，除了以好奇為引，更需看見不同觀眾的“出發口”——有人從家庭困惑而來，有人帶著職場壓力，有人因生活難題駐足。博物館的價值，遠不止填補“科普空白”，而在于提供學校難以給予的“智慧膠囊”與“辯證思維U盤”：那些能幫助人理解復雜關系、應對現實挑戰的認知工具。展示物件若能回應新生活方式的功能需求，便不再是沉默的標本，而成為照亮日常的思維伙伴。

關鍵坦言，這條路走得并不輕松。最大的阻力，一方面來自專業圈“以學科為中心”的展示慣性，另一方面來自公眾“博物館=背知識點”的認知定式。許多科學家一輩子鉆研分類學，張口閉口拉丁名、屬種差異，卻很少琢磨：“這些對普通人有什么用？”開專家評審會時，常有人堅持必須按脊椎動物、鳥類、昆蟲分類為中心，“不放學名就不專業”。關鍵苦笑：“可誰真去看呢？觀眾連標簽都不讀，還談什么專業？”

另一邊，觀眾也帶著根深蒂固的印象走進博物館——“這里是科普的地方”“看了就得記住知識點”。有一次，他們在展項里設了個討論區：“恐龍能和哺乳動物雜交嗎？”本意是激發想象和思辨，結果不少家長直接繞開，只讓孩子抄下“正確答案”。關鍵感慨：“他們還沒意識到，提一個好問題，比背十個標準答案重要得多。”這種認知慣性，比技術難題更難突破。

展區交流

他甚至希望，觀眾走進博物館前，能帶著自己的“小九九”——一個生活中的困惑、一個天馬行空的猜想，或一個想驗證的想法。在展覽中，他們不是被動接收信息，而是不斷與展品對話、與自己較勁，在“入口”的好奇與“出口”的反思之間，完成一次認知的來回。最終帶走的，不只是知識，更是對生活問題的新視角、新解法，以及高高興興回家時心里那份“我也可以想明白”的信念。

面對這些，他選擇少說多做。自掏腰包建立展覽，在學校推展學工坊，用真實反饋說話。與林業教育系統合作，開發“自然教育基地”與新質生產力的關聯課程，從口號變成課程、空間和日常活動。他還投資建設研發工廠，與國際在線頻道共建短視頻拍攝基地，發起“創錦賽”大學生科技文化展示創意大賽（傳媒大學賽季、山東大學賽季），吸收年輕人的好想法，反哺展覽創新。

眼下，他正全力推進幾項重點工作：一是與廣東省林業廳合作，打造一套基于“人與生物圈”理念的自然教育體系（南嶺國家公園博物館），弱化單向科普，強化生態意識與生活方式的聯結；二是在幾個科技館的規劃設計中深化“平行時空”概念，讓古生物成為理解量子力學、系統論等前沿科學的橋梁；三是把“古生物農場”模式標準化，爭取鋪到更多社區和校園，讓更多孩子在玩中問、在問中學。近期，他還開始以“新質生產力”為指導原則，探索“自然教育基地”的升級路徑。

如今已過花甲，關鍵卻沒打算收手。“這事還沒做完，”他說，“時代在變，人對自然的理解也在變，博物館不能停在原地。”他希望未來的博物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殿堂，而是街坊鄰居都能走進去、坐下來、聊幾句、想一會兒的“認知伙伴”。他常掛在嘴邊一句話：“所有偉大的發現，都始于一次心動的好奇。”而他所做的，就是守護這份好奇——讓它在展廳里生根、發芽，慢慢長成一片能思考的森林。這條路或許漫長，但他愿意繼續走下去。為了自然，也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