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一個特性，凡是大人打壓的東西，往往都會去偷偷嘗試。

大觀園里的薛寶釵和林黛玉也是如此，雖然兩人面上端得緊，一副大家閨秀，賢淑女子的樣子，但實質上也是膽大妄為之人，甚至跟賈寶玉一樣偷讀禁書。

賈寶玉進入大觀園后，小廝茗煙偷偷買來當時的禁書給他看。

為了避人耳目，春天進節，賈寶玉在桃花樹下細讀。林黛玉前來葬花，意外發現寶玉所讀的《西廂記》。

事情敗露，寶玉只好將《西廂記》借給林黛玉細讀。

林黛玉才思敏捷，只用簡短時間就將其中的內容、人物和事件以及表達的感情記得清清楚楚。

劉姥姥二進榮國府，賈母設宴款待她時，大家說酒令取笑，林黛玉當眾說出了《牡丹亭》和《西廂記》里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紗窗也沒有紅娘報”的詞話。

薛寶釵聽后當時就有所警覺。事后，薛寶釵找到林黛玉，追問她所說從何而來。林黛玉見遮掩不住，只好承認自己讀過禁書。為了緩和兩人關系，薛寶釵也透露自己從小就看過禁書。原文是這樣寫的：

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著他們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薛寶釵在教育林黛玉的同時，透露出她從小讀過禁書被大人打罵。

林黛玉和薛寶釵讀禁書都受“教育”，那么薛寶琴讀過之后，為何還受到肯定和支持呢？

薛寶琴閱讀禁書的事情是從她所做的懷古詩推測出來的。薛寶琴結合自己的旅行，圍繞重要景點，寫了十首懷古詩，其中的《蒲東寺懷古》直接指向《西廂記》，“小紅骨賤最身輕”暗指紅娘角色；《梅花觀懷古》與《牡丹亭》的呼應。這兩首詩透露出薛寶琴也私下讀過禁書。

薛寶琴寫完詩后，薛寶釵說前八首都是有據可查的，后二首不好，讓她另作兩首，林黛玉馬上出面支持薛寶琴，賈探春也是如此，李紈甚至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她原是到過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如今這兩首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簽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廂》《牡丹》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著。”（《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林黛玉和李紈所說是什么，其實是欲蓋彌彰，正話反說，越描越說明薛寶琴讀過禁書。

那么，為什么林黛玉和薛寶釵讀禁書被人制止，薛寶琴讀過之后會受到大家的肯定呢？

根本原因在于：

林黛玉讀禁書，側重于情。

紅學者劉再復在《紅樓夢悟》中分析：“黛玉之讀《西廂》，非為獵奇，乃是 尋找靈魂的印證。她將從書中汲取的‘至情’理念，與自身‘還淚’的神話宿命相結合，從而將個人際遇升華為對生命短暫、美好易逝的普遍性悲憫。《葬花吟》便是這種由‘小我之情’向‘生命之思’轉化的藝術結晶。”

確實如此，林黛玉聽《牡丹亭》里的詞，會想到個人的生活現狀，入了神、傷了心、流了淚。禁書讀的越多，她的感情越豐富，帶來的煩惱也更多。

所以，讀禁書對她是一種傷害。

薛寶釵讀禁書，注重于禮，讀的是遵守禮法、處世智慧。

王昆侖在《紅樓夢人物論·薛寶釵論》中說過：“寶釵是‘看懂了，然后放下了’。她深知《西廂》《牡丹》這類書所載的‘情’，在現實禮法社會中具有的危險能量。她的‘警覺’與‘勸誡’，并非虛偽，而是基于深刻利害計算后的理性選擇。她向黛玉坦白幼時讀過，是一種高超的交際策略——既拉近距離，又樹立了‘改邪歸正’的典范形象，將‘禁書’經歷轉化為彰顯自身德行與智慧的資本。”

在薛寶釵的眼里，反對讀禁書是一種策略，是彰顯個人品行的一種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并不被大家認可，所以，她讀禁書本質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

薛寶琴讀禁書，既不像林黛玉那樣完全陷進個人情緒，也不像寶釵那樣只關心它沖不沖撞規矩。她從小跟著父親天南地北地跑，讀禁書對于她來說，是提高認識的一種方式。

蔡義江在《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中分析薛寶琴懷古詩時寫道：“《蒲東寺》《梅花觀》二首， 確是從《西廂》《牡丹》故事中取材。然而寶琴的旨趣不在言情，而在‘懷古’。她是將戲曲故事當作歷史典故或人文傳說來運用，與其廣博的旅行見聞融為一體，服務于其‘縱覽古今，足跡四方’的宏大敘事。這與黛玉、寶釵的閱讀取向有本質不同。”

所以， 薛寶琴借對禁書詠嘆，其實是彰顯對社會的認知。

林黛玉和薛寶釵與相比，格局小了，所以，薛寶琴讀禁書，沒有人反對，反而有人維護。

三個人，三種閱讀方式，無論是什么樣的書，若是始終囿于個人，終究還是沒格局，只有如薛寶琴一樣，才會受到眾人的追捧，也是正確打開閱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