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頭看十年前那個趴在北大的課桌上，覺得一切毫無意義的自己。我只想抱抱她，輕輕地對她說：“放過自己吧，對自己寬容一些，休息一下吧。”

文丨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趙琳

?本文6130字閱讀8分鐘

29歲的小月（化名），如今仍會不時墜入同一個夢境：她孤身坐在北大的考場里，周遭全是陌生的面孔。眼前的試卷布滿密密麻麻的題目，她卻一道也答不上來。

每次夢到這里，她都會被嚇醒，之后便久久無法入眠。這個夢境，幾乎復刻了十年前她初入北大的經(jīng)歷——作為曾經(jīng)的“小鎮(zhèn)做題家”，她在踏入這所頂尖學府后，經(jīng)歷了全方位的被“碾壓”。往日引以為傲的考試能力蕩然無存，她開始質(zhì)疑自己存在的意義，甚至出現(xiàn)了自殺的行為。

原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曾在2016年發(fā)表有關(guān)“空心病”的演講：“北大一年級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的學生厭惡學習，或者認為學習沒有意義；40.4%的學生認為活著或人生沒有意義，其中最極端的就是放棄自己。”

此后徐凱文做了近十年研究，調(diào)查了152所高校的453萬大學生和7萬中小學生，發(fā)現(xiàn)大學生“空心病”的比例逐年增高，已經(jīng)突破30%，中學生的比例甚至接近50%。這群從小成績優(yōu)異、乖巧聽話的學生，具有強烈的孤獨感和無意義感，他們不知道活下去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而這些問題，家長、學校、社會都未能給出解答。

正如當時的小月。在北大求學的五年里，小月兩度休學，三次住院，最嚴重的時候終日躺在床上，連刷牙、洗臉、起身這樣最基本的動作，都仿佛要耗盡全部力氣。當以考試為中心的價值觀突然崩塌，她被強烈的虛無感吞沒。

這樣的焦慮直到她踏上工作崗位兩三年后才慢慢消退。她逐漸意識到，生活從來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的“考卷”各不相同。被外界定義的“成功”綁架了二十多年后，她選擇給自己松綁，擁抱真實的生活。

這不是一個單純關(guān)于成功或失敗的故事，而是一次勇敢的自我剖析。這個曾在“優(yōu)績主義”軌道上狂奔的年輕人，被系統(tǒng)性壓力擊碎；又在漫長的迷失中，將自己一片片重新拾起，再度叩問生命的意義。

2025年12月6日，小月拿起徐凱文辦公室一本與心理學有關(guān)的書。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攝

以下是小月的自述。

自卑的年級第一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抑郁的這顆種子埋在了高中，甚至更小的時候。

我出生在國家西部一座四五線小城，是別人口中的“小鎮(zhèn)做題家”。從小我由爺爺奶奶帶大，家里沒人過問我的學習。我沒上過輔導班，寫作業(yè)、復習考試都不用別人督促。不知從何時起，我成了這樣一個人：自我驅(qū)動力極強，卻又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

上小學時我就知道，想要得到老師、家長的夸獎，唯一的途徑就是考出好成績。

父親在我上小學時就離世了，母親在外地靠體力勞動賺錢。母親很忙，平時我們通話的機會都很少。小時候她回來看望我，我甚至錯把她認成鄰居。

母親與祖父母不懂我學習上的事情，但他們會出席我的每一次家長會。老師當眾的表揚、同學父母的羨慕，都似乎讓他們直起了腰。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不停地自我施壓，給自己布置任務(wù)，逼著自己不斷向前。

初一到高二，我?guī)缀跻恢笔悄昙壍谝唬?jīng)常以二三十分的差距領(lǐng)先。數(shù)學、物理、英語、地理，只要外面有競賽，老師就會給我報名。有一次學校舉辦競賽頒獎典禮，我每場競賽都是第一名，連領(lǐng)獎臺都沒有下來過。

可自己逼自己，是沒有盡頭的。我的心態(tài)越來越畸形。哪怕只考了一次第二名，我都會痛哭一場，覺得“天塌了”。現(xiàn)在想來，那種偏執(zhí)大概是因為，當時的我眼里只有“成績”這一套評價標準。

在高三那年，我們迎來了更徹底的“刷題模式”。母校與衡水中學簽訂了幫扶計劃，將衡中模式直接搬了過來——照抄作息表，增加早晚自習，早晨跑操喊口號，中午唱班歌、集體宣誓，周考月考用同樣的卷子，連寫字都要模仿“衡中體”……

整個學校的氛圍肉眼可見地變了，壓力撲面而來，學生們浪費一分鐘好像都是罪惡可恥的。為了準備競賽，學校沒有合適的老師教我，我就自己坐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去大學里旁聽數(shù)學和物理課程。

有一次，我與其他同學去省會城市參加物理“省隊”選拔。復試后我自覺考得不理想，還無意中聽到同行的競賽生在背后議論：“以為她能拿金牌呢，沒想到也不行啊！”“努力了這么久，最后名次不還是和我們一樣？”

我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zhuǎn)，強忍住假裝沒聽到。他們是我的“同班”同學——高三時，學校按成績排出了一個“尖子班”，仿照衡中模式，每月根據(jù)名次更換人員。這樣的環(huán)境下很難有朋友，只有對手。

我很自卑。復試成績還沒公布，我就決定跟老師先返校。可剛回到學校，就接到通知：我進了決賽，第二天就要考試。于是我又連夜趕回決賽城市。全校只有我一人進了決賽。

考試時我狀態(tài)很差，發(fā)揮失常，沒能進入“省隊”。那段時間，我總感覺同學在背后嘲笑我，接連幾次高考模擬考失利后，老師也頻繁找我談話。

我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常常到了飯點卻毫無食欲。我覺得自己糟糕透頂。有一次走在學校四樓的走廊上，忽然就想縱身一躍，離開這個世界。只是在最后一刻，我害怕了，“怯懦”地活了下來。

高考前，我通過了北大的自主招生計劃，最終順利考入。在許多人看來，這是榮耀的開始；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場噩夢的開端。

2016年1月期末考試后，小月在夜晚拍了一張宿舍樓道的照片。她覺得這象征著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被黑暗充斥，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走到光明的地方。受訪者供圖

考上北大卻患上“空心病”

我考上了北大的計算機系，然而曾經(jīng)霸榜年級第一的我，在上大學第一個學期，便收獲了人生中第一次“掛科”。

很多同學從初中就開始參加信息學競賽，有的甚至已拿過國家級乃至更高的獎項。而我第一次知道C++，是在大一。在此之前，所謂的微機課上，大家也只是偷偷打開電腦玩掃雷。

計算機專業(yè)是我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經(jīng)濟管理類。我對這兩個專業(yè)一無所知，老師和家長也不了解。只是在我高考的2014年，這些都是炙手可熱、前途光明的專業(yè)。于是我和許多同學一樣，紛紛涌向這些熱門領(lǐng)域。我們就像一群魚，盲目游進不同水域，最終能否適應，全憑運氣。

計算機系的課程對于我來說壓力巨大。我完全看不懂代碼，那些單詞分開我都認識，可組合在一起，我卻無法理解其中的邏輯。

我曾試圖把高中的學習模式復制到大學。我整夜泡在通宵自習室，白天困了就趴一會兒。但休息不足讓頭腦昏昏沉沉，通宵的效率或許還不如別人專注的一個小時。

我像是參加專業(yè)馬拉松比賽的業(yè)余選手，不僅前進得比別人慢，甚至連起跑線都落后了好幾公里。

小時候我的學習能力不錯，幾乎只要理解了內(nèi)容，無需刻意背誦就能記住。但在計算機的學習上這些能力全部失效。我總覺得腦子昏昏沉沉，像罩著一團霧，還常常手抖、耳鳴。不僅是記憶力與理解力在衰退，我開始整夜失眠，睡不著時就跑到未名湖邊散步，腦中不斷冒出消極的，甚至危險的念頭。

后來我才知道，這些都是抑郁癥的軀體化癥狀。

那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拼命學計算機，只是覺得掛科太丟人。中間有一次轉(zhuǎn)專業(yè)的機會，我也放棄了。雖然學得很痛苦，但是我不知道還能轉(zhuǎn)去哪里。從小到大，我從未有機會認真思考：我究竟想要過什么樣的人生？

那段時間，北大心理中心的徐凱文老師發(fā)表了關(guān)于“空心病”的演講，其中提到，有30.4%的北大新生厭惡學習，或認為學習沒有意義；有40.4%的新生認為人生沒有意義，不知道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當徐老師把演講文章轉(zhuǎn)給我，我才知道原來有那么多同學和我一樣。當以考試為中心的價值觀突然崩塌，我們被強烈的虛無感吞沒。

離開家之后，我才逐漸意識到，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多么單一和匱乏。

我生活自理能力差，上大學前很少自己洗衣服，連坐火車、打車也不太會。我不會做飯，不會管理時間和金錢，甚至不知道10元、100元能買到什么東西……

我只需要“搞好學習”，其他一切都有家人代勞。我就像個只會學習的“書呆子”，當“學習”這唯一能證明我的支柱倒塌時，所有的反噬都來得格外猛烈。

為了治療我的失眠，我找到醫(yī)生開了一些助眠藥物。但后來我還是睡不著，我逐漸放棄了吃藥，但依然定期去醫(yī)院取藥。

某個再次失眠的深夜，我服下大把安眠藥。那一刻，我沒有感到解脫或平靜，反而立即后悔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校醫(yī)院，只記得護士讓我大量喝水，然后開始催吐。

再次醒來時，我已經(jīng)掛著點滴，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醫(yī)生在我昏迷的時候，完成了洗胃。

2025年12月6日，小月在徐凱文的辦公室外。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攝

最大的自我救贖是“放下”

住院的那一個月，是我大學五年時間里，少有的放松愜意的時刻。在這里，大家沒有手機，完全與外界隔絕。

我們跟著護士運動，閑暇時聚在一起聊天、做游戲，回歸最樸素的生活。我不規(guī)律的作息在醫(yī)院得到了矯正，曾因生活紊亂而來的壓力與焦慮，也漸漸減輕。

但出院回到學校后，我仍然不適應。仿佛那個誤入桃花源的武陵人，重返現(xiàn)實之后，發(fā)現(xiàn)曾經(jīng)困擾我的問題，依然原封不動地等在那里。

臨近期末，我更加焦急，老師提出一個建議——也許我可以考慮休學。如果再強撐下去，期末考試很可能會面臨不及格，與其這樣還不如休息一年。當時的我覺得這樣有道理，于是便申請了休學。

被抑郁癥籠罩的那段日子，我的記憶模糊而混亂。至今我都回想不起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年休的學，只記得休過兩次，住過三次精神病醫(yī)院。

同年入學的同學，出國、實習、考研，而我像一個異類。只要一想到考試，抑郁和焦慮便層層加重。最終我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抑郁和躁狂交替發(fā)作。

躁狂狀態(tài)下，我對表演瘋狂著迷，積極參加社團，投身話劇演出，體驗演員身上不同的精彩人生；而抑郁狀態(tài)下，我逃避與人接觸，不想起床，連最基本的洗臉刷牙，都要耗盡全身力氣。

我那時候反復問自己，活著究竟有什么意義？但找不到答案。我是真的病了。

最后一次嘗試自殺時，我又翻出家里所有的安眠藥，無法抑制地邊哭邊喂給自己。聽到哭聲趕來的母親，跪坐在我的對面，淚流滿面地哀求我不要吃藥。那是我記憶中母親為數(shù)不多哭泣的瞬間。我又一次住院了。

被抑郁癥控制的那段時間，我做過最正確的事情，就是求救。我在北大的心理咨詢室認識了徐凱文老師，每周會和他聊上一小時，找到一個出口傾訴出來就有一定幫助。

我還參加了他在北大開設(shè)的心理項目，連我在內(nèi)一共九個學生，來自不同專業(yè)，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直到現(xiàn)在大家仍保持聯(lián)系，偶爾回北京還會聚在一起，聊聊彼此的近況。

學院的老師幫我介紹了實習工作，精神病院的治療最終也穩(wěn)穩(wěn)地托住了我。在抑郁的黑暗中，能主動尋求幫助不是軟弱，是我在康復過程中邁出的最勇敢的一步。

在考上北大的第五年，僅有的兩次休學機會都已用盡。按剩下的學分算，我只剩一個結(jié)局：退學。幸好那時北大還有“本科轉(zhuǎn)專科”的政策，可以憑著已修的學分轉(zhuǎn)到專科畢業(yè)。這是一種淘汰，也是一種救濟。

我沒怎么猶豫就決定了。我遞交了材料申請，跑前跑后辦完手續(xù)，當我拿到蓋著鋼戳的畢業(yè)證書時，負責蓋章的老師看了一下我的證書，依然笑著對我說：“恭喜你，畢業(yè)快樂！”

我當時只覺得解脫。最大的自我救贖，便是“放下”。

2025年12月6日，小月從上海來到北京出差。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攝

生活從沒有標準答案

畢業(yè)后的我并未立刻擺脫迷茫。學生時代，我有明確的考試目標與范圍，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備考、參加考試并取得一個結(jié)果。但是工作完全不同——沒有設(shè)定清晰的時間節(jié)點或具體目標，所有任務(wù)都需要靠自己規(guī)劃、收集信息。這種無人命令與安排的高自由度，讓剛剛走出校園的我很不適應。

曾經(jīng)的我覺得考上好初中是為了上好高中，考上好高中是為了上好大學，但從未認真想過：大學畢業(yè)之后呢？下一個時間節(jié)點是什么？

時間從來不是塊狀的，不應被簡單切割成小學、中學、大學這樣孤立的階段。生活也從來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的“考卷”各不相同。

專科畢業(yè)后，我曾入職游戲公司，做過網(wǎng)文運營，也負責過短視頻劇本創(chuàng)作。大學期間的劇社經(jīng)歷，為我打下了一定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基礎(chǔ)，加上自身的熱情，我在這些工作中逐漸如魚得水。

這種成就感與以往截然不同。從前的考試面對的是一道道有唯一答案的題目，而現(xiàn)在的任務(wù)幾乎都有多種解決方式，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可能。

我慢慢想清了自己的職業(yè)方向，跳到一家音頻和海外直播的內(nèi)容公司。在這家公司，我負責了整個App的內(nèi)容生態(tài)搭建，過程充滿挑戰(zhàn)與阻礙：我獨自邀請創(chuàng)作者加入，做海外投放、宣傳推廣……這些困難讓我的心態(tài)和能力得到了磨煉。公司的老板很認可我，后來他也成了我的天使投資人。

2023年6月1日，我創(chuàng)立的音頻制作公司通過審核，那天剛好是兒童節(jié)。

小時候，我沒什么特別喜歡的事物，也常常覺得生活缺乏意義，因為我總是被外界、被某種既定的系統(tǒng)推著向前。我的生活中只有成績，時間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

直到最近兩年，我才意識到生活應該是什么模樣——我喜歡上了動漫，養(yǎng)成了寫手賬和日記的習慣，還愛上了徒步和爬山，親近大自然讓我的狀態(tài)越來越好。

我意識到，生活不應只有工作與學習，也要允許自己休息、睡覺，甚至無所事事。時間的暫停鍵被松開，將近三十歲的我，好像重新養(yǎng)育了一遍小時候的自己。

創(chuàng)業(yè)兩年多來，我經(jīng)歷了無數(shù)艱難阻礙，哭過，笑過，遭受過背刺，也收獲過贊賞，但我的心態(tài)已徹底改變。以前遇到困難我總會想，“活著還干什么？天天受苦。”如今我卻相信：不管多難，總會熬過去，天無絕人之路。

今年，我在廣播劇之外嘗試拓展心理服務(wù)，做一個類似“心靈客棧”的解壓舒緩類項目，目前仍處于最小可行性測試階段。我在自己600多人的粉絲群里發(fā)起招募，參與測試的朋友們反饋還不錯。我希望打造一片心靈的棲息地，像一個個小花園，讓那些隱藏的情緒被看見、被在意，也能有一個釋放的出口。

如今距離我高考那年已經(jīng)過去了11年，我有時還會夢到考試，然后被嚇醒。直到2021年我換到第三份工作時，腦子混沌的狀態(tài)才慢慢消散。

我其實被“優(yōu)績主義”綁架了很多年。這是近幾年流行的新詞語，指一個人才能越高、學習工作越努力，獲得的回報理應越大，即“能力+努力=成功”。如果沒有獲得世俗標準中的成就，便是不夠努力，也稱不上成功。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成功”并不僅由能力和努力決定，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我們一直有較強的“優(yōu)績主義”傳統(tǒng)，體現(xiàn)在教育里便是“唯分數(shù)論”。至今依舊有太多學生像當年的我一樣，被困在分數(shù)里，連休息都覺得是一種“罪過”。這樣真的對嗎？

在我看來，學習以外的能力，或許更為重要。我在高中學到的知識大多已忘記，但后來接觸到的理財、人際往來，成了我生存下去的必備技能。

我依舊在按時吃藥，也仍然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刻，但這都很正常。網(wǎng)絡(luò)上有一段話很能治愈我：

如果你的心情生病了，那就先當一棵植物，吃吃喝喝、好好睡覺，曬曬太陽、慢慢長大，什么也不想，讓自然的力量治愈你的心靈。

然后，你需要變成一只動物，接納所有的欲望，正視你的需求、憤怒和好勝心，釋放內(nèi)心的野性，找回自己的力量。

最后，你需要變回一個小孩，重新照顧自己，拾起對世界的好奇、熱情和勇氣，像孩子一樣純真和快樂，讓生活再次充滿希望。

如果累了，那就退回去，重新變成一棵植物。

再回頭看十年前那個趴在北大的課桌上，覺得一切毫無意義的自己。我只想抱抱她，輕輕地對她說：“放過自己吧，對自己寬容一些，休息一下吧。”

那時的我，或許仍然聽不進去這些話。但沒關(guān)系，慢慢來，我終究會走到這里，看見此刻的風景。

星標“剝洋蔥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