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透過窗戶，在咨詢室投下溫暖的光暈。我的孩子，三歲多的小小孩，開心地從沙盤架上挑選玩具，給它們“做飯”、“沏茶”，扮演著有力的照顧者角色。

這本是一個美好的陪伴時光。然而，一股莫名的焦慮在我內心升起。當孩子給三只小狗拿了兩個盤子時，我動了，“幾只小狗呀，幾個盤子呀，我們數一數，一、二，是不是兩個？還差一個呀？”

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識到，我當下的反應就是一個普通的母親（充滿責任與期望），而不是“工作狀態中的心理咨詢師”——節制、觀察與跟隨的專業人士。

而后，當孩子在25分轉向另一個游戲——魔方。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學校老師對TA注意力方面的提醒，心里開始擔心“他是不是有注意力方面的問題？”“哦，好像還好，TA挺專注的”……

剩下的時間，

“媽媽，它怎么站不住呀？”

“媽媽，你幫我把那個拿過來”

“媽媽，我不想玩這樣，我想玩那個”

50分鐘下來，我早已擺爛——完全如同一個在露天公園的沙坑看孩子玩沙的媽媽，你愛玩什么就玩什么吧，不時欣賞、好奇兩句；ok，玩完了，很好，收拾一下，走吧……

我不是一個咨詢師，我的內心跟真正進行一場咨詢完全不同?。?！

這段經歷，也讓我思考：我們常說“買個沙盤回去跟孩子在家玩”跟真正的沙盤咨詢是不一樣，這里究竟有怎樣的不一樣，除了一個是具有專業的知識背景和受訓，一個是自學成才的父母，究竟還有怎樣的不一樣？

同樣是面對一個在心靈象征世界中馳騁的個體，母親的位置與心理咨詢師的位置，究竟有何不同？雙重身份切換的背后，“我”作為另一個在場的主體，有著怎樣的內在體驗？

01

雙重身份切換的幻想

與失去咨詢師的位置

在陪伴孩子游戲的一小時內，是雙重身份的切換嗎？坦白講，很難做到。我更多的是在母親的位置，無法把孩子當成真正的來訪者，也忘記了自己的另一個身份——心理咨詢師。

在那一小時里，我是TA的媽媽，TA是我的孩子，我投向TA的目光里帶有社會性與發展性的目標——TA需要加強數學認知、TA需要更專注。

于是，在游戲中，母親的目光越過了游戲本身的樂趣與象征，指向了“教育成果”：“這是幾只小狗？”“需要幾個盤子？”背后的意圖是希望糾正認知、傳授知識。游戲淪為達成教育目標的載體。

而咨詢師的位置，則堅定地“以來訪者為中心”，創造安全的空間，鼓勵自性的發展，它是過程性的、體驗性的。咨詢師不會將外部道德標準帶入咨詢室，其焦點在于跟隨來訪者（兒童）的游戲歷程，好奇于TA內在世界“這些小動物在干什么呀？”“這只小狗是誰？”“這只小狗好像有些不開心”……這里沒有對錯的評判，只有對心靈自主探索的呵護與鏡映。

02

焦慮淹沒了中立與好奇

在母親的位置，母親關注的是孩子的社會表現，會對孩子產生社會評價。比如，當孩子變換游戲，母親立刻聯想到學校老師對其“注意力不集中”的評價。這是母親內在的焦慮——對孩子未來適應性的關切，也是母愛中保護性焦慮。

而咨詢師的位置，則是努力保持“中立與好奇”。咨詢師對行為現象本身感興趣，而不急于將其病理化或簡單歸因。孩子注意力的轉移，在咨詢師看來，可能是動力的流動，可能是潛意識的表達，“TA剛才怎么了？”“是受挫了嗎，想要轉移下主題，來緩解挫敗感，或者TA在喂養游戲力中體驗到更多自我力量，借由這些力量，想探索更有難度的任務”……來訪行為的變化，是需要被理解而非評判的現象。咨詢師如同一張白紙，給來訪者的真實體驗留出空間。

03

行動干預與節制涵容

當孩子遇到困難，如玩具站不穩時，母親的位置傾向于快速干預，以解除孩子的困境和可能的負面情緒。母親常直接上手調整，或提供解決方案，旨在恢復游戲的順暢，避免孩子體驗過多的挫敗。這是一種直覺行動。

而咨詢師的位置，則強調“節制”與“涵容”。面對來訪者的困境，咨詢師的首要工作是情感鏡映與命名，“對哦，它站不穩，你感到遇到困難了，是嗎？有一點挫敗，有點沮喪哦?！?strong>通過語言為情緒賦形，幫助來訪者識別和涵容自己的情感體驗，慢慢轉化情感。

咨詢師不做直接解決者，而是陪伴、等待、將來訪者體驗到的未命名的、原始的情緒情感，言語化、命名化，陪伴TA涵容自己的情緒并發展出自我效能感。

如果來訪的鞋子掉河里了，母親是直接幫忙打撈，避免孩子碰水涉險，而咨詢師則是把鞋子拿到來訪者夠得到的位置，陪他自己用棍子多次嘗試自己打撈，最后為他的成功喝彩。

04

共生焦慮與保持界限

母親與孩子之間存在著深厚的情感依戀與部分無意識的共生感。孩子的情緒很容易直接牽動母親的情緒。當孩子說“你幫我拿過來”，母親的位置時，有時難以區分“孩子的需要”和“我認為孩子應有的需要”，在給與幫助與鼓勵獨立之間會晃動。

而咨詢師的位置，則建立在適度邊界之上。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是專業的工作聯盟，有明確的界限，比如，不能與來訪有肢體接觸；覺察反移情和付諸行動。

當來訪說“你幫我拿過來”，咨詢師是將非語言的部分語言化、無意識意識化，“你想靠近/依戀一下我，想我幫幫你，是嗎”或者“哦，你生我氣了，因為……現在用兇兇的語氣說‘哼，你幫我拿過來，我才原諒你’”或者“你覺得剛才你責備了我，現在讓我幫你，如果我幫你拿，我愿意為你做點什么，我們好像和好如初了，是嗎”。

咨詢師深切地共情來訪者的情緒與需要，但這種共情是經過反思的，旨在幫助來訪者理解自己的內在沖突與需要，而非直接行動化。

05

“我的孩子”與“獨立的他者”

在母親的位置上，孩子是“我的孩子”，我是我孩子的母親。母親的視角難免帶有“這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好”的主體性投射。孩子的表現與“我”作為母親的自我認同感、成就感、價值感緊密相連——“我是一個還不錯的母親”。

而咨詢師的位置，面對的是“獨立的他者”——一個擁有獨立心靈世界的來訪者。咨詢師的任務是暫時清空自己的需要與期待，盡最大努力去理解并協助那個獨特的主體。咨詢師認同的是專業角色所要求的匿名性、利他性與服務于來訪者福祉的倫理準則。

06

母親的α功能和咨詢師的α功能

比昂提出，成熟的照顧者（母親）需充當一個“容器”，接收并消化嬰兒投射出的無法忍受的原始心理碎片——即“β元素”（原始、混亂、未處理的感覺印象和情緒）。通過母親自身的思考與涵容，β元素被轉化為可以被理解的“α元素”（經過消化、可被思考的情緒與體驗），再返還給嬰兒，使其逐步內化這種心智能力。

在母親的位置，當孩子“不識數”、“注意力轉移”，這些現象觸發了“我”內在的焦慮——社會評價的壓力（老師反饋）、對育兒“不夠好”的潛在恐懼、對孩子未來發展的擔憂等。

于是，“我”內在的容器功能、心智空間被擠壓，自身焦慮以行動化——直接提問、糾正——來處理這些不舒服的感受。這同時也將未經消化的“β元素”（焦慮）又投射回到孩子那里，打斷了孩子對游戲體驗的深度探索與消化過程。

而在咨詢師的位置上，理想狀態是努力維持強大而穩定的“容器功能”。面對來訪者游戲中的種種象征與行為，咨詢師致力于涵容其中可能投射出的混亂、沖突與強烈情緒（β元素），不急于用解釋或行動去化解，而是通過好奇的提問、情感的命名、陪伴的觀察，嘗試將這些原始的素材轉化為可供思考與敘說的心理內容，促進來訪者心智化能力的發展。

07

咨詢師所創造的“過渡性空間”

沙盤游戲，是一種充滿象征性的游戲，是一個精心構建的過渡性空間。在這個介于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的“過渡性空間”，兒童可以安全地體驗全能感、創造意義、處理焦慮、整合愛恨和內在沖突。

但在母親的位置，“我”在那一刻由于自身的焦慮，可能更接近“侵入性的母親”，將外部教育目標、社會規范帶入孩子自主創造的游戲中，侵入了孩子的過渡性空間，干擾了孩子利用游戲進行自我整合的過程。

孩子在沙盤游戲中，本是在處理喂養、照顧的主題，探索力量與關懷，這關乎其內在情感現實。而母親位置的提問，將游戲強行拉向了外在認知任務，打斷了其對內在世界象征性的表達與探索。

而在咨詢師位置，則所有技術——好奇游戲內容、描述關系、探索敘事、命名情緒——其核心目的都在于守護和拓展這個過渡性空間，為孩子的創造性自我提供安全的抱持環境。咨詢師愿意進入孩子內在象征世界，不引入外部議程，在跟隨、鏡映、澄清中，幫助孩子在這個空間里更自由地編織他的故事，表達他的沖突與需要，從而促進其真實自體的浮現和成長。

結語：

這場發生在沙盤室內的、悄無聲息的“位置滑移”，讓我更清晰地體驗到，母親的位置與心理咨詢師的位置，是有不同的關系本質、社會功能和倫理要求。

“我”位置的滑移：

作為母親，與孩子共生、對其未來負責、承載社會期望的自我，在面對特定刺激（外界對孩子的評價、孩子發展性方面）時，其焦慮浮現，試圖通過“侵入”和“指導”來掌控局面，緩解為人母的焦慮。

作為咨詢師，受過訓練、致力于理解無意識、相信自主性的專業自我，倡導“節制”、“涵容”與“守護空間”，在沙盤室里，母親身份所攜帶的原始焦慮與責任，淹沒了咨詢師角色所要求的反思性容器功能。

這50分鐘的體驗，讓我更真實的體驗到了心理咨詢中雙重身份的困難，以及“母親身份”“咨詢師身份”的不同功能。這場“位置”之思，也是一個珍貴的、思考的禮物，讓我反思在咨詢中，我真的穩穩坐在咨詢師的位置上。

徐文嬌

廣州聽說吧心理咨詢中心高級咨詢師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

醫學院校應用心理學畢業;

沙盤游戲咨詢師

廣東省心理學學會會員

精神分析專業委員會會員

▎本文為廣州聽說吧心理咨詢中心原創文章，已做原創保護，轉載時請標明出處，未經許可擅自使用者，本公司保留依法追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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