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頭銜，正在文旅項目里“通脹”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空間秘探”，作者：途覓。

“如果你想成為什么，不要去學，直接去是。”這是博主Jacob’s studio一段視頻里的說法，他對著鏡頭侃侃而談自己的“頂級心法”：如我想成為藝術家，就買畫框、畫筆和顏料——直接成為藝術家，根本不用去央美、國美苦苦修煉。“直接成為”，是成長最短的路徑。

鏡頭一轉，他展示自己筆下那些被稱作“狂花”的作品，網友笑稱像“大腸”，甚至調侃要當他的“主治醫生”，他也順勢接梗：“直接手術。”

在這套“直接成為”的邏輯里，想當注冊會計師？直接算賬。想成有錢人？直接揮霍。想當市長？直接為人民服務。一場幾十萬點贊的狂歡，把 “直接成為”推成現象級熱梗，也把“成為”這兩個字，從理想拉進了段子。

網絡似乎把藝術簡化成一個“敢”字——你敢說，就有人敢信；你敢做，你就是藝術家。正如很多文旅酒店項目，駐地藝術變成營銷方法論，歌手、插畫愛好者、書法老師、攝影者、陶藝師……在不少藝術駐留計劃中，他們統一獲得一個奪目的頭銜，那就是“藝術家”。當大眾藝術悄然馴化人們的藝術審美，也就不自覺地站進那群“敢信”的人群中，成了藝術家頭銜“通脹”的推手。我們不得重新審視這場“精英主義的幻覺消費”……

當藝術家成為“供應商”和“氛圍組

近年來，“藝術駐留”熱度持續攀升，其發起方已不限于早期的美術館與國際機構，更擴展至地方政府、商業品牌及各類文旅項目。一時間，古鎮、村落、酒店、民宿也都紛紛掛起“藝術駐留”的旗幟。

隨手翻閱社交平臺，便能看到大量的藝術駐留招募筆記：

9月初，海南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發起“開啟藝術之門 青年藝術家駐地共創計劃”，邀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和創作者們駐留石梅灣1-2周；

9月底，三亞山海天傲途格精選酒店發起“傲途格藝術共創計劃”，開放大堂、T臺泳池、無邊泳池、三大餐飲空間四塊場域；

10月，“全季·青年藝術計劃2025年度駐留”正式啟動，邀請藝術家在上海全季酒店吳中路店進行藝術創作；

11月，由南怡島公司與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合作主辦的“韓國春川南怡島酒店靜觀樓文學駐留計劃”發起招募，支持作家在自然環境中專注創作……

“藝術家”正在被加速植入各類商業與文旅場景之中。

以海南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為例，其招募的藝術家類型多樣：插畫師、漫畫家，為酒店設計限定主題房軟裝，創作《艾美旅行手賬》系列插畫；裝置藝術家、雕塑家，用環保材料打造沙灘光影裝置；攝影師，用膠片質感詮釋酒店的度假氛圍；作曲家、音樂人，創作融合海浪聲的環境音樂，為大堂、SPA定制專屬BGM，在沙灘音樂會上即興演奏；戲劇、即興表演藝術家，在大堂及餐廳演繹"碎片化即興戲劇"，打造戲劇主題房；花藝師、香氛設計師，設計季節性花藝裝置，打造植物療愈工作坊……

藝術形式幾乎覆蓋所有可被展示與體驗的環節。本應是藝術融入旅行生活的美好圖景，然而熱鬧背后，某種異化也正在發生。

藝術家入駐后，迎接他們的未必是自由創作的尊重，而可能是一張緊密的“時間節點規劃表”：兩周考察、一個月提案、兩個月交出可用于宣傳的“打卡作品”。藝術創作被壓縮為標準化生產，藝術家成為項目方眼中的“內容供應商”。

另一種情況是，藝術家淪為開幕活動中的“高級氛圍組”，即盛裝出席、剪彩發言、接受采訪，其作品則成為提升空間調性的文化背景板。活動結束，人走茶涼，作品與當地社群、土地之間并未建立真實聯結。藝術，仿佛只是鍍在商業外殼上薄薄的金邊。

項目方收獲了文化調性與傳播素材，藝術家則在履歷上添了一筆資歷。表面看來，這是一場合乎邏輯的“雙向奔赴”。然而，在這場快速消費的交易中，藝術本身反而成了最不被珍視的一環。

許多文旅、酒店項目的藝術駐留招募似乎并不能真正吸引到“藝術家”，而是招募著一群愿意被規則“綁架”，借此鍍金的“供應商”。當這群“內容供應商”以藝術之名參與駐留，“藝術家”這一身份，也就如同超發的貨幣，在此類項目中悄悄“通脹”。

社交平臺上，不乏對這類駐留項目的吐槽。有參與者直言其為“白嫖行為”：“只提供住宿，卻要交出作品、舉辦講座，甚至自付住宿費，美其名曰支持青年藝術家，實則是自費打工。”評論區的觀點也呈現分化：有人痛陳藝術環境之差，批評年輕創作者如“韭菜”般被收割；也有人認為，未成名的藝術家本就需以勞動換取曝光，各取所需無可厚非。

許多參與者“以勞動換履歷”，而主辦方則借此低成本獲取藝術附加值。雙方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共謀，導致藝術駐留逐漸背離其初心。

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駐留項目，一個核心問題無法回避：繁榮之下，藝術駐留究竟為地方、為藝術、為藝術家自身留下了什么？當駐留期滿、鮮花與掌聲散去，真正沉淀下來的是什么？這迫使我們回到原點，去重新審視藝術駐留的初心與異化。

藝術駐留，源自一種創作支持模式…

藝術駐留作為一種創作支持模式，其核心價值在于為藝術家提供一段專注的創作時間與工作空間，使其能夠暫時脫離日常環境與既定流程，專注于藝術探索與實踐。

從歷史源流來看，藝術駐留的模式早在17世紀便已出現雛形。例如法國的“羅馬獎”，其獲獎者可獲得前往羅馬美第奇別墅進行駐留創作的機會。這類項目的本質并非提供旅行資助，而是讓藝術家沉浸于文藝復興的藝術遺產中，通過系統性的研究與對話，拓展自身的創作視野與技法體系。

至20世紀，一些知名藝術家的工作室也逐漸成為跨地域藝術交流的節點，如康斯坦丁·布朗庫西在巴黎的工作室，曾吸引多國藝術家前往交流與創作，形成了一種自發性的駐留網絡。

在理想狀態下，藝術駐留主要圍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藝術家在不受干擾環境中的自我沉浸與創作推進，二是在地文化、環境與藝術家實踐之間的互動與激發。前者強調創作過程的獨立性與實驗性，后者則注重藝術實踐與特定場域之間的對話關系。

對藝術家而言，其提供了跳出慣常語境的機會，在陌生環境中獲得創作刺激與反思空間；對酒店而言，真誠的藝術對話能超越表象的“文化調性”，塑造具有精神吸引力的場域魅力。

由此可見，藝術駐留參與文旅項目本身是具有一定價值的。甚至在最理想的狀態下，藝術能成為連接酒店與所在地的橋梁，通過對地方文脈的當代解讀，既豐富游客體驗，也為本地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然而，當這套理想化的模式，被置入“效率至上、流量為王”的文旅與商業邏輯中，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異化。——對藝術家來說，創作從一種探索，變成了完成任務；對項目方來說，支持藝術從一種長期投資，變成了快速鍍金。

正因如此，無論是文旅項目還是酒店策劃，開展藝術駐留項目都要有所警惕：警惕藝術淪為“裝飾品”，當創作被簡化為滿足拍照打卡的視覺素材，便失去了與空間、在地文化的深度對話；警惕流程陷入“標準化”，若以嚴格的時間節點和交付要求束縛創作，將抹殺藝術最珍貴的實驗性與偶然性；警惕合作止于“交易化”，若雙方關系僅停留在資源置換，酒店獲得宣傳素材，藝術家換取履歷資歷便喪失了駐留本應帶來的思想碰撞與精神滋養。

許多藝術駐留項目都太著急了，它們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是馬上能拍照發朋友圈的“網紅裝置”，是能寫在招商手冊里的“文化標簽”。于是，為了達到要求，藝術駐留中“藝術家”的門檻被迫不斷降低……

而歸根結底，文旅酒店項目中藝術駐留的成敗，就在于能否超越短期功利計算，回歸對藝術規律與創作過程的真誠尊重。這既是避免“藝術家”頭銜通脹的根本，也是實現其長期價值的核心。

當下，許多做的比較好的藝術駐留項目大多和藝術鄉建有關，例如青山村：從“藝術家”到“數字游民”，青山村不僅歡迎藝術家，還通過 “青山青年社” 等共享空間，吸引廣泛的數字游民前來工作和短居。這些擁有創意和網絡連接能力的新鮮血液，為鄉村帶來了更持續的關注度和創新活力。

或許這才是藝術駐留本該有的樣子，一場藝術家與地方的雙向對話。

失去鋒芒的藝術，還能為我們所用嗎

當下，我們好像活在一個特別矛盾的時代：一方面，成為“藝術家”的門檻看起來史無前例地低；另一方面，成為一個被真正被認可的藝術家，又好像比任何時候都難。

這就像藝術的邊界，一邊在瘋狂地向外擴張，一邊又在劇烈地向內收緊。

向外擴張，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想法、一段視頻、一個行為，甚至一個梗，都可能被看作是藝術。正如博主Jacob’s studio，通過一個“直接成為”的現象級熱梗，原本無人問津的作品被成功賣了出去。

“人人都是藝術家”，博伊斯所表達的，并非鼓勵人人都投身藝術創作，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家。他的理念是，藝術創作不應局限于畫室與畫廊，而應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看來，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里都能成為“藝術家”，用創造性思維去突破、革新。

這也意味著，藝術邊界的向外擴張，不僅表現在“藝術家“頭銜的通脹，也表現在藝術家們正在突破既定范圍的創作。

例如剪紙家藝術家宋昕，將剪紙與性相結合，打破了人們對于兩者原本的認知。同時，相比于將作品放置于博物館或是藝術館中，宋昕選擇了更接地氣、更有挑戰性的公共場域——地鐵站、火車站。

“畢竟能去博物館和畫廊的人是少數，但是在地鐵站里，人們來來往往。或許我的作品能讓奔波的人駐足欣賞，觸動到一些人，讓他們感受到一些不一樣的生活美感，我覺得這就是藝術存在的價值。”

當藝術以俯身的姿態扎根大地自由揮灑，創作回歸生活現場，地方的細微日常通過藝術的語言被重新講述并融入生活，藝術才真正完成了它的“駐留”。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或許能找到那個問題的答案：藝術既需要無邊界的勇氣，也需要有邊界的堅守，前者賦予它自由的靈魂，后者則給予它穿越時間的力量。

初到美國，宋昕發現紐約街上的黃色畫報居然可以隨便買，42 街最繁華的地段立著 CK 巨幅內褲廣告，這些大膽奔放的圖畫對一直受到東方含蓄教育的她產生了極大的文化沖擊。后來，宋昕在做雜志剪切作品時表示，情色本身就有著陰陽結合的意味，用剪紙的媒介再合適不過，而剪掉的部分反而能給人帶來無限的想象空間，含蓄的表達比直白的沖擊更耐人尋味。如今，在紐約的地鐵站，中央火車站等各處公共區域都可以看到宋昕的剪紙作品。

同時，藝術的邊界在另一個意義上，又異常地收緊了。現在，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能經得起時間品讀的藝術家，需要的恰恰不是“敢”，而是那種近乎笨拙的專注，是不斷自我質疑的深刻，也是面對誘惑時的定力，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份對待創作的不妥協。

換句話說，當“藝術家”的名號變得越來越不值錢，那條通往藝術內核的、真正值得走的路，反而在迷霧中顯得更加清晰和狹窄了。

回過頭看，文旅項目里的那些“通脹”現象，不過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縮影。如果我們創作的出發點就是服務酒店服務項目本身，那么我們所獲得的作品往往也失去鋒芒。

坦率地講，在國內的不少藝術駐地計劃中所出的作品，都不過是完成了一些空間策展的零件罷了，成為游客的打卡背景板。事情本身這并非壞事，出問題的是我們的心態，是對藝術的盲目崇拜和過度消費。我們唯一需要調整的是，清醒地認識到事物的邊界，想清楚你給藝術界帶來什么給社會帶來什么（而非個人利益置換），再來思考從中獲得什么。深度與程度決定了你藝術角度的營銷力度，若是不夠，不妨換個思路換個角度，不必硬上藝術價值。內心底線的堅守、對藝術邊界的理解——所折射出的——才是修養和具備理解藝術才能的體現，也是這個時代所或缺的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