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常有人將物價的不可承受問題歸結于總統們。況且特朗普也公開叫嚷美國經濟，政治動蕩，生活的可負擔性問題都歸咎于前任喬·拜登。那么，真實情況如何呢？

其實拜登和特朗普都做出了影響消費者開支的政策決策。例如特朗普政府實施的關稅擾亂了供應鏈，拜登政府在疫情復蘇之際采取的經濟刺激措施拉動消費。

當然，無論是民主黨總統還是共和黨總統，都不想在選民面前表現出在經濟或民生問題上顯得無力。因此，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責任推給某事或某人。拜登在他的任期內表示通貨膨脹是暫時的——因為疫情導致供應鏈問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能源成本上升。到了2025年，特朗普則直接將責任歸咎于拜登。他在內閣會議上表示“我繼承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而事實上，在特朗普今年就任時，拜登任期內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大多已經消失。拜登任期初期出現的9.1%的同比價格上漲，到2025年1月已降至3%。

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拜登任內的通脹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供應鏈和生產問題。由于疫情，人們囤積日用品，將開支轉向購買更多商品，導致全國港口出現瓶頸，從而引發短缺，推動通脹上升。而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在疫情期間向許多美國人發放1400美元的支票。這些讓選民開心的事情，同時也帶來通脹。根據美聯儲數據，當時低利率導致抵押貸款再融資激增，美國人將共約4300億美元的住房凈值轉換為手中的現金。較低的利率也使平均每月還款減少了220美元，同時增加了可支配消費資金。起源于2007年房市泡沫破裂，導致從喬治·W·布什時期開始房市衰退，從而造成了新建住房和公寓數量減少。直至目前，美國的住房供應短缺約在300萬至500萬套之間，因此全美的房價上漲貫穿了整個疫情期。

通貨膨脹并不僅僅是美國在疫情之后的經歷，也是全球性現象。很大因素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推高了能源價格，食品價格上漲。因為兩國都是主要的小麥出口國，也是生產化肥的原材料出口國。

在2022年6月，在俄烏戰爭剛開始不久，美國政府的主要通脹指標——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飆升至9.1%。同月，汽油價格創下每加侖5.02美元的歷史新高，比一年前上漲了62%。但是在當年底，汽油價格已經下降到每加侖3.19美元，在拜登離任時最終降至每加侖3.12美元。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確實對價格形成了上行壓力。但到目前為止，企業一直不愿將全部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部分原因是擔心終端價格上漲會導致特朗普施行新的政策，帶來的更大不確定性。

美國人大部分開支用于購買服務——比如住房、保險、消費債務利息和醫療保健，并不是生活必須用的商品，因此意味著關稅對美國通脹的影響并不大。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在最近的新聞發布上公開，美國年度通脹率實際上大約僅為2%。因此美聯儲不愿像特朗普所要求的那樣進行大幅降息。
布魯金斯學會哈欽斯財政與貨幣政策中心主任大衛·韋塞爾表示：“一般來說，總統對于經濟的影響，往往會受到過度的指責和贊揚。” 他說，“選民是不喜歡通貨膨脹的，因為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支出，哪怕是增加一美元。但特朗普公宣稱他能降低價格，這就讓區區2%的通漲，變成了罪魁禍首，導致選民們表現出了過度的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