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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曉飛

王羲之取代鐘繇成為書圣，其超卓的書法水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皇帝關于政治的考量也不可忽視，瑯琊王氏因為多種機緣成為南朝的文化圖騰，皇帝怎樣對待瑯琊王氏關系到自身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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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字，姿態(tài)雄健又飄逸

就像游龍矯健地跳過天門

或者像兇猛的老虎，在華美的宮殿里巡弋

要像珍愛人間至寶一樣珍愛他的書跡

子孫要代代相傳，像訓令一樣永遠牢記[作1]

這是梁武帝蕭衍在《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中對王右軍的評價。雖然鐘繇在他的心里仍然偉大，但顯而易見，南朝已經(jīng)是王右軍的時代。

由于王右軍的影響，書藝成了南朝躋身上流社會、獲得士族認可的一塊有力的敲門磚。

在《風流南朝：崇尚“書藝”的社會》一節(jié)提到，出身寒人的紀僧真之所以受到皇帝的寵信，主要原因在于超群的書跡模仿能力。

齊高帝蕭道成還是南朝宋的將軍時，他就是府上的掾?qū)伲挠^摩學習其書跡，幾能亂真。漸漸地，忙于征戰(zhàn)的蕭道成把一切書寫工作，皆委于紀僧真。而紀也成為蕭道成的“侍書”，專門模仿蕭道成的筆跡處理信件與公文。

如前所述，宋文帝想讓中書舍人徐爰結(jié)交高門名族，不只是因為他的政治身份，同樣因為他的文化才能，史載其“頗涉書傳”，對于書寫也有較高的造詣。

士庶之間的身份鴻溝雖然難以跨越，但是掌握了書藝這一士族的文化武器，許多寒人還是獲得了南朝各王朝的青睞，雖然仍未得到高門名族的認可，卻已經(jīng)藉此實現(xiàn)了階級越升。

結(jié)親皇室

王獻之從文化豪門到政治豪門

由于南朝的皇帝有意把自己塑造成有品位的文士，因此，寒人如果想獲得重用，必須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尤其是詩歌或書藝。

書跡崇拜的現(xiàn)象，大約在漢末就已經(jīng)存在，師宜官與梁鵠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而南朝的特征，是對“二王”書跡出現(xiàn)自上而下的集體性崇拜，舉國以“二王”書跡為寶，成為一個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

如何解釋這一現(xiàn)象？元代的郝經(jīng)在其《移諸生論書法書》中，大體對這一問題給出了有力的回答。一般的工具性書寫，比如行政文書的機械性書寫、為佛寺抄經(jīng)的摹寫，只是一種普通技能。

郝經(jīng)認為，只有把性情、品味、胸襟、氣度，都轉(zhuǎn)化成具有個人特點的書寫風格，人們從字跡中，能夠看出一個人的品格，這時候，才出現(xiàn)了值得稱道的書藝家，也才奠定了書學的基礎。[作2]

在他看來，書學的建立，先要有良好的社會基礎、有濃郁的文化氛圍、有不凡的文學修養(yǎng)、有對個人風格的不懈追求。

與后世對“二王”父子的評價略有不同，彼時大令王獻之率先得到狂熱追捧，后來才是“二王”共同占據(jù)王者地位。

大令王獻之的書藝之能，當然舉世公認，但他在晉末名聲超過乃父，其個人政治身份，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王大令早年娶郗愔的弟弟郗曇的女兒郗道茂，郗是他的表姐，親上做親，顯示王家和郗家對兩族的關系非常重視。

有關資料顯示，一個突然事件，改變了王、郗兩家的關系。

373年，東晉權(quán)臣桓溫去世，郗愔之子、桓溫最信任的謀士郗超的地位，也受到影響，而郗超正是王大令妻子的堂兄。

桓溫死前，沒有把權(quán)力交給自己的兒子，而是交給了弟弟桓沖。但其子桓濟娶了新安公主，官封駙馬都尉，有了皇家背景，又是桓溫的兒子，接替父親的權(quán)力更有合法性與合理性。因此，桓濟聯(lián)絡兄長桓熙與叔父桓秘，密謀殺死桓沖，事泄被執(zhí)，徙置長沙。

桓濟保住了命，皇家的臉面也要保，于是新安公主和桓濟離了婚。

新安公主離婚后，據(jù)傳看上了王大令，坊間傳言公主讓皇帝逼迫王大令離婚娶了她，根據(jù)東晉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瑯琊王氏與高平郗氏，都是東晉的高門大族，即便皇家也得罪不起。毀一樁婚，連帶著得罪王、郗兩家，這么愚蠢的事情，皇帝不會做，也不能做。

郗超黨附桓溫，郗家一時喧鬧如市。在桓溫死后，王家想通過離婚與郗家的關系疏遠一點兒，這種可能性并不存在。王右軍的妻子是郗超的姑姑，除非父子兩個一起離婚，否則難以斬斷姻親關系。

東晉政局復雜，各大家族的姻親關系都經(jīng)過慎重考慮，人們都知道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哪個大家族權(quán)勢暴起，哪個大家族門庭冷落，都是不可預料之事。如果驟娶驟離，會極大影響家族聲譽，失信于人，也就失去了再與其他大家族結(jié)盟的權(quán)利和機會。

王大令與表姐郗道茂離婚，主要原因應該是郗道茂不育。

據(jù)有關文獻記載，兩個人曾生有一女，幼即夭折，郗道茂其后再無所出。雖然王大令篤信道教，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在東晉也是不易之道。

考察魏晉離婚事例，無子離婚既容易又普遍。所以，無子因素，應當做離婚的首要原因來考量。

關于王大令與郗道茂離婚的時間，坊間所傳不一，有研究者認為，根據(jù)六朝人所著的《獻之別傳》，所寫時間為“咸寧年間”，即275至280年間，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故糾正為 “咸安年間”。

咸安年間為371年至372年，此時桓溫未逝，桓濟尚未起兵，所以同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只能大致劃定一個區(qū)間，基本上在374年至380年之間，最可能的時間是378年郗超去世之后。

郗超為一時豪杰，桓溫活著時，權(quán)勢熏天，連謝安對他都十分懼怕。桓溫去世后，郗超因母喪去職。此后雖然一直未仕，但其影響力還是有的。

王大令與郗道茂兩個人360年左右成婚，378年左右離婚，在一起生活了大約18年。

南朝宋人何法盛在《晉中興書》里，也關注到王大令離婚這件事，說其離婚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有可能是沽名釣譽，像黃子艾等人一樣通過離奇行為獲取名聲。“這也不怪乎他飲恨至死了。”

何法盛的其他猜測，確實是無稽之談。但王大令“飲恨至死”這件事，則史有其載。

天妒其才，早歸道山。386年，年僅42歲的王大令突然重病，家人請道士為其祈福消災，道士希望他能夠認識到自己一生所造成的過錯，問他有什么重要的悔事，他回答說：“其他事倒不覺得是錯誤，惟有與郗家離婚這件事。”

據(jù)傳，離婚后他寫下《思戀帖》、《奉對帖》、《姊性纏綿帖》等信札給郗道茂，并以“姊”相稱。

到了明代，好事的唐寅還專門畫了一幅《王獻之休郗道茂續(xù)娶新安公主圖》，影射其事。

新安公主，名司馬道福，是簡文帝司馬昱第三女，與王大令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可信資料非常少。

王大令與謝安友善，謝安執(zhí)政后邀其至幕府做長史，大約是經(jīng)謝安推薦，出任中書令。時間大約在380年至385年之間。與徐邈一起，在內(nèi)省掌管書奏案章，是皇帝的近臣。

王大令去世后，其族弟王珉接任中書令，因此，稱其為“大令”，稱王珉為“小令”。

384年，王大令與新安公主生下女兒王神愛。娶了公主，與皇室結(jié)親，對王大令的仕途是否加分，我們只能向好的一面猜測。

396年，在王大令去世10年之后，王神愛成為皇后，這肯定是王獻之沒有想到的。

婚姻政治

文化背后的復雜博弈

太傅郗鑒屯駐京口，派人去丞相王導家為女兒求婿。王導答允，對郗鑒說，自家子侄都住在東廂，你進去任選一個中意的。

這里面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王導與王右軍的父親王曠一家，可能居于一處，是一個未出五服不分家的大家族。二是只要有了父母之命，子侄們沒有人敢違抗。

結(jié)果，郗鑒選中了王右軍。

這次兩族聯(lián)姻，為王家?guī)砹司薮蟮暮锰帲鯇Ф啻卧庥稣挝C，都是郗鑒幫助化解。

郗鑒的兒子郗愔與王右軍關系非常好，人生趣味也彼此相投，與王右軍一起到處尋找可服用的藥石，修煉長生之術(shù)。

王右軍是王大令的父親，但如果王大令想稱其為姑父，也不是不可以。

王右軍娶了郗鑒的女兒，王大令娶了郗鑒的孫女郗道茂。簡化一下關系，就是王大令娶了媽媽的侄女，兩家親上加親。

王家與謝家也是姻親，王右軍的兒子王凝之娶了謝安的哥哥謝奕的女兒、因為才女身份后來被寫入《千字文》的謝道韞。

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兩大家族既是政治豪門，也是文化豪門。自東晉以迄，還是書藝豪門。

劉宋王朝代晉自立，急需得到政治豪門和文化豪門的支持，因此，瑯琊王氏仍然受到禮遇，與皇室通婚的頻率增加。孝武文穆王皇后和明恭王皇后，都出自瑯琊王氏。

瑯琊王氏與劉宋王室雙方通婚次數(shù)達到12次，7次是王家娶了皇室劉家的公主或諸王女。

在梁朝，包括武帝的妹妹和女兒有5人下嫁瑯琊王氏。另有兩位皇族之家蕭繹、蕭賾也與瑯琊王氏結(jié)為姻親關系。

娶到王、謝家女，是許多政治暴發(fā)戶的夢想，同時也是一個難以實現(xiàn)的夢想。

在梁朝深受戰(zhàn)亂困擾的時候，侯景提出要娶王謝之家的女兒為妻，梁武帝蕭衍說：王謝兩家，門戶高貴，都是不可高攀的名門望族，不會把女兒嫁給你，可以從朱家張家或者比他們名望小些的家族里面試試。[作3]

可以說，瑯琊王氏不但是政治豪門、文化豪門、書藝豪門，還是婚姻豪門，想攀上這門親，著實不易。

為了強化與其他政治豪門和文化豪門之間的關系，瑯琊王氏在南朝始終很好地運用婚姻這個武器，不斷與其他世家大族通過婚姻建立紐帶，彼此之間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使瑯琊王氏的影響力，在南朝長盛不衰。

羊欣所著《古來能書人名錄》，東晉入榜的書家有27人，11個是瑯琊王氏。其中有王廙、王導、王恬、王洽、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

而宋代的《淳化閣帖》，所錄瑯琊王氏則擴展為15人，增加了王凝之、王渙之、王操之，以及王珣、王遂、王邵、王敦，換掉了王玄之、王淳之、王允之。

唐代的王方慶向武則天進獻書法真跡時，提到家族善書者，舉賢不避親，所列名單已經(jīng)達到了18人。

南朝梁武帝對《神滅論》發(fā)起討論時，瑯琊王氏的大批人員受命加入論戰(zhàn)，分別是王融、王瑩、王志、王揖、王泰、王緝、王柬、王彬、王緘、王筠。顯示他們不但受皇帝信任，更因為兼具文化豪門身份，由他們代表皇家立場，甚至比皇家本身更能取信于人。

單純以書跡論英雄，以為王右軍壓倒鐘繇成為此后的“書圣”，完全歸因于其書藝方面的成就，未免過于單薄。

如果南朝皇帝想樹立南方人的文化英雄，那么沒有誰比兼具政治豪門、婚姻豪門與文化豪門、書藝豪門于一身，出身于世家大族瑯琊王氏的“二王”父子更合適了。

[作1]

《歷代書法名家書論賞讀》15頁，《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梁武帝蕭衍

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

2020年1月

原文：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

[作2]

（元）郝經(jīng) 《移諸生論書法書》

原文：“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

[作3]

（《梁書· 侯景傳》）

本文節(jié)選自孫曉飛老師的新書《書寫中國：從書跡流變溯源中華文明史》，已或出版社授權(quán)獨家首發(fā)。這是一本從書法角度書寫的中國史，注重書法與政治的關聯(lián)，已經(jīng)政治演變中隱而不顯的書法史的線索，很是新穎，向大家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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